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藏书是我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中最早出现的藏书体系，主要有中央政府的国家藏书为主。它不仅保存了灿烂的古代典籍，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对我们今天图书事业的发展仍有很多借鉴作用。在宋代，馆阁藏书无论是藏书的品种数量，或是藏书的内容、藏书的方式方法、藏书的利用等都已全面地确立和形成，它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本文拟就以上几方面展开分析说明宋代馆阁藏书的特殊之处。

1.重要藏书处所

三馆秘阁：为国家藏书和修纂的机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称三馆，再加上后建的秘阁，被正式称为“馆阁”。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北宋平定诸国以后，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98年)始修建崇文院，尽迁旧馆三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馆书库，南廊为集贤院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六库书籍正副本凡8万卷，北宋除了崇文院以外，还建有秘阁。秘阁是宋太宗时藏书的处所，同时也可以称为国家藏书的特藏书库，它建于太宗雍熙中，其典藏情形，《宋会要辑稿》第70册曾记载其事说：“雍熙五年五月辛酉，分三馆之书万余卷，以充其中，”《玉海》卷63也曾记载：“取四库书四万卷藏之。”《经籍考》又说：“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阁书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因此，秘阁藏书除了一般书籍之外，还有天文、术数等书。秘阁与其它三馆合称四馆，一般称为馆阁，馆阁也就成为宋代国家图书馆的代名词。

太清楼：建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楼址在迎阳门的后苑内，与玉宸殿相望，和延春、仪凤、翔鸾诸阁相接。这是一座嵬峨雄伟的藏书楼。南宋王应麟在《玉海》卷27<祥符太清楼观书>篇中辑有诗云：“巍巍太清，旋题耀日。四库群书，彪列昈析。”北宋宰相晏殊在《和太清阅书歌》也赞其“琼宇金扉回倚天”。其楼分上下二层，上层专藏太宗圣制御书、墨迹石本；楼下分经、史、子、集、图书、天文六阁，共藏四部书25192卷。龙图阁：是在建筑和藏书内容方面与太清楼极为相仿的另一重要藏书处。它为纪念宋太宗而设，藏书质量很高。建于真宗大中祥符初年，亦分上下二层。阁上也专藏太宗御书、御制文集5115卷、轴，又有太宗御书素扇数十把以及正寺所进的宗室名册、谱牒等物。阁下也分六阁：经典阁、史传阁、子书阁、文集阁、天文阁、图画阁，共藏各类图书29714卷。宋真宗十分重视龙图阁的藏书搜集和整理，并编有《龙图阁书目》等目录。

天章阁：建于天禧四年(1020)，次年落成。阁上专藏真宗皇帝御制文集和御书。元佑七年(1092)五月，曾把重新缮写的高丽所献的异本书，藏于此阁。南宋时，它收藏的范围逐渐扩大，图书典籍、宝玩符瑞之物以及宗正寺所进的宗室名册、宋历代皇帝画像与即位前的旌节全藏在这里。

除以上重要藏书处所外，还有楼阁9处，玉宸殿、宣和殿2处，这些藏书处一般都建得极为华丽。馆阁加上这些藏书处便构成了宋代公家典籍收藏机构的主体。

2.馆阁藏书的主要来源及数量

宋代馆阁藏书的主要来源有如下几个部分：一是宋初接受平定诸国的现存图书。宋太祖在统一过程中，从所灭各国中收取了大量图书，其中除南汉图书焚毁外，五代十国图籍的精华部分，都归北宋所有，而西蜀的图书尤为数量多质量高。二是征集民间遗书，宋历任皇帝无数次的民间征书都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和奖励办法，“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提高了馆阁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三是当代人新印新撰的书籍，宋朝统治者在加强现有馆藏管理的同时，竭力组织编写新著，并加以收藏，其代表是太宗时编纂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真宗时编纂的《册府元龟》四大类书。四是缮录补写各种副本书籍，在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崇文院藏书几乎被火烧尽，政府组织力量从太清楼借本抄写，至仁宗天圣三年抄书17600卷。不仅组织人员抄写图籍，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抄书工作。如在宋神宗熙宁七年设置补写所，哲宗设置补写书籍局，南宋高宗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诏秘书省置补写所。

据《宋史•艺文志》等书的统计，可以精确知道两宋国家藏书的数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共有藏书3327部，计39142卷；仁宗、英宗二朝又增加1472部，计8446卷；神、哲、徽、钦四朝，共增加1906部，计26289卷。总计北宋一代，国家藏书共有6705部，计73877卷。南宋高宗得书44486卷，至宁宗时又增加14942卷。由此而知，两宋300余年国家藏书共98019部，计119972卷。这其中不包括数量成倍增长的副本图书。作为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国家藏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无疑深刻反映出两宋学术文化的繁荣昌盛，它将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3.馆阁藏书的求书方法

3.1 屡下求书诏，制定各种奖赏规定，广开献书之路

对于丰富的藏书渊源，宋历任皇帝都有浓厚的兴趣。早在乾德四年(996)太祖就开始诏求亡书，他规定凡是吏民有献书者，史馆首先要查视书籍，如果是国家藏书所无，则收之。献书人也就送往学士院进行考试，合格者，即委以官职。

