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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承上制下”与“从左转右”:北宋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以东南地区为中心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1-02-23

 感谢张勇老师赐稿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1年第1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承上制下”与“从左转右”:北宋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

——以东南地区为中心


 张  勇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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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北宋时期,朝廷在淮南地区运河沿岸州军设置转般仓,这些州军具有了转般粮食物资进京的功能;又先后置发运司于真州和泗州,开始具有总管东南漕运事务的职能;盐利也集中于此,同时亦掌控着地方物资的上供经费。其他物资转输区域则经常出现改变转运方式的情形,中转区域改变了起始区域输出物资的运输方式,减轻了部分运输成本。起始区域在加重中转区域负担的同时,亦对中转区域的经济繁荣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北宋;物资转输;区域;互动;


物资转输是历史时期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方式之一。按照运输方法不同,可更细致分为陆运、漕运和海运。在中国古代,漕运是最为常见的运输方式。自上世纪张家驹开创宋代漕运研究以来,这一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进,物资转输路线、转运物资的数量变化、押纲、物资转输沿路城镇都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1]也有学者开始将物资转输路线与行政区域结合起来,以国家为尺度来研究[2],而以地方为尺度也是深化研究的趋势。因此,以府、州或者州级军为基本单元,如共有的运输路线、共有的下卸地、皆有转般仓等标准,将之归入同一范围,形成新的虚拟区域,可称之“物资转输区域”。至于运输的物资,粮食是宋廷最为关切的物资,涉及到军事、财政等一系列问题,可作为研究标的物。那么,这些物资转输区域是如何互动的?相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太祖为巩固政权,在地方部队中选拔有武力的士卒纳入中央军队[3],集中在京城,监督地方。这种大规模的供养,需要地方提供大数量的粮食及军备材料,粮食物资转运常年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4]

宋初,政府设置江淮荆浙发运司于淮南[5],长官为发运使或副使,最早见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职能是督促东南物资源源不断地转输京师,“掌经度山泽财货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储廪以输中都,而兼制茶盐、泉宝之政,及专举刺官吏之事”。[6]真州发运司自993年置,此后时废时设。北宋末年,又置一发运司于泗州。[7]同时在泗州、楚州、扬州、真州设置了转般仓[8],实施转般法,运输粮食物资。

就北宋东南漕运格局来看,大江是重要基础,它不仅是东南各州军的物资输送京师的重要通道,还是沟通东南六路的主要水系。不过东南六路并非全部州军都沿河流分布,也有一部分内陆州军可通过陆运上供京师,部分可通过陆路运输至沿河州军,再装船输送至真、扬、楚、泗州。由此,我们可以东南六个路分为主要对象展开研究,也可以纳入部分其他地方来协助。


一、“承上制下”:真泗运河区的提领


真、扬、楚、泗,四个州转般仓的设置,使得四州具有了三种功能,其一是和籴,其二是代发:“顷者,发运司以钱一百万贯,为粜籴之本,每岁于淮南侧近乘贱籴米,而诸路转运司上供米至发运司者,岁分三限。违限不至,则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之而取直于转运司,几倍本路实价。”[9]其三是转般:“东南诸路斛斗自江湖起纲,至于淮甸以及真、扬、楚、泗,建置转般仓七所,聚蓄粮储,复自楚泗汴纲般运上京。”[10]故而四州在物资转输上可组成一个整体,本文称之为真泗运河区。

发运司先后设置于这一个物资转输区域,可秉承朝廷旨意发号施令,它对于其他物资转输区域来说,居于主导地位,且有制约作用,即不断督导其他物资转输区域把粮食运往本区内下卸贮存。至于荆湖地区,归、峡之物资转输[11],江州、岳州纲运[12],因共有运路,形成汉水大区、荆江大区和湘水大区三个物资转输区域。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癸未,臣至淮南,道逢羸兵六人,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无为军,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尤四千余里,六人比还本州,尚未知全活”[13],如图1。赣水大区的形成,与江南西路沿赣水运送物资相关,如虔州上供米截留赈济[14],洪、吉上供物质[15]。而皖江大区则与今天安徽境内的大江相关,“……或于旁郡不废纲运州郡,如舒、蕲、信、歙等州抽坝应用”[16],如图2。至道二年(996年)八月诏:“荆湖般粮赴真州等处卸纳回脚千料船或装盐回,并依例破十分人力,空船即破八分人力。如千料已下船,并依此比附分数。”[17]可见,汉水大区、荆江大区和湘水大区的粮食物资需运抵真泗运河区下卸。

