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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南士大夫的致仕生涯——以顾文彬为中心(四)
来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作者:范金民  日期:2021-01-21

(四)同人雅集,赋诗填词

如前所述,顾文彬最擅填词,老友吴云称颂他的诗作风格苍老、嗣响唐音,具有一种清隽之气,只有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可与抗席。顾文彬日常酬酢之际,不忘老本行,常有诗词问世。他频频外出聚饮酬唱、赏景品花,即席口占诗词联语,不待假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顾与吴云、潘曾玮等赴张菊垞之招饮,席间顾唤双凤侑酒,张之万戏赠双凤一联,顾嫌联语俗气,改易五字为“双手弹筝春十笋,凤头蹴鞠月初钩”,似比原作更有韵味。三年七月初五日,顾自咏怡园秋色:“纷红骤绿满阶除,秋色斓斑画不如。野趣别饶蜂蝶外,芳时转胜燕莺初。珊瑚宝树疑金谷,松柏浓阴仰草庐。似与晚露斗颜色,沿堤愤蓼共蒲流。”同月十三日,作词一阕谓:“小风吹水碧生鳞,见惯文鱼不避人。藕花深处,藓磴坐垂伦。饲鹤储粮餐竹实,调鹦舒爪剥瓜仁。呼童剪柳,让出石嶙峋。”笔触细腻,道尽怡园悠闲生活。十八日,为张之万画册题识,末四句谓:“晚寓名园暂乞身,早施德政泽吴民。即论范水模山客,我亦攀辕卧辙人。”对曾任江苏巡抚张之万的评价,极为肯綮,而又表明了其本人的心迹,相当蕴藉。

顾文彬退官居家诗词之作,自然以咏怡园者最为丰夥。到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所填《望江南·词咏怡园各景》,即达千余首。顾颇为自得,即请潘遵祁点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顾再加删正,决定去取,保存674阕,删去400余阕。后又手自誊正,至二月初一日,定为644阕,共计10008字。顾承是顾家收藏事业的最合适传人,但早于其父顾文彬6年多病逝。文彬极为悲伤,于光绪八年赋诗《哭三子承诗四十首》,表彰顾承赏鉴书画、砌造怡园的才情。如第十八首谓:“凭空结构此园林,世俗尘无一点侵。别写胸中丘壑趣,萧疏如画淡如琴。”该诗通过描摹怡园的雅致,将顾承于造园方面所臻的境界非常清新地表达了出来。

惟敬惟恭:热心地方公益

“惟桑与梓,当恭谨止”,作为士林之望和文化人士,顾文彬一直关心桑梓事务。咸丰十一年十月,就曾与内阁学士庞钟璐、中允冯桂芬、道员潘曾玮等联名致书曾国藩,请求援师,协同收复苏州城。现在致仕在家,安享晚年优裕生活之时,顾文彬于诗酒酬唱的同时,仍然留心地方事务,热心公益,或亲力亲为,或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发挥出重要作用。

(一)为华北“丁戊奇荒”劝赈 

光绪二年至五年,华北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十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发生特大旱灾,六年直隶等地水灾,史称“丁戊奇荒”。灾荒暴发时,华北赤地千里,饿莩遍地,死亡近千万人。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物捐银,数量最巨。在此社会救助中,顾文彬等苏州缙绅出了大力。苏州缙绅先是设立归善局,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而后是千方百计多方募捐。三年四月二十日上午,顾文彬往晤李鸿裔,募集归善局捐,每月两元。下午往晤沈秉成,也写捐两元。十月初五日,潘曾玮、盛康二人在接到布政司、按察司照会后,来与顾商谈山西劝赈捐事,三人约定初七日到潘曾玮家面议。是日,三人同吴子和、冯培之一起商谈,而后顾又与盛康一起往见布政使恩锡,讨论如何承办捐事。十九日,“在城隍庙设局劝赈捐”。二十三、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日,一连4次到局,处理捐赈事务。十一月十九日,往晤程卧云,“劝其捐赈,不允”。十二月初二日,知府谭钧培(即日记中谭曙初——引者)来询收捐事。二十五日,往晤知府,“投递公呈,交清山西赈捐”,附郭三县除晋商商号外共捐银14000余两。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冯培之拟复捐赈照会稿,正好知府来谈此事,即以复稿示之”。七月二十二日,为河南省捐赈事,苏州缙绅呈递房捐公呈于巡抚,顾文彬领衔,冯培之主稿,“绅士列名者千余人”。七月二十八日,顾往晤布政使勒方锜,谈房捐之事。六年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因水灾行文江苏劝捐,正好汪堃与程卧云之侄汪朗甫合伙图诈败露,案悬年余未结,吴谊卿和潘遵祁劝程卧云捐款万金以了案,程接受,护理巡抚谭钧培主持其事,“严饬长令吴春舫即日了结,卧云得以摘释”。三月十六日,在潘伟如的母亲开吊仪式上,谭钧培又谈及直省赈捐,意欲在程卧云已捐万金之外续捐,顾“答以且与众绅商之”。顾文彬自始至终主持捐赈事务。

