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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人物
 
回忆母亲陈学昭在杭州的日子
来源:陈亚男  作者:  日期:2010-11-04

1953年11月,在曹湘渠同志的热心帮助下,母亲陈学昭在杭州赤山埠法相巷28号安了家。第二年秋天,我终于能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了。

1957年全国掀起整风反右斗争,母亲在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向来伏案执笔写作的母亲不再坐在写字桌前,只是默默地一人闷坐在卧室里,两眼望着窗档门楣,死?还是活?在她头脑中激烈斗争着,终于母亲选择了活下去,接受党的考验。她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已经成了废物,活着只是白白地消耗国家和人民的粮食,已经成了党的渣滓。……如今,究竟是活着呢,还是死了的好?!不禁想到两次到延安和入党的经过。我并不是有意犯错误,即使开除了党籍,我还是要跟党走到底!全国人民中,党员是少数,绝大多数是群众,群众跟着党走,依靠各种劳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那么我还应该从劳动中来考验自己,从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以后的事实证明母亲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1960年5月,母亲被安置在杭州大学图书馆工作,直到1979年改正后,调离该校。

1962年春节,母亲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心情振奋。为了争取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也为了重新回到文艺队伍中去,她注意搞好与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想到应该让同志们多了解自己。从原来的省文联党委书记叶克同志那里,她得知新上任的省文联党委书记方令孺同志是个能够接近的人,母亲决定去看望方令孺。这年暮春的一个星期日,天气晴朗,我随母亲乘公交车到了灵隐,在“天外天”吃过午饭,两人便走过白乐桥找到方家,方令孺同志正好午休起来。方令孺长我母亲九岁,母亲让我称她“大大”,她欣然接受了。第一次见面,母亲对“大大”说:“我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了,你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有学识,书教得好,受到学生们的爱戴。”

“大大”说:“我不过是个老师,你是真正的学者。”

母亲说:“哪里,我是戴罪之人。”又说:“早年我待在国外,接触到的大多是外国的书,对国内的不够了解,回来后只想多看点国内的东西……。”

“大大”说:“我在学校里教书,看了一些书。在上海我与大家的关系不错,让我到杭州,最初我真舍不得离开学校。……不过既然来了,能认识你,也是高兴的。”

这末尾一句话,我听了暗暗吃惊。那时母亲的政治地位根本不能与方令孺相比,可是方的言谈举止丝毫没有怠慢轻视的表示。两人相互谦让,相互尊重,毫不矫揉做作。遗憾[SITESERVER_PAGE]

的是,两人之间的友谊没有留下片言只字,更不用说照片这类可以用来作为念想的物件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27号这天,母亲第一次被抄家,被挂牌游斗。那天游斗回来,住在我们楼下的几个女中学生,忽然跳出来,手拿剪刀,要揪住我母亲,想把她的头发剪成“阴阳头”。面对身体比自己高出大半个头的中学生,母亲没有畏惧,勇敢地转身跑开去,那几人紧追其后。母亲一路跑一路大声斥责:“这是变相的肉刑,就不许你们剪!共产党没有叫你们这样做!”她一直跑到东校门,在看门的大伯大妈保护下,母亲硬是没让那几个“红小兵”剪掉头发。当母亲详细地跟我讲述这件事时,她的脸因气愤而发红,“这是歪曲党进行这场运动的目的。”她激动地说。在母亲的回忆录中写着:“我很久想不通,剪头发,示众,罚跪,这是封建社会流行的传统,实在不能理解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封建传统到了这样的地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杭大图书馆“造反派”把她与当年曾为国民党反动派效过劳的人关押在一起,写所谓的“交代”。对这件事,母亲心里很有抵触,她想不通。让她想不通的事一桩接一桩,一些亲朋好友相继亡故。母亲的好友、杭大数学系教授徐瑞云同志被逼自杀身亡,被划为“右派”的杭大医生张剑南的夫人自杀离开人世,母亲对此悲痛万分。一天,她对我说“为什么要这样搞运动,我弄不懂,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也想不通,我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她忽然大睁着双眼说:“我不死,我一定要看下去!”那时母亲常会回忆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情景:“延安审干后来搞过了头,一时间“特务”满天飞,有人送条子揭发别人是特务,有人自己跑到台上说自己是特务。给我的感觉,好像说自己是特务是件光荣的事,而当特务并不可耻似的。也有人觉得冤枉不承认,也有人想不通而自杀的。当时我想不通,延安有这么多的特务,延安的抗战工作怎么会搞得这么好?不久事情发生变化了,加以澄清,毛主席摘下帽子,这样——”说到这里,母亲举起右手,五指并拢至头上,头一会朝前,一会朝左,一会朝右,做着敬礼鞠躬的姿势。“毛主席向大家一一致歉,大家又非常高兴了。”