真泗运河区有对各物资转输区域缴纳的粮食有收纳、督察、保管的责任。乾兴元年(1022年)十月十二日,“应辖下州军,每遇装发粮纲,先勒押纲人员入敖,看验斛斗,如是凉冷,即责纲众结罪文状装发。若斛斗发热,即仓司并役人力般腾出敖,就廊屋滩浪冷定后装发。”[18]物资转输区域通过输送军粮直接对真泗运河区产生影响,而真泗运河区对物资转输区域的一个重要反作用就是不停催促。如天圣时,催纲是发运司下属官员不断催促纲船行进。[19]

真泗运河区掌握了其他物资转输区域漕运活动的经费来源。楚州、泰州、通州沿海地方皆是重要的淮盐产区,楚、通、泰州盐就近进入真州盐仓,海州盐进入涟水军盐仓,“参知政事王隋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20]这些盐是可资地方实施漕运的经费,由真泗运河区控制。北宋末年,盐法更易,没有了盐利,也没有了转般法实施的经费来源,转般法无法维持[21],真泗运河区对于其他物资转输区域的提领力也无法维系。淮盐到达地方进行销售对地方盐市也有影响,“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同转运使冯浩及广南转运使参议,浩等请禁岭南盐至虔州,稍减虔盐价。而更择壮舟团为十纲,差使臣部押运通、泰盐,乘春水涨时至。凡民有税钱百则岁与二斤,官收其直。诏从其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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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宋荆湖南北路物资转输地理(1063年)


注:两种并行的不同区界线并非是并行,而是合二为一,为使得读者明白图示,故而在制图时,采取的并行图示。为简约起见,省略了五大淡水湖的绘制,下图同理。


真泗运河区的权力来源是什么?首先是朝廷赋予该区域在物资转输上的一系列权力。真泗运河区设置转般仓,具有了转般、代发职能,盐利储备于此,使得返程上供舟船可以载盐以归,用作经费,还将江淮荆浙发运司置于此。[23]笔者认为,真泗运河区是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两者之间的机构,有不断催督其他物资转输区域的能力。

其次,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因素也决定了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北宋在淮南路辖下的真、扬、楚、泗州设置转般仓,主要是因为气候和地理因素,每年到了气候寒冷的时月,运河结冰期不能再前行,从东南运来的粮食物资因之就地建仓存贮,来年再行运输。押纲士卒也在此时有假期,如天圣三年(1025)十月“放牵驾兵卒归营,谓之放冻。”[24]从地理上看,这些地方也适合作漕运枢纽,真、扬、楚、泗诸州正好处在漕路中间点上,地势低下,扬楚运河与龟山运河能够保有一定的蓄水量。如楚州转般仓,“在(山阳县)大运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于此转送关陕,北有神堰,周世宗始置满浦闸,以通水运。”[25]泗州转般仓,元丰二年冬十月辛丑权江淮等路发运使沈希颜言:“淮南转般仓,泗州最为近便,虽有南北两仓,才可贮谷一百五万余石,扬州废仓三百余间,约贮谷百万石,乞迁置泗州。从之。”[26]扬州转般仓,元丰三年八月丁巳权发遣司农寺都丞吴雍言:“淮浙连岁丰稔,昨尝乞存留扬州转般仓,充淮浙常平都仓,欲乞委提举司辟官一员专管勾,每年广谋收籴,除年计外,常积万石,及受纳两浙转般粮斛与发运司上供额斛斗兑换。”[27]真州转般仓,“旧在宁江门外,属发运司,今废。”[28]以上诸列转般仓全部沿扬楚运河与龟山运河分布,归属于沿河州军。

