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上文） 三、戴进的北京岁月 宣德三年，四十一岁的戴进来到北京，成为宫廷画家。如果说永乐时期浙派画风已经在宫廷绘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戴进的到来则使浙派绘画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真正取得了在明代画坛的主导地位。 来到北京，戴进虽然已不再是在南京时那个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画家，却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就其个人在画院的发展而言，这个时候进入画院多少显得有些姗姗来迟了。在北京的十余年间，戴进虽然获得了京城士大夫们的广泛称赞，但他的影响主要是在宫廷之外，在画院内戴进的地位却始终不高，并未获得一官半职，表明他并未得到明宣宗或明英宗的特别青睐，如果此时比较欣赏宋人院体及青绿山水的明成祖或明仁宗仍然在位，戴进应该更有机会得到君主的赏识。 戴进未能获得明宣宗的特别青睐，和宣宗本人的绘画欣赏趣味有一定关系。与明成祖和明仁宗不同，明宣宗较欣赏的宫廷画家如谢环、孙龙、郑时敏等，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文人气质的画家。其中谢环出身于永嘉世家，能诗善文，孙龙是忠愍侯之后，无疑也是自幼受到良好教育，郑时敏为监察御史郑克敬之子，亦能诗。从有作品存世的前两者看，也具有文人气息，谢环在绘画上主要宗法“荆关、二米”，孙龙则以没骨花鸟闻名（图4）。宣宗本人的花鸟画受到孙龙的影响（图5），他的人物画也带有文人画的气息（图6）。相较而言，画院中非文人出身的职业画家则很少有受到宣宗优宠的。以青绿山水闻名的郭纯是明成祖最喜欢的画家，作画稍慢，宣宗便以死相威胁。[①]擅长院体花鸟的边景昭则以“受贿”的名义遭到宣宗削职为民的处分。[②]擅长人物、鞍马的商喜、韩秀实均因作画不称旨遭罚役。[③]职业画家家庭出身的戴进，主要师法宋人院体，不擅长诗文，他未受到宣宗的特殊看重也在情理之中。之后的英宗幼年即位，未及成年，戴进就已归乡。 戴进画艺高超，在画坛享有巨大声誉，但他在画院中却地位不高，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当戴进去世后，有关他在画院的经历出现了各种传说，如说他受到宣宗黜落，又受到画院众人的排挤，境遇不佳，乃至说他在京期间生活潦倒，甚至“每向诸画士乞米充口”。[④]到嘉靖以后，各种明清笔记、画史乃至地方志中出现了一个被频繁提及的仁智殿呈画的故事，说因其画了穿红袍的渔夫而被谢环进谗言，受到宣宗黜落。如记载此事相对较早的陆深《俨山外集》载： 本朝画手当以钱唐戴文进为第一，宣庙喜绘事，御制天纵，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鋭、李在皆有名，文进入京，众工妬之。一日在仁智殿呈画，文进以得意之笔上进第一幅是《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垂钩于水次。画家惟红色最难者，文进独得古法入妙。宣庙阅之，廷循从旁奏曰：“此画甚好，但恨鄙野尔。”宣庙扣之，乃曰：“大红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钓鱼，甚失大体。”宣庙颔之，遂挥去其余幅不视，故文进在京师颇窘迫。[⑤]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版本众多，郎瑛在给戴进作传时大概也是吸收了其中另一个版本的情节，其《戴进传》谓： 镇守福太监进画四幅，并荐先生于宣庙，戴尚未引见也，宣庙召画院天台谢廷循平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景，谢又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⑥] 上述种种传说故事大多晚出，并不可靠，不过从戴进始终未有任何官职来看，他未得到明宣宗的特别欣赏应是事实，在画院受到一些人的妒忌排挤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其墓志中提到他“为艺所忌”。[⑦]大概因为谢环最受宣宗恩宠，故后来传说故事就将妒忌戴进的画家附会为谢环。 需要指出的是，戴进虽然未被授官，但也不能就此认为他在画院中境遇不佳，甚至遭到宣宗黜落。从明代画院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画家人数众多，能够得授官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非来自军官家庭，一般来自民间的普通画家要得授官职并不容易。