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学术渊源如同武侠的武功来历，重要性毋庸置疑。厚重的学术著作，当然能够显示学者的学术高深，但不涉及学术的来龙去脉，读者钦佩透顶，但常常望洋兴叹。要理解学者的学术渊源、家学根底，最重要的书籍是学术随笔。我以为，那就是武功秘籍。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学术影响巨大，了解他的学术门派和底细，绝对是千百万青年学子的心底愿望。心怀同样的企望，关注他的学术活动，这一天终于来了，他的一部学术“秘籍”出版了。近两年荣新江教授出版了几部学术随笔。能够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只有《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

任何人的学术都是零起步，秘籍的来源只有老师们。这部随笔，记录的便是这样一个师资团队。虽然有部分学术朋友，但最具吸引力的还是闪光的大师。在这个大师群体中，他用入学北大、走出校门和走出国门三个层次来归纳，这就是一个大师的简目。北大有邓广铭、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和叶奕良先生；走出校门之后，大师的队伍在扩展，有饶宗颐、杨志玖、王尧、沙知、宁可、冯其庸、陈国灿、李征、耿昇等诸位先生；走出国门，则有英国的贝利、日本的藤枝晃、俄罗斯的马尔沙克和李福清等先生。提笔写作的时候，多在大师驾鹤西去之时，这里的大师名单并不完整，但一一排列在此，足够震撼。

这里的文字顺序，主要循着荣新江的学术脚步。1978年入学北大，正逢邓广铭先生任系主任，他把这个班当成掌上明珠。北京历史学界被邓先生全体动员，排队给这个班上课。单凭这一条，学术大师的气候便已经具备。步入学术，是从三年级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开设的“敦煌文书研究”课程开始的。王先生是这门课的主导教授，他继承陈寅恪的学术，强调“读书须先识字”。讲唐代制度，一个“傔”字讲了足足一节课。学术之门，就这样在荣新江面前无声开启。

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正在开启，学术的春天如约而至。正在这时，法藏敦煌文献以缩微胶片的方式进入中国，北大图书馆立刻把英藏敦煌文献一同复制。敦煌文书研究课程，于是开始了发展进程，课程变成了研究队伍，并不断地有高人加入，东语系的季羡林、中文系的周祖谟、历史系的周一良和宿白。这是一支令人心潮澎湃的队伍。更令人称奇的是，为了支持这项研究，北大图书馆专门开辟了一个空间，即219室。有关敦煌研究的资料，统统置于那里。所有的课余时间，荣新江如同长在219一般，摇阅读机看胶卷，阅读中外敦煌学书籍，几乎所有的疑问，都能找到最适合的先生请教。

敦煌文书研究班，不仅要读书，还要做具体研究。王先生给每个学生一件敦煌卷子，要求从识字开始进行研究。荣新江本来对唐代经济史有兴趣，但王先生却给了他一件于阗内容的卷子，不容分说，必须完成。随着研究的深入，荣新江在西域历史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阗研究的世界级权威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贝利教授，1985年，荣新江终于得见他。遥远的中国，竟然有如此年轻的学术知己，贝利教授深感欣慰。荣新江后来随张广达先生读研究生，王先生给的那件于阗卷子，成就了师生二人于阗研究的第一块拼图。

季羡林先生开始对荣新江另眼相看，也是缘于他的于阗研究。大约与敦煌文书研究班同时，季先生也组织了一个“西域研究读书班”。这个班，来自历史系的有张广达、王小甫、荣新江，北大南亚所的有王邦维、耿引曾、张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的有蒋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文所的有黄宝生，以及中央民院的耿世民和国家文物局的林梅村等。基本上，这是北京学术界的西域研究班。读书班讨论各种语言的资料，如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有传世典籍，更有西域出土文献。读书班大约一个月集合一次，季先生每次必到。讨论问题，严肃认真，真理面前师生平等。1985年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就是这个读书班的具体成果之一。荣新江在这个读书班收获甚多，奠定了学术的国际视野、英语等语言工具和学术规范三个基本信条。季先生称他为“小友”。20世纪90年代以后，荣新江是季先生的编外学术助手，持续多年。

荣新江留校工作，具体单位是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心主任是邓广铭先生。对他而言，邓先生既是老师又是领导。邓先生是老北大，从胡适秘书到北大名教授，邓先生不仅开创了新宋史研究的新天地，更在“文革”后组建了中古史研究中心，留住了一批青年学者，为北大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留下了青山，开创了名山。荣新江就是其中一员。邓先生并不以敦煌学研究闻名，但对于敦煌学的认识和推动，却是居功甚伟。北大与敦煌学的渊源深厚，邓先生希望接续传统，再创辉煌。80年代，中古史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是当时敦煌学的重要研究阵地，荣新江刚留校，便协助邓先生编辑这份研究文献。根据邓先生的指示，他常常奔波于作者之间，讨论文章，领略风采。看看当时的作者队伍，一代名家跃然纸上。其中的学习心得是多方面的，而邓先生对敦煌学的重视，却无形之中为他的学术研究指引了方向，慨然拥有了北大敦煌学的担当。荣新江概括邓先生学术人生，即北大和史语所，两大中国学术高峰之间，无数学人故事邓先生都了然于胸。而荣新江印象最深的就是邓先生讲述陈寅恪先生。邓先生受傅斯年之命，担任陈寅恪的编外助理，知道陈寅恪很多故事，傅斯年甚至要求邓先生把陈寅恪饭桌上的谈话内容都记录下来。邓先生当时并不认为急迫，后来追思，后悔不已。荣新江当年经常听邓先生讲典故，听时便倍觉珍贵，想着以后一定记下来，结果到了今天，也不无悔意。