尽管物资上供路线非常明晰,但路途却非常遥远,不能按期到达是经常现象。政和元年(1111年)十月八日尚书省言:“江南四路地理遥远,更差大使臣以上武臣一员,往来催促检察,其请给理任,依本资序,仍别给驿券”。[29]如不能按期到达,发运司会采取补救之法,只是补救的代价对于地方来说非常巨大:“而诸路转运司上供米至发运司者,岁分三限。……违限不至,则发运司以所籴之米代之而取值于转运司,几倍本路实价。”[30]因此,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进行粮食物资的转移交接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运路来看,浙西运河、扬楚运河与龟山运河、汴河、浙东运河这四条运河段本是政府需关注之路段,其中扬楚运河与龟山运河是北宋东南漕运最重要的路段。诸如荆湖粮运如出现问题,尚可有浙西、淮南之资可以北运,浙西运河被阻,还有江湖之资可以补充,这一路段如出问题,却会影响北宋政治、军事、财政的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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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北宋江淮四路物资转输地理(1063年)



二、“从左转右”:物资转输区域的相互影响


供物资需要一个可以起到转换作用的州军,在物资到达这个州军前是一种输送路径,诸如陆运;到达之后,又用另一种方式从这个州军继续输送,比如漕运。前者可以“左”来意指,后者则可用“右”来表达。

广南东路物资通过陆路北运,到达赣水大区的虔州转江运。咸平“五年七月,诏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使同计度罢者,自京至广南香药递铺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余人,皆陆运至虔州,然后水运入京。”[31]从这一点来看,赣水大区显然起到了运输方式转换器的作用。“先是,岭南输香药,以邮置卒万人,分铺二百,负檐抵京师,且以烦役为患。诏策规制之,策请陆运至南安,泛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转送之费……广、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当盛夏时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请由英州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人以为便。”[32]可见,广东物资陆路翻越大庾岭,可达南安军,水路到达虔州,再继续走水路进京,也可以从广东陆路翻越大庾岭直接抵达虔州,再水路进京,南安军和虔州都可以成为运输方式转换地。广州上供的大多是香药等外来物资,天圣六年二月虞部员外郎苏寿言:“近年少有舶船到广州,其管押香药纲使臣端坐请给。欲乞抽归三班院别与差使,自今遇有舶船起发香药纲,即具马递申奏,下三班院逐旋差使臣往彼。”[33]天圣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司言:“左班直赵世长先差广州押香药纲上京,三运了当,各有出剩,合依敕酬奖。”[34]广州和韶州物资从始兴江沿水北运,就物资转输之共性来看,两州似可划入同一个物资转输区域,可命其名为广韶区。元丰四年三月戊子朔,“广州水行十有六日至南雄州,度大庾岭至南安军不百里,舟行顺流用四日至虔州。”[35]从虔州通过赣水,进入大江,到真州后进入运河,最终送达京师。这是广韶区的运输路线。广韶区的物资均通过赣水大区运达真泗运河区,地理格局如下:广韶区→赣水大区→真泗运河区。

四川地区的物资转运,则是另一种情形:

(天圣八年)五月六日,上封事者言:“普、遂等州诸般纲运,州县差借人夫般担,至梓州方有递铺兵士转递。伏缘川中时物常贵,差借人夫山路遥远,不支口食,亦甚不易。窃知资、简等州差借人夫般担纲运至益州,自来官给米日二升。欲望应川中不置递铺权差借人夫般担纲运去处,每日官支口食。”诏下益、梓、利、夔四路转运司相度,皆言其便。复诏三司:“今后四路州军差借人夫般运上京,并河东、陕西路州军纲运,即每日人支口食米二升;止转般邻近州军官物,即不支。”[36]


由此可知,普、遂、梓、资、简等州提供物资纲运,可划入同一个区域内,称之水陆运输区。

再看成都府路,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二年五月诏:“蜀州四县折纳夏秋税布,从来止令本州打角差夫般往新津县堆贮,候交与押纲人员、使臣入船下往嘉州,合并起发,所差人夫倍多扰费民力。自今止令新津县置库受纳,候及数目,就彼计纲打角,支与水路纲运起发。合销库屋下蜀州修盖,逐年依条差专副,只委新津知县、监押同受纳。”[37]包伟民认为,州军财政收入的主体是本地区的赋税,一般都由属县负责催科,上缴州军仓库。[38]由上可知,蜀州也是提供上供物资的区域。又如“绍兴二年,都转运司于东西两川敷对籴米岁六十余万石,即合州置转般仓,舟船蒿挽,悉从官雇,委官部送。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至重庆……”。[39]此是南宋初年的记载,但说的是北宋以来的事情。依此,成都府路辖下这几个府州军的转运物资均沿蜀江进入川江,形成特定的物资转输区域,命名为蜀江区。因此,北宋四川地区出现以下运转模式:水陆运输区→蜀江区→荆江区。