关于此次“丁戊奇荒”的江南捐助活动,既有研究只颂扬苏州善士谢家福等人奔走于家乡与灾地作出的突出贡献。由《过云楼日记》可知,居乡的顾文彬等人实是苏州地方捐助的发起人,此点不可不提。

(二)苏州当地赈济救难

华北“丁戊奇荒”之先,苏州地方实际上已滞留着大批来自各地的难民,急需救助。光绪二年九月二十六日,“首府三县约午后请诸绅士往元妙观方丈议留难民事”。十月初二日,潘伟如与盛康之子盛宣怀往见巡抚吴元炳,盛说上海道冯竹儒募捐上海殷商银五万两,预备赈济福建饥民,两江总督沈葆桢认为此非本省之事,何必苦累商人,因而拒而不收捐款。盛主张何不以此款赈济本省饥民,获巡抚同意。盛又言上海招商局及沙船运米往天津,每担扣水脚钱30文,统计有数万串之多,也可提用赈济,巡抚又以为然。盛等又拟在七濠口设厂赈济未渡江之饥民,在江阴设厂赈济已渡江之饥民,巡抚均以为然。次日,顾文彬往晤潘伟如,了解到此详情,有了底气,随即往晤知府李铭皖,转告筹赈情形。揣度前后情节,顾文彬实是当时地方难民救助的领袖人物。

(三)主持育婴堂事

苏州是人文重地,社会慈善事业一向较为发达,育婴堂设施尤称完备,育婴事业较有成效。苏州育婴堂原在玄妙观内,创建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苏地方官府拨给没官房产银、运司存留银和绅士募捐银等,除了当地和吴江等地田产外,还陆续拨置沿江沙地。同治六年,顾文彬将堂址移建到中营基巷(俗称中由吉巷),请拨丰备义仓田929亩之多。至此,苏州育婴堂拥有当地四县田产4222亩,江阴、常熟、海门三处沙田11400亩,具有相当的资力。太平天国前,育婴堂事务原来由顾文彬办理,同治九年顾氏进京候简,公举程肇清、吴嘉椿接办。两人于湖滨创设接婴留婴诸局,转留新孩,汇送城堂。其时男普济、女普济、育婴、广仁、锡类、永仁六堂事务均得以恢复,事实上成为苏州、嘉兴、湖州等地的育婴总堂。

光绪初年顾文彬居家时,苏州育婴堂由程藻安董理,但顾文彬显然于堂务颇有说话权。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顾往晤程藻安,告以婴堂猪捐事,勒方锜已嘱知府钱伯声出谕。六年,因育婴堂经费欲办猪捐,遭到陆稿荐、李三珍两家铺户抗阻,经办人也有吞捐之事,苏州知府衙门发出照会,“令绅士会议”,顾文彬列在首位。顾主张“但须筹捐,不必换董”,并于四月初三日往晤长洲县令吴政祥(即日记中所称吴春舫——引者),“嘱其究办抗捐,挽回捐事,以全善举”。十一日,因听闻肉店为猪捐一事投词藩台,程藻安致信顾文彬,嘱顾往托署理布政使许应,“为先发制人之计”。顾即于午后往晤许,“剖析其事,已允批驳矣”。顾利用其与藩使的关系,既维护了堂董程藻安的面子和地位,又消弥了肉铺抗阻之事。六月二十一日,巡抚来晤谈,顾“与谈猪捐,甚畅”!三十日,往晤吴佩卿,谈婴堂捐事,嘱其往谒巡抚。八月二十四日,顾先是往晤元和知县阳肇先(即日记中所称阳小谷——引者),“托其追欠事”,又致书许应,“托其以茶馆捐归还婴堂”。