比如永乐画院最受成祖喜爱的画家郭纯，入宫后十年始终未有任何官职，直到明成祖偶然看到其作品后十分欣赏，接见他时又应对得体，方才授予其正九品的营缮所丞一职。来自福建的边景昭，画艺非凡，除了创作外还负责鉴定内府收藏的名画，但他入宫后二十年未有官职，直到仁宗即位后才授予其从九品的武英殿待诏。谢环是宣宗最欣赏的画家，他自永乐初入宫，在永乐、洪熙两朝亦整整二十年未有官职，直到宣宗朝得宠才得授锦衣卫官职。擅长道释人物的张靖，宣德时应已在画院，也是二十余年无官职，景泰七年（1456）才初次授予其官职。[⑧] 相比这些历经二十年才获得官职的画家，还有许多画家在宫中服务数十年却始终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如永乐时入宫的李在和范暹，二人都是明代较知名的宫廷画家，直到成化初年尚在世，但二人始终未得到任何官职。从上述情况看，戴进在画院十余年未被授官并不是什么特殊情况，而是多数画家的常态，他只是未能像谢环那样受到皇帝的特殊恩遇。我们从戴进在京期间与馆阁名公往来密切，众多名公巨卿或为其写诗撰文，或作画相赠来看，关于戴进在京城期间因受排挤而遭黜落，乃至沦落到乞米为生，甚至需要夤夜逃归的种种故事，应出于后世的附会。 虽然在画院中地位不高，但十余年的宫廷画家经历对戴进本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进一步锤炼了画艺，更通过与士大夫的交游，扩大了影响，使其终成享誉海内的一代大家。 宣德、正统间，京城中绘画高手云集、名家辈出，知名的宫廷画家有边景昭、郭纯、徐英、谢环、韩秀实、商喜、李在、范暹、沈遇、殷善等，戴进与他们同在画院，彼此应有艺术上的交流和切磋。在画院之外，士大夫中的绘画名家如夏昶、马轼、朱孔暘、黄希穀、王谦、黄养正、张益、卫靖等人亦与戴进互有交往酬酢，这种相互间的交流借鉴也使戴进自身的画艺不断提升。 在京城的绘画名家中，戴进和夏昶相知最深。夏昶字仲昭，昆山人，他与戴进同龄，永乐十三年（1415）中进士。夏昶被称作是明初画竹第一人，他画竹师法明初另一画竹名家王绂。作为戴进的好友，夏昶不仅为戴进画过《雪竹山房图》，还和黄养正一起为戴进画过《湘江雨意图》，[⑨]并为戴进画过十余米长的《湘江风雨竹卷》，堪称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倪谦在卷后题跋中就指出：“仲昭曲尽其能以示之，以文进为巨眼也。”[⑩] 翰林修撰张益为《湘江雨意图》作序，他也喜爱戴进之画，曾为戴进的《城南茅屋图》题诗。[11]张益本人擅画松竹，并著有《画法》一书。[12] 戴进还和画梅名家王谦合绘过梅花人物，王画梅，戴画人物。[13]王谦字牧之，号冰壶道人，杭州人，他与同时期的绍兴人陈录、瑞安人孙隆均以画梅闻名，都学王冕。王谦为礼部儒士，后受聘为隆平侯张信的家庭教师，宣德、正统时亦活动于北京。他和戴进既是杭州同乡，又都擅画，除了戴进，他还和夏昶合作过《梅竹二雅图》，三人彼此相识，在画艺上肯定有过交流。王谦也是明初值得关注的杭州画家，但我们关于他的情况所知甚少，他属于文人画家，除了墨梅外（图7），亦不清楚是否擅长其他画科。虽然画墨梅的名家可上溯至宋代的杨无咎、徐禹功，但王谦和陈录明显更多地受到元人王冕的影响，故通常不把二人视为浙派画家。 瑞安人黄养正、孙隆也和戴进交好，黄养正名蒙，擅画梅花，他曾和夏昶一起为戴进画雨竹数幅。黄养正永乐中以书法召为中书舍人，后官至太常寺少卿，黄氏书画皆佳，其山水则师法黄公望。孙隆字从吉，时为兵部主事，后出为新安知府。孙隆亦擅画梅，他为戴进画过《推蓬春意图》二卷。[14] 永嘉人谢环虽然在嘉靖以后的传说中被认为是妒忌戴进才能的人，但恐属不实之词。他与戴进是浙江同乡，并有众多共同的朋友，谢环流传至今的少量诗文中就有为戴进《松石轩图》所题的两首七绝。 上述诸人都是文人出身的画家，在画院的众多职业画家中肯定有不少也和戴进有交往的，如石锐、赵廉、郭纯、商喜等，他们与戴进都是浙江同乡，只是职业画家多不擅长诗文，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的细节。 除了与众多画家的交流，进入画院也使戴进有机会接触宫中所藏历代名迹，从中汲取前人所长，这些都使他的画艺得到进一步的磨炼和提高。戴进绘画受到南宋画院马远、夏圭、刘松年等人的影响很深，王世贞谓戴进“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15]这与其生活在南宋故都杭州，幼年学画时便受到以马、夏为代表的南宋画院传统的熏陶有关。至北京后，使他能更广泛接触宋元诸家的作品，特别是考虑到明宣宗以及士大夫阶层的绘画好尚，会使他更注意对宋元文人画家的学习，尤其是为元代文人画家所推重的董巨、二米传统。屠隆称许戴进“临摹宋人名画，得其三昧，种种逼真，效黄子久、王叔明画，较胜二家。”[16]李开先《中麓画品》更明确指出戴进原出于马远、夏圭、李唐、董源、范宽、米芾、关仝、赵伯驹、刘松年、盛懋、赵孟頫、黄公望、高克恭。