上述可见,嘉州作为中转区域,派出部分人力帮助运输。有的中转区域还设有库房,以备存贮。如天圣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三司言:“臣僚起请两川四路物帛绫罗、锦绮、绢布、绸绵每日纲运甚多,递铺常有积压,其余药物更有水路纲运不可胜纪……夔州路收买黄药子,每于匹帛纲内附载往荆南,转附赴京,今药密库各有见在。欲自今于每年买数十分中量减二分。从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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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北宋四川地区物资转输地理(1028年)


再看河北地区。“宋人河北漕运往往于黎阳或马陵道口装卸,盖津要所关矣。”[41]因此,设有黎阳仓的通利军可独为一区,称之安利区。“臣勘会河北路州军自来赏给茶货等,以至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42]而下卸物资地方设在大名府的马陵道口,大名府亦可自成一区。因此四个区域的关系是:汴京→安利区→大名府区→沿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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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北宋河北地区物资转输地理(1111年)


注:1属于沿边区,同时最南部的怀州在宋初还在提供物资给中央。


北宋时期,两浙逐渐成为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地。浙西运河在杭州连接起浙东运河和钱塘江,温、台、处三州物资可通过海运至明州再换漕船,如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十一月诏:“温州所支纲运兵稍、纲官转海至明州添支米,人日一升半,元破四十五日,内有船或遇便风时月别无阻滞,及军稍用心搀驾,转海行运,不约日限到明州本镇……”。[43]润州、常州、苏州、秀州、湖州等通过浙西运河先将物资运至真泗运河区域,再运达扬州。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44]对于两浙路来说,浙西运河的畅通是两浙物资顺利北运的重点,因此,官方非常重视浙西运河的畅通:

庆历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发运使柳灏言:“淮南、两浙路运河久失开陶,颇成堙塞,往来纲运,常苦浅涩。今岁夏中,真、扬两界旋放陂水,仍作坝子,仅能行运,久积淤泥,底平岸浅……应运河经历州县委逐处官吏预计合用工料,开去浅涩……每二年一次准此开淘。从之。”[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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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北宋两浙路物资转输地理(1063年)


两浙路可分为四个运转区域,命名为浙西运河区、浙东钱江区和浙东运河区、浙东海陆运输区,见图5。润州、常州、苏州、秀州、湖州和杭州皆可划入浙西运河区。明州和越州可划入浙东运河区。浙东钱江区和浙东海陆运输区,也是这样形成的。转输模式为:浙东海陆运输区→浙东运河区→真泗运河区。

目前来看,北宋时期这类中转区域有不少,诸如:虔州所在之赣水大区、通利军所在之安利区、荆南所在之荆江大区、嘉州和益州所在之蜀江区、明州所在之浙东运河区等等。这些区域对应的往往不是一两个地方州军,而是以路为依托的众多物资转输区域。

对两个物资转输区域来说,相互之间有无关系?有无互动?或者可以说有没有出现互相影响?

中转区域改变了起始区域物资上供的路径,多数情况下是陆运转水运,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运输成本。包伟民认为宋代物资转输中陆运成本过高,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形式,因此东南地区财赋征调进京,主要依靠水运。[46]

另外一种是先走海运,然后上岸,走另外一种水运方式,运输成本也有所减轻。“十一月,诏:温州所支纲运兵梢、纲官转海至明州添支米,人日一升半。元破四十五日,内有船或遇便风时月别无阻滞,及军梢用心挽驾,转海行运,不约日限到明州本镇,其余日添支米旧合回纳,自今与免筭填官,一例消破。”[47]

从起始区域来看,把物资转送中转区域,其实是增加了中转区域的运输负担。如赣水大区,若不转输广韶区的粮食物资,只需要转运本区域的粮食物资即可,无需增加运输量。当然,起始区域对中转区域也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如天禧五年八月三司使李士衡言:“京西、河北转运司元规度于河东晋州发斛三十万赴滑州,山路艰险,虑或谷期。欲止于滑州通利军入中,优给其直。”河东地区实施“入中”制度,商人为换取盐钞汇集于此,带动区域经济,河北地区的黎阳也因物资转输而繁荣起来。[48]


