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史动态增删润饰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过程。在史学研究中，关注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固然重要，但更要关注事件发展的走向如何、制度的运行方式如何，即对于所谓“路径”的关注。 201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受邀在杭州师范大学做了题为《略谈研究选题与路径——从个人观察出发》的学术讲座，结合治学实践，分享她的选题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包伟民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教授也来到讲座现场。谨将讲座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本文已经邓小南教授审定。邓小南指出，“历史学”既是学科门类，也是认识方式。其研究对象是“历史”的，转瞬即逝，后人无从直接体验；其观察视角是“历史”的，有其特定知识前提与思考背景，对此要有所警觉。历史学者无法穷尽史实及其意义，只有以“问题”带动“观察”，进行历史地思索，史料才具有意义，才能成为可用的证据。邓小南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历史学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学者自身也应有所反思，既要叩问史料，又要叩问研究方式。邓小南认为，历史研究的路径是崎岖的，不能直通某一目标，但研究路径是有目标、有出发点的，选题就是路径的一个出发点。她将历史研究的选题“缘起”概括为六大类：1.系统、综括式的讨论（以史学大家为主）；2.对海内外关切的重大问题的回应（如“何谓中国”问题）；3.框架型假说（如“唐宋变革论”）；4.来自对史料的阅读、比较；5.来自“问题”与追索；6.来自对历史“书写”的关注。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她对与学生的论文联系紧密的后四类选题做了详细阐述。日本学者、学术大家善于提炼研究框架，醒目的概括性假说对于特定方向有明显的刺激牵动作用。以“唐宋变革说”为例，很多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放到这一框架中去寻求意义。邓小南认为，对这个框架应有所反思：唐宋变革，从时段上看是否为唐宋之际？从性质上看如何理解“变革”？变化、变迁、变革、转型、革命，如何把握性质的区别？谈及“唐宋变革论”，不仅要考虑它的内涵，还要考虑研究“框架”的意义与局限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后来者对于任何假说的理解与利用，都有特定的历史语境。观察唐宋之际的“历史过程”，应该说，是由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过程交错汇聚而成，这些过程或与王朝递嬗同步，或与朝代更迭参差。这些都是研究者应当考虑的问题。藉助框架，史学界出现了许多新成就与新问题。邓小南指出，对于研究框架，要探讨的不仅是“是与非”的问题，还要从历史过程中考察该假说的形成，以及它的利用者对于这个假说理解使用时的演变过程。根据个人经验，邓小南介绍了可以启发选题的三种方式：1.文献阅读；2.新材料；3.集中大量出现的语汇。1.文献阅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一条材料中写道，宋初“京官以上无选”。普通官员都要铨选，“无选”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小专题来研究。此类选题就是直接从史料阅读中来的。另外，《宋会要辑稿•职官》之一记载：“景德四年七月诏：审官院磨勘京朝官劳绩，并限在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而《宋会要辑稿•职官》之六：“景德四年七月四日诏：审官院考较京朝官课绩，见任官三年以上者，方得引对。”这两条材料显然是讲同一件事，关键术语却有不同的表述，这是为什么？此类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2.新材料。宋史学界的新材料并不多，但是近年来陆续有考古材料出现，包伟民、郑嘉励二位老师领衔整理的《徐谓礼文书》就带给我们许多新的认识。当阅读这些新材料时，既要从出土材料去看制度运行，也要从制度记载看出土材料反映的问题。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没有文献资料作为基础，拿到这些出土材料时就很难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反之亦然。3.集中大量出现的词汇。有一些语汇集中、大量地在某一时期出现，绝非偶然。这类词汇代表了时代特点，因此值得关注。