[17]可见他广泛学习前辈名家。戴进的存世作品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山水画中《仿燕文贵山水》（图8，上海博物馆藏）是体现他学习米芾、高克恭水墨云山的作品，董其昌在题跋中肯定此画“淡荡清空”，与其本色画不同。《归舟图》（苏州博物馆藏）、《松岩萧寺图》（图9，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长松五鹿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则较多地吸收元末文人画的一些笔墨特点，颇具文人画意境，从中亦可见其对盛懋、黄公望等元末大家笔墨风格的借鉴与化用。元代画家中他尤其注意黄公望，曾临仿过黄公望的《千山积雪图》，[18]并以黄氏笔法作了《溪山清隐图》。[19] 在京期间，通过对宋元名家及同时期画坛名手的系统学习和借鉴，使戴进的绘画既具备职业画家技巧高超娴熟、功底扎实的特点，又不乏文人画家所强调的清雅脱俗、意趣高远的风范，做到了“行而兼利”，其绘画艺术也臻于完全成熟，不仅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佳，更在融汇诸家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形成雄峻高爽、苍郁浑厚、古雅不群的特点。 戴进之所以能对浙派的兴起作出重大贡献，除了他本身高超的绘画技艺外，也与他获得了文人士大夫群体的高度赞誉和推崇密不可分。在京期间他交游广泛，特别是与京城的文人士大夫群体来往密切，黄淮称其“多从儒者游”，并非虚誉。简单梳理戴进在北京期间与之有来往士人，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惊人的名单，包括黄淮（少保、武英殿大学生）、杨士奇（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杨荣（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杨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直（翰林院侍读学士、少詹事、礼部侍郎、吏部尚书）、蒋骥（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严恭（监察御史）、魏骥（吏部考功员外郎、吏部左侍郎）、黄养正（礼部郎中、太常少卿）、夏昶（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卿）、马愉（宣德二年状元、翰林院侍讲学士、正统五年入阁）、张益（翰林修撰、翰林院侍讲学士、正统十四年入阁）、王英（少詹事、礼部侍郎）、孙隆（兵部主事）、倪谦（正统四年进士、翰林编修）、章珪（监察御史）、程南云（中书舍人、南京太常卿）、吴余庆（中书舍人、通政司左参议）、卫靖（中书舍人、礼部主事）、刘溥（景泰十才子之一、太医院吏目）等众多士大夫名流。 明初社会的封建等级制度还比较森严，作为一个工匠家庭出身，并无任何官职的职业画家，能与京城中上层士人集团保持如此密切的联系实属罕见。明代前期的宫廷画家中大概只有永乐、洪熙时的郭纯以及宣德时谢环差可与之相比，但郭纯和谢环都属于皇帝身旁的亲近侍臣，郭纯深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青睐，洪熙时官至地位清要的阁门使，与馆阁名公可称是同僚。谢环出身世家，本就属于文人，又深受宣宗喜爱，官至锦衣卫指挥佥事。相比之下，戴进则既无官职，也未得到皇帝的特殊优宠，他能得到满朝名公的激赏，主要依靠出众的画艺与良好的操守。此外，与戴进有同乡之谊的在京杭籍、浙籍士人应也起到了不少作用，他们也是戴进在京友人圈的核心。作为同乡，他们更早听闻戴进之名，也更愿意为其提供支持。如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杭州人蒋骥，对初到京城的戴进就起到很大帮助。戴进在家乡的书房名为“竹雪”，到北京后仍将京城寓所的书房命名为“竹雪”，一时名公巨卿纷纷为戴进的竹雪书（山）房作诗、撰文或绘画，这其中蒋骥出力甚多，他专门修书给远在温州的黄淮，请其为戴进撰文。可惜的是蒋骥本人的诗文集没有留传下来，他集中应有不少与戴进相关的诗文。尹吉南甚至认为有可能是蒋骥推荐了戴进进入宫廷。[20]另外与戴进有交往的严恭、倪谦都是杭州人，倪谦是戴进晚辈，正统中方中进士，严恭则是永乐进士，时任监察御史，后升贵州参政，戴进特作《梅边读易图》送别。[21]萧山人魏骥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亦与戴进交好，吏部尚书王直曾将寄给戴进的诗抄寄给后来赴南京任职的魏骥，魏骥亦步韵和诗。