荣新江的敦煌研究，从北大图书馆219室开始。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也是219室的成员。当时，“文革”刚过，中外学术联系正在恢复中，周先生便把自己的相关外文书籍拿到219，供大家参考。中古史中心成立后，邓广铭先生有一整套计划。周先生称中心成立后“设立了敦煌研究小组，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书仪研究”。敦煌研究小组，全称应该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小组”，荣新江与周先生同在一组。周先生治学以魏晋南北朝著称，学术理路追随陈寅恪，在文字训诂和佛教典籍方面，亦步亦趋。就敦煌学而言，周先生与陈寅恪是一路的，主张打好学科基础，用新资料解决学术问题。其实，就敦煌学而言，周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写过敦煌学文章。至于敦煌书仪研究，因为关涉中古士族文化传统甚深，在周先生率领下，如今的研究成果颇丰。

荣新江至今还记得，宿白先生到219看敦煌胶卷《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的情形。当时，宿先生还是历史系的教授，正在研究敦煌佛教艺术。历史系成立中古史研究中心，宿白先生是创办人之一，而敦煌研究成为中心四大课题之首，也是宿先生参与制定的规划。后来，考古系与历史系分家，宿先生成为首任考古系主任，但依然是中古史中心的导师。因为敦煌学，师生缘分继续。荣老师至今完好保存着宿白先生的课堂笔记，密密麻麻的文字，还有清晰的文物构图。头脑充实，手腕将断，这是他每节课后最强烈的感受。有时在路上相遇，宿先生要荣新江到家里去，给他展示收到的新书。听说他在研究吐鲁番出土石刻，宿先生又请他到家里详细介绍。荣新江发表在一般刊物上的文章，竟然被宿先生引用，令人意外。作为考古学家，荣新江最钦佩宿先生的是文献功夫。在历史与考古渐行渐远的今天，这一点尤其令人惊喜。

除了图书馆219室之外，荣新江的重要学术秘籍当然是导师张广达先生。是张先生带领他前往季先生家，进行首次正式拜见。杨志玖先生治唐史与元史，尤其在研究马可·波罗问题上影响极大，而荣新江拜见杨先生也是随着张先生。他后来办读书班整理《马可·波罗游记》，受杨先生很大影响。张先生认为研究敦煌学，要多学习古代语言如古藏文，那就要从今日藏文入手。于是，特别邀请民族大学的老师为荣新江等人办了一期快速藏文学习班。因为要学古藏文，荣新江于是跟随王尧先生便有了师徒名分。王尧先生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他参与翻译。他利用古藏文资料撰写《通颊考》，令语言学家们十分吃惊。而他办《唐研究》，王尧先生全力支持和护航。

荣新江教授的《从学与追念》，记录的是师友情谊，其实也是其自身的学术成长之路。十分突出的是以学求师，以学会友。在港台的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是绝对执牛耳者，具体课题研究精深，尤其范围宽广，世无其右。荣新江的敦煌归义军研究受到饶公的重视，从1991年香港一见如故，双方立刻进入高水准的合作之中。荣新江帮饶公编辑《九州学刊》，还有《敦煌曲续论》，筹划《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丛书。后来饶公停办《九州学刊》，将经费交给他在北京创办《敦煌吐鲁番研究》，并由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担任主编，至今依然是敦煌吐鲁番学界的重要学术阵地。

荣新江治学，由敦煌学出发，这是根基，或者整理敦煌文献，或者研究敦煌问题，使他有机会与宁可先生、沙知先生交往，细节清晰，感人至深。研究吐鲁番问题，则与陈国灿先生、李征先生结交。进而研究中西交通问题，则有叶奕良先生、耿昇先生的故事。

大师远去，变成学术史上的座座高峰。后生晚辈，徒唤吾生也晚。学术如武功，机缘是关键。不过，另一个说法是：机会是给有备者的礼物。同样聆听大师教诲，真正领悟的永远是凤毛麟角。荣新江教授用这样一部书，记述了自己的武功家学，告诉我们怎样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曾经，是邓广铭听陈寅恪讲故事，后来是荣新江听邓广铭讲故事。下面，该有人听荣新江讲故事了。学术代代薪火相传，这就是原本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