如“祖宗之法”是在宋代大量出现的语汇；制度方面的术语如“磨勘”，唐代后期就有，但仅是零星出现，到了宋代“磨勘”因定型成制度而大量出现；还有按察体系里的“访闻”、“体量”，等等。在选题时应注意这些有价值的“提示点”。邓小南指出，材料之间的相互比较也能引发研究者的思考。“澶渊之盟”众所周知，但它前前后后的关键史料有不少问题，在学界也还没有得到细致的解决，特举以下几例：1．《宋史·王旦传》有一段材料说，宋真宗在澶州，由于在开封监国的雍王身体不好，真宗就叫在前线的参知政事王旦赶紧回开封，王旦问真宗要是十天没有捷报怎么办，真宗犹豫之后说，立皇太子。我们知道，真宗有六个儿子，前五个儿子已去世，第六个儿子即仁宗那时尚未出生，“立皇太子”，指的是谁？有一可能是立一宗室为后，但这种方式在宋代非常谨慎。事实上，此时曹利用已经从契丹谈判归来，宋方的大营里已经在庆祝了。这种情况下，“十日未得捷报”云云，实属无稽之谈。2．宋辽双方在缔结盟约时是有誓书的。直至南宋，双方誓书仍能看到。但是《真宗实录》里并没有记载誓书；而且当时只是“录契丹誓书，颁河北河东”，而未公布宋方誓书。这是为什么？类似问题都值得思考。3．“澶渊之盟”后，宋代又出现闹神闹鬼闹天书之事。寇准跟朱能、周怀政等都卷入乾祐天书事，结果被查证是造假。刘攽的《莱公传》中说，寇准做此愚蠢之事，是被王旦诱陷；其实当时王旦已经去世。与此相关，天禧三年八月有一次大赦，从《实录》《国史》上看，是因为天下小康。李焘有些怀疑，就去查《会要》和地方材料。结果发现，大赦是因为乾祐降下天书。原来朝廷查证为假后，便先把中央存档的材料改了；而相关材料已经发往地方，因此未能“纠正”。围绕这样一个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件，在对史料质疑辨析时，仍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清楚的回答。许多习见的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追索型选题首先需要关注选题的研究单元。问题不一样，研究时段的长短、起讫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讨论元丰改制时，有的研究者把元丰作为下限，得出结论是“宋代官制回归唐代前期”。元丰改制是以《唐六典》为设计蓝图，所以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但如果把研究下限延展到南宋前期的话，会看到这个过程是回归到北宋前期了。研究单元的选择非常关键，把上下限切在什么地方，和结论会有直接关系。有些问题出自前贤研究、学术史的积累。例如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唐史研究者都很熟悉相关讨论；但看宋代的材料会发现，没有人再提及河北地区“胡化”。这有两种可能：一、河北地区晚唐时已不存在胡化问题；二、胡化问题经由晚唐五代至宋初被逐渐消解了。前辈学者提出的问题，启发我们重新思考。也有些问题是来自新材料。《徐谓礼文书》中有大量印纸，考成文书是其中一类。考成文书要记载“功过事件”，以前她个人的研究，认为重点在于“功过”，现在看到实物，才意识到，印纸记录的重点是“事件”而非“功过”。官员任内是否平稳、是否有群体性事件是很重要的。印纸的效用不在于评优，但是它可以作为评鉴的依据，是朝廷的一种核验系统。这类材料的出现，提供了新的追问思考机会。邓小南认为，对于“书写”的解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和史料批判。文献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历史动态增删润饰的结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政治、文化的过程。比如《长编》及成化本的《道乡集》记载了邹浩的同一份奏疏。把这两篇放在一起，很容易能看出其中的不同。《长编》里李焘的记载通常不会照收章奏全文，但也不会随意增添；从《长编》里可以看到，邹浩主要是批评章惇，但是其中也牵连到司马光；但是明代成化本《道乡集》里收录的该奏疏，把司马光完全摘出去，只剩下章惇（这一改动，可能出自更早的编纂者）。从这一点就会看到，编纂者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观念，他会有自己的取舍判断。类似的文本辨析、史料批判，是研究的对象，也是研究的前提。在接下来的讲座中，邓小南回到历史学的研究路径上。在史学研究中，关注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固然重要，但更要关注事件发展的走向如何、制度的运行方式如何，即对于所谓“路径”的关注。如果说历史研究的路径是一座桥梁，那么“关节点”就是桥墩。如财税制度、军事制度、地方制度、文官制度，从唐代到宋代确有变化，但是它们的起讫点和变化节点是不同的，“关节点”构成了演变的路径。历史学关注时间和空间。对于“过去”的叙述有两类方式：一类是以历史发生时间为序的叙述方式，比如长时段、分期等；另外一类是关注空间，关注结构，也就是对于“衔接部”的关注。如社会性别史讨论“内外之际”，地方社会史讲“国家内化于民间”，这些都不是单纯区隔的空间，都涉及到社会结构问题。在讲座的最后，邓小南谈到，历史研究要做“活”的历史。所谓“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真正的创新还是要从史料的拓宽和文本的细读、从质疑和批判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学习对话，要有足够的竞争意识。将来的学术是一个大平台，想在这个平台上立住脚，就必须有能跟一流的国际学界对话的能力。我们做中国史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 问答