宋太宗继承帝位之后，又制定出很为详细的奖励献书者的规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接二连三发出诏书，来吸纳民间遗书。最为奇特的是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宋太宗一月之内接连发布了二道搜访书籍的诏书。一是专门访求医书，“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阙诣进纳。及200卷已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200卷，优给缗钱偿。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二是专门发布了搜访钟繇墨迹的诏书，这次诏书也很特别，一方面太宗命令开封和诸道转运司及所辖州县各级官吏，到民间尽力搜访，进纳者给缗贯奖励，另一方面命令御史台告谕文武臣僚，如有收藏者一定要交纳，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它有弹劾各级官吏的威权。从以上诏书内容来看，搜书内容已向专门化方向发展。并且这次访求医书，为后来宋代政府编纂第一部大型医方书《太平圣惠方》100卷做好了充分准备。

宋真宗时期，至少发布了四次求书诏令，一次是咸平二年(999)三月，二次是咸平四年十月，三次是景德三年(1006)五月，最后一次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真宗的求书，除承继了太祖太宗的一些做法以外，还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对献书的的赏格制定得更加细致。真宗以前的求书诏令，只规定了献书二、三百卷以上者的奖励办法。二、三百卷以下者，仅模糊不清地说赏给金帛，但到底奖励多少，没有说清。这无疑阻碍了民间零散书籍的收集。于是在咸平四年的诏书中明文规定，每纳一卷者给千钱，300卷以上者量才录用。这使得献书者能按卷估价，也使得收书官吏有所凭依。这种收书计酬的定量化，无疑更科学、更进步。另外在徽宗及南宋时期也都接连发布了求书令，制定措施也更具体。

3.2 按图索骥——以书目手段求访遗书

北宋，宋太宗把唐人所编定的《开元四部书目》作为查找自己馆藏缺书的依据，一方面表达了他欲以盛唐试比高的企求，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搜访遗书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标准，从而使追访遗书的方向更加明确，方式也更加便捷，特别是规定了不愿献出者采取借抄的原则，更是一种极为通融灵活的新方法，它使那些不愿当官要钱而又嗜书的藏书家打消了顾虑，纷纷公开自己的扃秘所藏。

南宋，一方面征集公私藏书目录，与国家藏书相比较，决定取舍，按录索书。如绍兴五年闰二月诏，“史馆秘书省四库书籍未备，令下诸州县学及民间，见收藏官书并开到出版，不以经史子集小说，异时仍具目录一本申纳秘书省”。它要求各地所呈验书目，既包括官藏，又包括民间存书，又包括刻板，指包罗一切门类的图书。另方面公布缺书目录，绍兴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建议：秘书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之下镂板，下发诸州军，照单搜访。于是同意将缺书目录镂板公布，流传远近。两宋这种以书目手段求访遗书的方法，在图书事业史上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3 根据特殊情况，制定特殊政策

经过三番五次发布求亡书的诏令，效果虽然显著，但远远未达到“蓄天下图书”的目的，特别是一些交通不便，文化又极为发达地区，藏书名家往往辈出，但由于信息不灵，对天子收书的旨意茫然无知，针对这种情况，太宗制定了特殊政策：一是把募求遗书诏令张贴于百官等候上朝的待漏院中，尽可能使各级官吏晓瑜圣意；二是派专使前往各地访求图书。如淳化五年(994)五月，太宗命负责馆阁藏书内侍裴愈等人前往私家藏书集中地区江南两浙诸州，去寻访图书。裴氏每到一地，必定宣传皇帝对献书者的优惠政策，如愿送官者，优给其值；不愿者，就所在地命能书者抄写。对那些借抄图书的藏书者，除归还旧本外，又采取回报以桃李的新措施，即把皇帝御石本分赐给他们，这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这种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4.馆阁藏书的利用

宋代官阁藏书的读者除了皇帝、近臣外，还有各藏书机构的管理人员、政府高级官僚，每年参加殿试的考生也可以利用，每遇到殿试，三馆都要提供典籍入殿。秘阁所藏图书仍专供皇帝御阅，一般不提供给其它人利用。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典籍不但在整理时可以互相参校，而且能公开借阅，甚至还能抄录，如著名藏书家苏颂的许多藏书都是从秘阁抄录而来。各馆还专设有外借书库，“熙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监三馆秘阁言，欲将借本书库原书籍添入经史子集，书数足备，更准备阅览”。外借书库以外的书则不能借阅。

宋代负责借阅工作的人称为“库子”，借书时有严格的程序，首先填写“单子”，然后经“监门”检查后才能将书借出。由于借阅典籍的人多，使政府所藏典籍散失严重。于是真宗就令有关官员“严行约束，杜绝因循”，并督促借书人员还书入库。当时馆阁藏书佚亡现象十分严重，如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的记载。到了北宋后期，外借典籍的损失更为严重。因此，政府规定只有集贤书院所藏典籍可以外借，其余公藏典籍不得借出，如有违反，私自借出则以法论处，借书的人也要受到处罚。另外，国子监、地方州学等机构的公藏典籍也可借阅。