[22] 高级官员中，正统八年（1443）后长期担任吏部尚书的王直与戴进交往最深，他还为戴进的肖像作赞，戴进返回家乡后，他仍与戴进保持联系，不时寄诗相赠。一次王直写诗寄给戴进索画，并在诗序中提到其中一联相隔十年方成。此事还遭到著名诗人，同样也是戴进好友的仁和县教谕聂大年的嘲讽，称王直爱戴进之画十年不忘，如以此心待天下贤士就不会有遗才了。[23]但聂大年自己却因其子要回乡而向戴进求画，称“籍此以壮行色”。[24]众多名公士夫的推许使戴进的声望得到极大的提升，黄养正称戴进在京期间“名重一时”。[25]士大夫群体的交口称赞使戴进的画风盛行一时，从学者众多，进一步扩大了浙派绘画的影响，真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绘画流派。 四、戴进对浙派绘画崛起的重要贡献 正统中叶以后，戴进返回家乡杭州，但他仍与朝中名公保持着密切联系，至其晚年声誉愈著，当时著名的文人和书画家杜琼称“求画者得其一笔者如金贝”。[26]从其弟子夏葵天顺四年（1460）被明英宗召入宫看，英宗复辟后很可能有意再次召戴进入宫，只是此时的戴进年事已高，两年后便去世了。 戴进因其在绘画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和重要影响，常被视为明代浙派绘画的开创者。但仅将戴进一人视作浙派绘画的开创者存在不妥之处，无法涵盖相当一部分今天被归入浙派的画家。他们同样受到宋代绘画的影响，但本身并不一定是戴进的弟子或传人，有的与戴进同时，有的甚至还略早于戴进。所以，将戴进视为浙派绘画的主要缔造者以及浙派绘画前期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更为妥当，这不仅无损于戴进在明代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反能使我们更清楚和正确地认识戴进对明初浙派绘画崛起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首先，戴进进一步扩大了浙派绘画的影响，为浙派绘画占据明代画坛的主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戴进宣德初年进入画院之前，由于明成祖的推崇，经过郭纯、边景昭、商喜、韩秀实、石锐等众多画家的努力，浙派风格已经成为画院的主导力量，但浙派绘画仍然缺乏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领袖人物，随着戴进的到来，以其杰出的绘画艺术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推崇，从而使浙派绘画继受到社会中下层的平民以及社会顶端的宫廷贵族的青睐后，更大大增强了在社会中上层精英群体——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的影响力，为士大夫阶层所普遍接受和欣赏，推动了浙派绘画实现了完全的崛起，成为整个明初画坛的主导力量。 其次，戴进提升和丰富了浙派绘画的内涵，使之完全趋于成熟。戴进广学宋元大家和当代名家，其作品吸收了元代及明初文人画的许多优点，使明代浙派绘画不再是宋人院体画风的简单重复，而体现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文人画“不求形似”的绘画理念，润泽雅淡的笔墨格调，更加简洁而带书法性的用笔等也多被戴进以后的浙派画家所吸收和采纳。戴进晚年一部分用笔更为苍劲放逸的作品对浙派绘画的演变尤其具有重要的影响，浙派后期日趋豪放写意的趋势与此密切相关。 最后，戴进对明代乃至中国绘画的影响至为深远。明代中叶，吴门绘画崛起，但吴门大家仍然受到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绘画的影响。沈周是吴门四家之首，也是广学众家的集大成者，他也把戴进作为师法的对象之一，创作过临仿戴进的作品（图10）。唐寅、仇英更与浙派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二人的师傅周臣实际上也曾经师法戴进，[27]故唐、仇虽是吴门名家，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浙派的分支。戴进本身的弟子、从学者众多，包括其子戴泉，女戴氏，婿王世祥，弟子夏芷、夏葵、方钺、仲昂，均为杭州画家，另外其传派后学有叶澄、汪质、丁锡、宋臣、陈景初等，通过这些弟子传人，使浙派在明代画坛的影响得以长期维持。即使在董其昌“南北宗论”提出以后，虽然导致大量浙派绘画作品遭到改款或抹去名款以冒充宋画，但这些以“宋画”的面目出现的浙派绘画，在清代却被广泛收藏、赏鉴、临摹、学习，浙派绘画通过这一独特的方式对清代绘画产生了影响，为清代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完） 作者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讲师