经历了延安整风审干运动,母亲锻炼得更加坚强,政治嗅觉更加敏锐,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她能始终坚持下来,等到了党拨乱反正的那一天。我清晰地记得,当“四人帮”已被粉碎,而母亲的政治问题尚未正式解决时,她曾对我说:“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得逞,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母女的。你想,我是延安出来的人,在延安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锻炼,他们能放过我吗?你是我的女儿,一个接受了共产党教育的人的女儿,能放得过吗?”

1979年3月28日,母亲的政治问题终于给予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原职,开始过党组织生活。那天,[SITESERVER_PAGE]

母亲参加了被间隔22年后的第一次党组织活动。因她遇车祸不久,腿伤疼痛难行,我扶她到校图书馆。走在路上,母亲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感叹道:“唉,我已经22年没有过党组织生活了,想起来真可怕……这么说来,还要交党费的啰。应该从什么时候交起呢?”母亲朝我看了一眼,从她的眼光里,我看出她心里早已有了决定。不久,她就补交了从1957年后共22年的党费。她的这一举动,让我钦佩,存在母亲心里的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忠诚。

1983年8月19日,薛家柱老师到龙游路我家,告诉我们,有两位日本的女大学生木崎翠和堤礼子因热爱中国文学,自费赴中国学习考察。到杭州后,很想与我母亲会会面,母亲欣然答允。薛老师说,会面地点是否就定在我们家里。母亲考虑后,觉得自家居室狭小,有碍观瞻,还是她到两位日本女大学生的旅居处为好。薛老师感到为难,他觉得我母亲年事已高行走不便,还是让两位客人来家访为好。母亲则坚持她的想法。后来她对我说:“我只是觉得不能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第二天我陪母亲一起去两位客人旅居处华侨饭店。母亲与客人高兴地交谈,还留下两张珍贵的照片。过了一年,我们即搬出龙游路。

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各方面都走上了正常轨道。1979年,陈云、于若木夫妇到杭州治病休养。4月初,他们从《浙江日报》上看到有关我母亲被平反的消息,便托人打听我母亲的住处。4月中旬,于若木妈妈偕她的大女儿来看望我母亲。后来每年到杭州,于妈妈必定与我们相见叙谈。1985年5月9日,陈云伯伯为我母亲题一帧条幅: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母亲盯着条幅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深有感慨地说:“老首长题的这几句诗对我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如果当年我真的去寻死了,到如今我是怎么一个人,不是就说不清楚了吗?还是老首长了解我。”

于若木妈妈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母亲的饮食起居、疾病医疗,还有精神思想状况。每次到杭州,常接母亲和我到她的住处就餐,用她的有关营养学方面的知识为我母亲添加营养。我母亲感激她的深情,对她说:“在延安,我深受老首长的帮助和关心,如今我是一部旧车子,老车子,每年你又在物质上精神上给我加油,给我鼓励。”这些肺腑之言,在一旁的我听了很受感动,感受到老一辈革命者之间真诚的友谊。

1987年4月4日,《钱江晚报》“心声”栏目记载下了母亲在记者面前用答问的方式说出她的心声:

我最喜欢的格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我最反感的格言:谣言的重复,即是真理。

我最珍视的品质:诚实。

我最蔑视的品行:说谎,欺骗。

我最喜欢这样的朋友:谦逊、真诚。

我愿意保持的形象:坚强。

我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

回顾母亲85年的人生,在杭州生活42个年头,这42个年头中,22年是在屈辱中生活,在考验中求生存,如此看来,母亲的心声中,最后一个“最大的遗憾:不被理解”,成为母亲一生中的“心结”,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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