宋代的公藏典籍除一般借阅外，还专为公私著述提供资料。如历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写到八卷后得到英宗的支持和重视，允许他在崇文院设馆撰写这部巨著。司马光利用这一机会参考查阅了崇文院大量的典籍，尤其是史馆所藏典籍。太宗、真宗两朝编著的著名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巨著，也是利用政府公藏典籍所完成的。自此以后，宋代历朝政府都充分利用公藏典籍编纂各种书籍，如各朝的《实录》、《宝训》、《日历》等万卷，《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等礼仪著作3300多卷，各代会要约1900卷，及其他各方面的典籍。

从以上宋代官阁藏书的利用来看，尽管读者面很窄，局限于一定范围内，但为后代官府藏书的利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利用藏书制度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图书馆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一般功能和管理意识。

5.保护馆阁藏书的措施

5.1 把正本抄成若干副本。两宋历朝把征集来的图书收入馆阁之后，为防止意外之变便抄写成若干副本。这些副本图书不仅使国家藏书在数量上成倍地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远胜原本。抄写副本图书的工作，几乎和宋代国家藏书历史相始终，一般是和国家的求书、编书、校书、刻书、等图书活动同步进行。早在淳化元年(900)，太宗就命令直阁校理掌管秘阁图书的缮写事宜。咸平二年(900)闰三月，在诏求逸书的同时，真宗又命令三馆写四部书二部，一置太清楼，一置龙图阁。像这种例子，宋代历朝几乎都有。

5.2分橱藏书。在宋代把藏书分类后放进木橱，再把木橱外涂上绿漆予以保护，时称“绿橱”。这种分橱藏书，既有保护书籍之效，又方便查找。

5.3防虫、防蛀。宋代多用椒水(胡椒、花椒浸渍汁)渗透纸中，成为一种防蠹纸。因为椒中含有香茅醛、水芹等，有驱虫避蠹之良效；秘阁所藏正本、真本多用黄薜(柏)汁渗入纸中，以达到防蛀的目的。这种染纸防蛀保护图书的传统方法，在北宋已得到了推广。另外，为了馆藏图书能长久保存，在北宋还健全了一年一制的曝晒制度。每逢5月至7月，太阳光最猛烈之际，把馆内全部图书分期分批取出屋外曝晒，以达到防霉防蛀，保护图书储藏的目的。朝廷十分重视曝晒制度的经常化。晒完书籍之后，朝廷在馆内举行宴请，以表慰劳。

5.4夜间推行宿直制度，把防盗防火相结合。据记载，宿直制度分官员宿直与职吏宿直两种，官员宿直，规定秘书省之正副官长，“五日一轮”，每月还要向御史台汇报。秘书丞(相当于秘书省办公室主任)以下官吏，“日轮一员宿直”。如遇值班有事，允许请假，但必在“当月补填”。秘书省官长每旬检查一次，至月终把值班事情与告假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御史台。职吏宿直是指秘书省内的职员。吏员的值夜，每天2人，每日记录情况，由当宿官(值班官员)检查；每旬(10天)再由本省官长“点检”，吏职员如遇“急事”，可向当值官员请假，也须当月补填。

6.馆阁藏书的影响

宋代馆阁藏书，在文治政策的指导下，更加蓬勃兴旺起来。宋以前历朝还没有任何统治者，像宋代皇帝那样关注藏书事业：他们在即位之初，都要发布求书诏令。从而使宋代国家藏书事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并由此带动和影响了其它三大藏书系统(书院、寺观、和私人藏书)的飞快发展。如对私人藏书的影响：

私人藏书之风，至宋代而大盛，藏书之家指不胜屈。考究私人藏书来源不外采取三种途径：抄写、采购、馈赠。而这三种来源都与馆阁藏书有着密切联系。苏颂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及私藏家。他对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图纬、律吕、星宫、算法、山经、本草，无说不通，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召试馆阁校勘，仁宗嘉佑中迁集贤校理，宋神宗时加集贤院学士。苏颂自已的藏书中有许多秘阁所传之本，原因是他曾在馆阁任职，得到抄阅秘阁藏书的便利条件。苏象先(苏颂之孙)称“传写秘阁书籍，每二千言，归即书于六册。家中藏书数万卷，秘阁所传者居多。”后来南宋初最大的藏书家叶梦得曾得到抄阅苏颂藏书的机会，苏颂之藏便成为叶氏藏书之祖。

另外，朝廷赐书也是私人藏书的一个重要途径。宋绶是北宋承平时期的大藏书家，曾为集贤校理，与其父同在馆阁编校藏书。朝廷“每赐于(宋绶)必得二本”，此事一时在私藏家中传为佳话。宋绶死后，朝廷将他的千字文及其所藏墨迹入藏禁中。司马光、刘道原是《资治通鉴》的主要纂修者，神宗赏赐司马光颖邸旧书2400卷，哲宗也曾赐书刘道原。以上是宋代馆阁藏书对私人藏书的影响，同样，馆阁藏书也有赖于私人藏书的补充。（张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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