[①]明·张弼：《张东海先生集·诗集》卷二《郭文通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39册，第398页。 [②]《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三，宣德元年十二月辛巳。 [③]《明宣宗实录》卷六十六，宣德五年五月丙午。 [④]明·李开先：《中麓画品》后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65册，第74页。 [⑤]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五，《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3册，第331页。 [⑥]《七修类稿》续稿卷六，第605页。 [⑦]《七修类稿》续稿卷六，第606页。 [⑧]《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七，景泰七年六月庚子。 [⑨]《介庵集》卷十一《湘江雨意图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册，第89页。 [⑩]明·倪谦：《倪文僖集》补遗卷，《丛书集成续编》第140册，第413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 [11]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四，第2055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12]明·姜绍书：《无声诗史》卷一，第12页，《画史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13]《无声诗史》卷一，第16页。 [14]清·方濬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第24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15]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第578页。 [16]明·屠隆：《考盘余事》卷二，第240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17]明·李开先：《中麓画品》第915页，《中国书画全书》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18]明·田艺蘅：《香宇集·续集》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186页。 [19]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288页。 [20]尹吉南：《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 [21]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五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9册，第447页、 [22]明·魏骥：《南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册，第444页。 [23]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427册，第407页。 [24]戴进《灵谷春云图》后所附聂大年书札，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25]《梦园书画录》卷八《明黄希谷题乔松郁翠图长卷》，《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第241页。 [26]明·杜琼：《杜东原集》，《题沈氏画》。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东原集》中未见，转引自单国强《戴进生平事迹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 [27]明·孙一元：《太白山人漫稿》卷三《周舜卿山水图歌》：“周生初学盛子昭，画手相传心独劳。后来却拟戴文进，落笔开缣分秋毫。”《明别集丛刊》第二辑，第21册，第54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