范立舟：刚才讲到读书要下“死功夫”，但是现在很多初学者存在一种读书读不进去的情况。
邓小南：这里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学生对历史没兴趣。兴趣很重要，我是支持对历史没有兴趣的同学转专业的（而刘浦江可能比较担忧历史系的学生数量，希望学生都留在历史系）。第二种情况是学生对历史是有兴趣的，但是读书读不进去。这是正常现象，即使是对学者来说也会出现有段时间状态比较好，有段时间状态就比较差。建议循序渐进，大一的时候可以缩写一些经典的论著，缩写其实就是锻炼一种概括能力。大二就可以尝试着去写一些札记、书评。
包伟民：兴趣这种东西确实是天生的。现在的大学教学其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所有的学生都当做是未来的研究者，其实很多人就是来混个学位的。当然，每个人对未来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划，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们的兴趣。邓老师喜欢说历史是一门反思的学科，我喜欢说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学习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可能是有所影响的。另外一个层面的“读不下去”就是读一段材料读不出问题来，这是一个有关训练过程的具体问题。我们本科的时候请过赵俪生来给我们讲课，他老是讲一个词——“范文”，即找一篇好的文章，依样画葫芦。刚才邓老师讲的缩写，与这有相似之处。我在人大上通识课会让学生写概要，让他们找出作者使用的关键论据。现在很多学生从高中进入到大学以后根本没有“论据”这个概念，要去引导他们。
林航：实物材料在不断地增加，有的时候文献材料与实物材料可能可以互相对照，但更多时候它们其实是没有交集的。怎么样才能整理出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组”？
邓小南：“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菜”，要看材料能够反映什么问题，并不是说所有的材料都能形成“材料组”。单个材料也可以反映问题。对于一些出土文物来说，当地的地理环境、墓葬的格局形制等等也算是一种“材料组”。各种材料都有组合的可能，但是组合的方向不同，回应的问题也不同。
姚永辉：三个问题。第一，当前南宋临安城研究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考古材料与南宋临安城市史研究很难结合起来，而唐长安研究在运用考古材料方面就做得相对较好。第二，当前妇女史研究似乎遇到了瓶颈，主要在讨论女性的书写与形象。第三，民国的学人往往会提出一些假说，但是现行的体制不太允许提出假说。
包伟民：第一个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两个城市的特点不同——长安城太规范化了，而临安城太没有规范化了。第二，唐史研究做得比宋史研究要细。由于唐史的材料不够，所以唐史学者会充分利用各种细小的材料。如有关长安的诗文已被研究得很多，但似乎没有人去充分利用有关临安的诗文。临安城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但是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过程。一些问题值得研究，如北宋的杭州与南宋的临安在交通方面的变化、临安城的水系等等。
邓小南：第一个问题：首先要做好资料整理的工作，如绘制出详细的临安城格局图。其次要充分利用各种材料，如地方志、诗文集、笔记等等，展现出临安城整体的生活图景。其他的研究都可以在这两个基础上展开。第二个问题：要从“妇女史”走向“社会性别史”，从社会性别延展到社会性别涵盖的空间。研究女性史不能只研究女性，要把两性放在一个大视野下来研究。即便是讨论女性，也要把它放在家族史、社会史的大背景之下，而不是单独拉出来讨论。同时要充分各种材料，如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医书中与女性相关的材料。第三个问题：假说可以放在一些小型的工作坊、读书会、论坛上讨论。可以多办一些工作坊之类的小型会议，一些大型的、比较正规的会议反而可以少办。
某同学：如何把握“历史书写”的度？这很容易变成一个文学问题。
邓小南：确实很难把握一个度，所以我不让我的学生在本科、硕士阶段碰“历史书写”。最关键的还是要对时代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