到光绪十年五月,董事程藻安已经理育婴堂堂务十余年,因各处接婴局总堂之孩日多一日,经费入不敷出,不得已呈请退董,知府照会苏州缙绅举董接办。顾文彬“与诸绅集议,谓非有力之家不能任其事”,沿用太平天国战争前推举殷商富户办理堂务的陈例,公举程卧云之孙程增瑞为堂董,“增瑞一再递呈推辞,经府藩严驳,始愿认捐一万两,仍由藻安任事”。未料男、女两堂也因经费不足,呈请将每年协贴婴堂之各1500千钱停止,这样一来,婴堂刚得万金之息,又少此3000千钱收入,两堂向布政使提出共贴两堂1000千钱,布政使批驳,“谓义仓款不宜轻拨,令郡绅公捐一千千,官场共捐一千千,以补不敷之数”,其事乃定。在此绅捐1000千钱中,顾认捐100千钱,占了十分之一。但顾认为此“暂顾目前,决非久计,明年尚须另议耳”。 

上述数事的处理,显示出苏州育婴堂事务,顾文彬虽非直接董理其事,但举凡董事的推举、经费的筹措、捐款的提供,以至堂董与摊捐者的纠纷等,他不是擘划者,就是实际主持者,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诚然,顾文彬也关心其他事务,如地方治安组织保甲、地方慈善组织因利局和培元局,收租标准的改订,社会风化和地方建筑等事,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上述缕陈顾文彬处理地方事务的情节,反映出晚清地方缙绅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时,重大事项均须请示地方官府,获得官府批准,或在官府的指令下,才能开展。顾文彬等人发起或参与的较为重要的地方事务,都是在官府的照会或命令下,奉行其事,根本见不到时下所谓绅士地方自治的色彩。但作为士林领袖和地方缙绅,地方官府常就公共事务与顾文彬等商量集议,而顾氏等人的意见常被官府采纳,参照实行。作为晚清苏州的大地主,顾氏处理业佃关系时,也颇为弱势群体佃户一方着想,尽量减轻其租额负担,显示出顾在处理业佃利益时有所节制较为温和的一面。

交好官场:不乏个人请托

作为苏州城中的士林领袖和缙绅巨富,顾文彬家大业大,个人、家庭以至家族日常生活需要处理的事情极为繁杂,免不了常有请托官府官员之举。

如设立义庄。晚清的苏州,家族救助事业最为发达。光绪三年,顾氏遵其祖父顾大澜遗命创设家族春荫义庄,捐出田产2408亩,并在庄内建立祠堂。建立义庄,要得到布政司衙门批准。为建义庄及后来的呈请奖御书匾,顾文彬屡屡请托地方大吏,为其说项。二年十月初三日,往晤苏州知府李铭皖,托其将设立义庄之事速即上详。同日又往见布政使,表明此意,并附详援请匾事。二十三日,又因义庄事,往晤巡抚吴元炳和知府李铭皖,以示感谢。次日,吴元炳前往怡园答拜,“谈及义庄请奖御书匾应归奏案,虽有河南奏案可援,尚恐不稳”,顾乃与之相商,“俟彭芍亭先奏,如奉旨允准,再行援照”。二十五日,往晤布政使恩锡,“嘱其将义庄缓详以俟京信”。二十一日,令儿子顾承送彭芍亭北上之行,“并托其招呼它日义庄入奏请御书匾事”。二十九日,恩锡即“送义庄执照来”。义庄设立自提出申请到获得批准办好执照不到一个月,地方官府相当卖力,极为神速。三年五月初九日,顾为义庄事御匾事往晤巡抚吴元炳和布政使恩锡。因恩遗忘,四年正月十四日,顾又往晤勒方锜,“托其上详立义庄一案”。七月初三日,到吴云处往晤勒方锜,“交与一呈及义田房清册四本,因奉抚院批驳止念,以此复之也”。后来请奖御匾事终于如愿以偿。前后过程中,地方官府一路绿灯,较为顺利。