结  语


在北宋发运司制度下,东南地区几乎所有的物资都要服从真泗运河区的调度,甚至四川、两广地区也是如此。从地理上看,真泗运河区位居淮东地势较为低下的地方,可存贮一定的运河水量,又设置了若干转般仓,具有一定的物资存贮能力,可以催促纲运的行进统领其他物资转输区域,亦可通过盐运制约之。这样来看,没有任何一个物资转输区域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拟。

其他物资转输区域之间也不是没有关联,根据职能,可分为起始区域和中转区域。中转区域改变了起始区域输出物资的路径,减轻了部分运输成本。起始区域加重了中转区域的负担,中转区域提供了存贮设施,也付出了更多的人工和劳力,同时亦对中转区域的经济繁荣有促进作用。

总之,从区域视角出发,继续展开物资转输区域的互动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探讨,亦是把物资转输研究推向深入的必要步骤。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区域视角下宋代物资转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研究”(17bzs046)、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物资转输地理研究”(14NDJC071YB)、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计划”(G311)、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第三期(SLRC2019010)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张家驹:《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1期,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青山定雄:《唐宋时代の交通と地志地图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陈峰:《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北京文津出版社1997年;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68页;周建明:《论北宋的漕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高荣盛:《宋代江苏境内漕运工程考述》,《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高荣盛:《两宋时代江淮地区的水上物资转输》,《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王兴文:《北宋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交流》2004年第7期,等。

[2]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4]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卷5《官制》,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60页。 [5]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5页。

[6]《宋史》卷167《职官》,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63页。[7]汪应辰:《文定集》卷2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8册,第791页。

[8]参见汪圣铎:《宋代转般仓研究》,《文史》2011年第2辑。笔者认为转般仓是运河沿岸州军转般功能存在的重要构件。

[9]苏辙:《苏辙集》卷37《论发运司以籴米代诸路上供状》,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6页。

[10]《宋会要辑稿》食货43之13,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579页。[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丙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185页。

[12]《宋会要辑稿》食货45之4,第5596页。[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癸未条,第2624页。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辛酉条,第2702页。[15]《宋史》卷277《许骧传》,第9436页。

[16]王令:《广陵集》卷27《答王介甫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6册,第541页。[17]《宋会要辑稿》食货46之3,第5605页。

[18]《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0,第5566页。[19]孙逢吉:《职官分纪》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5页。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戊申条,第2655页。[21]参见周建明:《论北宋的漕运转般法》,《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

[2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辛丑条,5178页。[23]李晓认为它是一个中央派出机构,参见李晓:《宋朝江淮荆浙发运司的政府购买职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4]《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9,第5571页。[25]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东路·楚州》,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52页。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0,第7307页。[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7,元丰三年八月丁巳条,第7471页。

[28]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8《真州·景物下》,第1622页。 [29]《宋会要辑稿》食货43之7,第5576页。

[30]苏辙著、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卷37《论发运司以粜籴米代诸路上供状》,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6页。[31]《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3,第5563页。

[32]《宋史》卷307《凌策传》,第10128页。[33]《宋会要辑稿·漕运》食货42之12,第5567页。

[34]《宋会要辑稿·漕运》食货42之18,第5570页。[3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1,元丰四年三月庚子条,第7548页。

[36]《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7,第5570页。   [37]《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9,第5566页。

[38]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51页。[39](明)解缙等纂:《永乐大典》卷15948,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46页。

[40]《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5,第5569页。[41]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702页。

[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庚午条,第6912页。[43]《宋会要辑稿》食货46之9,第5608页。

[44]《宋史》卷175《食货上三》,第4259页。这条史料没有提到楚州接收的是来自何地的米麦,陈峰认为接收的是淮东的上供物,参见《北宋东南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日本学者西奥健志认为是淮南路的漕米,《宋代大運河の南北物流》,《東洋学報》第89卷第1号,2007年。可见,海州应是就近输送物资于楚州,隶属于淮南东路。

[45]《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8,第5570页。[46]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229页。

[47]《宋会要辑稿·漕运》食货42之11,第5567页。[48]参见李月红:《北宋时期河北的御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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