如推荐就业。互相推荐,安排亲友关系户在衙门谋差就业,这是当时官员士人最为习见的做法,顾文彬也无例外。光绪元年六月初二日,顾回家一个月后,特意致书两广总督黄宗汉,“托其荐施桂与后任”。二年六月初三日,徐燮堂之子以谋缺事相托,顾午后即往晤布政使恩锡和勒方锜,“以此事托之”。同年十一月初二日,往晤苏州织造文治,“为顾希山说接充库式缺事”。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与粮道英茂文晤谈,“为大孙求海运津局差,渠已应允”。

如处理家庭邻里琐事。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顾文彬往晤长洲县令万叶封,“托惩办地保殳景芳、土棍查阿龙事”。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其大孙欲娶李翠娥为妾,顾与大媳皆不允许。大孙租娶之,赁屋在外居住。顾往晤万叶封,“令其驱逐翠娥出境,立时饬差往逐”,极为强横。六年十二月初五日,因换新得吕氏房产执照,往晤元和知县阳肇先,“托之”。

如受人之托转为关说。光绪元年八月十一日,为汪秉翁典当公所董事被撤一事,潘曾玮托顾周旋此事,顾受托,往谒布政使恩锡。三年三月初七日,为程藻安修塔之事,顾往访布政使恩锡,未晤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潘曾玮因逃犯张松明事受牵连,被人贴匿名帖子,托顾“于当道处剖白”。午后,顾往晤“东府钱伯声及勒少仲,略为剖白”。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为朱仰仙被迮琴溪指控解围,顾往晤知府钱伯声。 

细察顾氏居家,其请托之事不多,事也不大,较之明末江南缙绅事无巨细均与地方衙门暗通声息责令办理全然不同。因为与当地县衙、府衙、省级两司以至巡抚衙门关系交好,顾氏所托之事似乎基本均能实现,显得得心应手。至其个人殖产谋利,只知顾氏在苏州城中和常熟城以至无锡甘露镇单独或与人合开典当铺,典利所入较为丰厚,因为广布田产而每年地租收入也较为丰赡,外此未见有与民争利欺压平民之事。如此看来,顾文彬算不上洁身自好,干谒请托,在所难免,但他尚有底线,有所约束,而未曾一味诛求,无所底止。

结   语

太平天国后,上海既为全国最为繁盛的通商都会,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缙绅及其所有的社会资本,大多纷纷向上海转移,上海市面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相形上海的兴盛,光绪初年的苏州,经过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社会经济和城市风物尚处于恢复过程中,非复战前的海内最为繁盛热闹所在,但大体晏然无大故,苏州仍不失为宜居城市。在历史上的人间天堂,仍然麇集吸引着一批缙绅士人,在那里诗文唱和、传承文物,谱写江南文化的篇章,展示江南士绅生活的丰富面相。

顾文彬逝世后,户部员外郎长洲人王颂蔚为其撰写墓志铭,于其仕宦政绩胪陈较为翔实,而于他退官居家情形,只以“家居十五年,义行不胜书,在公为小节,故不具”一笔轻轻带过。如此高度概括,无法了解顾文彬等人的居家生活。倒是宣统三年(1911年)长沙的著名文人叶德辉自述其经历道:“归田又逾十稔,征歌选舞,日与梨园子弟调丝竹,上下云泥。中丁甲午庚子多故之时,烛灺酒阑,闻乐不乐。每读康雍乾嘉诸公游宴之作,想其时朝野无事,海内乂康,士大夫生长太平,遭遇唐虞之际,即羁旅落拓之士,流连风月,寄兴莺花,亦绝无愁苦之音形之歌咏。”揆度叶德辉所言,他是在回想光绪中叶归田后的十年愉悦时光,追思盛清时代诸老的风流蕴藉,颇为艳羡。其实前后比较,悟读晚清人的日记类记载,叶德辉所憧憬的乾嘉盛世士大夫的美好时光,在光绪初年的“中兴”之世,在传统文化重地苏州也曾再现过。那就是上述江南缙绅顾文彬等人的居家生活。

顾文彬几十年的至交李鸿裔去世后,黎庶昌为其撰写墓志铭,说传主退官后徙家苏州,葺治的网师院,“有老树怪石池沼亭馆之所,积书数万卷,益蓄三代彝鼎汉唐以来金石碑版法书名画以自娱”,传主“闭门谢客,徜徉物外,身与世不复相关。性内介,无妄交,交必有终始。生平游宴甚广,而其契谊最笃,若吴县潘尚书祖荫、湘乡曾袭侯纪泽、开县李制军宗羲、嘉兴钱太仆应溥、吴县潘方伯曾玮、归安吴观察云,剑州李方伯榕、湖口高大令心蘷、独山莫徵君友芝,此尤海内共知者,可以观所与已”。 经学大师俞樾为沈秉成所作墓志铭,称墓主“性喜金石字画,所收藏皆精绝”,寓居苏州耦园时,“南皮相国亦适寓吴,一时如潘文勤公及李眉生廉访、顾子山、吴平斋两观察,皆时相过从,偶得一古器一旧刻书籍,摩娑玩弄以为笑乐”。南皮相国即后来官至大学士的直隶南皮人张之万,潘文勤公即曾为大学士的苏州人潘祖荫,李眉生廉访即退官寓居苏州的四川中江人李鸿裔,顾子山即顾文彬,吴平斋即吴云,李宗羲和高心蘷均在江苏或苏州任过职。李鸿裔、沈秉成深交的这批人,与顾文彬所交大体重合,他们或者是苏州人,或者寓居苏州较长时间,或曾在苏州任职,一度时间苏州活跃着一批富有学养、仕途官场出入相近、情趣相投的缙绅达人,谱写着晚清苏州城市文化的篇章。

如今较为流行的“微观史学”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以顾文彬为中心的交友圈,典型而又形象地展示出晚清苏州城市空间的绅士生活风貌。顾文彬居家期间,与一批情投意合的乡宦绅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日相过从,他们富有才情,宦囊较丰,收入可观,因而以其余裕,频频地互相招请聚饮,觥筹交错之际,诗文酬唱,清音度曲,卧游园苑,赏鉴金石书画,更不时博弈寻欢、招妓侑觞,日常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他们在诗文唱和、文玩鉴赏的同时,也关心地方事务,热心地方公益和社会慈善事业,救饥赈灾时,尽量负起倡率劝募的作用。顾文彬个人,在光绪初年的苏州,其言行举止居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于方方面面较为注意,礼数周到,与同道亲友的关系是顺畅的,与官府官员的关系是热络的,与地方社会普通百姓的相处大体和睦平安无事。毫无疑问,顾文彬的居家生活是雅致惬意的,他精心搜罗了整整一个甲子的书画文物,经其子孙辈的竭力护持,也传承了下来,留给后世的遗产堪称是丰厚的。

顾文彬等人的居家生活,较之晚明江南缙绅,没有那么张扬肆无忌惮,未曾动辄出入公门借助官府地方官的权威在地方上作威作福,肆意奴役乡民,逃避隐漏赋税不择手段;也不像清初的江南缙绅,在朝廷政治的高压下,在地方官府的控制下,备受束缚,多所约束,以足不入公门为自励,而是在“同光中兴”的社会大背景下,与官府官员保持良好正常的交往,不即不离,既不疏远,又不过于近密,基本上循规蹈矩,在官府的允准和掌握下,展开社会活动,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兼以身心愉悦,从事诗文唱和、金石赏鉴收藏雅事。这可能是江南士大夫较为恒常、最为留恋的乡居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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