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区的海潮灾害，在钱塘江 ① 沿岸地区表现得格外深重。历史上该地区很早就有了筑塘御潮的工程建设［1］ ，以便减轻潮汐的危害，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当地民众在与海潮长时间抗争的同时，也逐步孕育出了与海潮抗争的特有信仰。

就目前的成果而言，学界对钱塘江地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水利设施的建设，或者水利技术的演变［2］［3］［4］ 、再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探讨 ［5］［6］［7］ ，但从民众信仰的角度去探讨人地关系的内涵则不多见，虽有少数论文对此稍有涉及，但论述较为简略［6］［8］ 。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去考察杭州地区民众生存环境的变迁，进而立足于环境的巨变去探讨民众信仰的更新。

汹涌澎湃的钱塘潮，得到了古代诸多文人墨客的称颂。然而就生活于本地区的民众而言，其文学修养相对不高，而且断然不会有文人墨客观潮时的闲情逸致，于是在钱塘潮的强大自然力面前，自然会感到人的渺小，从而逐步孕育出了特有的“潮神”信仰。

杭州地区民众眼中的“潮神”早期以伍子胥为依托。相传伍子胥因不满吴王对自己的不信任和迫害，死后化作“潮神”肆虐于钱塘江两岸地区，以宣泄其怨愤。《越绝书》云：“胥死之后……（吴）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9］ ，今人刘传武等认为这是“第一次把伍子胥上升到‘神’的位置，实为潮神之滥觞。”［5］《史记》记载：“吴人怜之（伍子胥），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12］史记这一记载从历史的视角表述了民众对伍子胥的同情。而唐朝后期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则延续了《越绝书》的成说，在其所作《祭浙江文》中称：“谨以清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浙江神……以醴币羊豕沉奠于江，惟神裁之”［13］ ，该文虽未直言“浙江神”就是指伍子胥，但白氏把伍子胥视为“江神”，在他的另一些诗歌中却是有直接反映的［14］ 。《宋高僧传》 “唐杭州灵隐寺宝达传”有如下记载：“达……哀其桑麻之地，悉变为江，遂诵咒止涛神之患。一夜，江涛中有伟人……谓达曰：弟子是吴伍员，复仇雪耻者”［10］ ，也是把“涛神”与伍子胥相提并论。宋代著作《锦绣万花谷》表述得更为直接：“子胥乘素车为潮神。”［11］

值得一提的是，在后世被奉为“潮神”的钱镠，其生活时代早于宋朝，但他本人也认为钱塘江大潮是伍子胥的“忠愤之气”在作怪［15］ — —这就足以证明在宋代以前，钱塘江两岸民众一直是把伍子胥奉为“潮神”的。

钱王即钱镠（852-932），杭州临安人，五代时期吴越国首位国王，谥号“武肃”。唐末钱镠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而崛起，并逐步夺取了江浙地区的统治地位，且得到了唐王朝的认可与加封。出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钱镠于大顺元年（890）、景福元年（892）两次扩建杭州城，尤其是892年的那次， “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16］ ，杭城扩至钱塘江岸，成就了其“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依郭邑，通商旅之宝货”［16］ 的繁盛局面。

钱王在杭州地区取得了统治地位后本可以安享太平，但为何又要“射潮”呢？显然另有其因。就当时面对的生存环境而言，与“潮神” “逞凶”关系密切。钱塘潮“逞凶”为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潮侵袭， “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15］ ；二是新增沙岸的崩坍， “人坠垫溺……庶俾水反归壑，谷迁为陵。土不骞崩，人无荡析”［13］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轮钱塘潮成灾的背后隐含着杭州地区生存环境的巨变，并在上述引文中有所体现，即钱塘潮淹没了良田，民众的村落变成了江面 — —这就意味着从唐代后期以来人们开始了一轮与水争地的社会行动，将此前任凭海潮涨落的滩涂之地营建为农田和村舍，从而为海潮侵扰埋下了祸根。就连钱王新修的杭州城也有遭逢侵袭的风险，这才是钱王起而直面钱塘潮的社会原因。

面对“潮神”的“逞凶”，钱镠在回顾成灾的历史过程时明确指出， “溯自唐贞观以前，居民修筑，不费官帑，塘堤不固，易于崩坍。迨后兵戈顿兴，民亦屡迁，遂废修塘之工”。［15］ 而后，“虽值干戈扰攘之后，即兴筑塘修堤之举”［15］ 。文中钱王虽然在竭力展示自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政绩，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如何应对钱塘潮的挑战，在之前的较长岁月里并未引起官方的重视，而是民众自发展开的与海争地的努力。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相关技术有欠完备，社会制度保障更是无从谈起，相应的工程设施难以发挥成效且在情理之中。可是，钱镠在执掌了吴越地区的政权后，杭州地区成了他的立国根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钱塘江的成灾，对其统治必将产生不利影响，这应当是他不得不直面钱塘潮的关键动因。

“先是江涛汹涌，板筑不时就”［16］ ，因当时正值八月，为“潮神”最逞威风之时，如何应对钱塘潮的挑战显得相当迫切。钱王要在这样的时代出于稳定民心的需要不得不采取非常举措， “射潮”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天祐四年（907），朝廷进封钱镠为吴越王。钱镠在确立了自己在吴越的绝对地位之后，在汹涌的钱塘潮面前不得不有所行动以安抚民心。于是，将“潮神”作为自己宣誓权威的靶子，把镇服潮神作为巩固王权的垫脚石，就成了别无选择的作秀， “射潮”由此被推到了前台。“（吴）其俗信鬼神，好淫祀”［17］ ，钱镠出生在杭州地区，知之甚深，在板筑海塘防遏钱塘潮失败后，不得不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庄重地祭祀潮神：

武肃王以梁开平四年八月筑捍海塘……版筑不就。表告于天，云：愿退一两月之怒涛，以建数千年厚业，生民蒙福。复祷胥山祠，云：愿息忠愤之气，暂收汹涌之潮。函诗一章，置海门山，以达海神。［15］

仔细品味这段祭文不难看出，钱氏第一祈祷的对象是“天”，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钱氏紧接着又亲自祭祀了作为“潮神”的伍子胥。与此同时，还将一首诗通过仪式转告于海神，其目的也是希望海神助自己一臂之力。暂息海潮的汹涌，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修复崩塌了的捍海塘。这显然是一种在失败面前转嫁责任之举，而他将责任转嫁于何处神怪？祭文有如下表述：

以丙夜三更子时，属丁日，上酒三行。祷云：六丁神君、玉女阴神……镠今斋洁，奉清酒美脯，伏望神君歆鉴……射蛟灭怪，渴海枯渊，千精百鬼，勿使妄干。唯愿神君佐我助我，令我功行早就。［15］

在这段祭文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其一，钱镠“射潮”希望镇服的对象是破坏修堤的蛟龙，而不是钱塘潮本身，因而称为“射潮”不妥，理应改作“射蛟”；其二，在祭文中提到了众多神灵，但这些神灵各有各的职守和地位上的差异，而上天是他祈祷的主要对象。钱氏认识的基础在于他主持修筑捍海塘本应是上膺天命，下顺民心的善举，因而只有上天能够为他主持公道，管束好各方神灵，不允许它们干扰他射蛟的善举；其三，在这段祭文中还提到了多种罕见于中原地区的神灵名号，这显然是吴越地区传统信仰使然。而钱氏对这些地方神灵的愿望，仅止于希望他们不要干扰他的射蛟行动。总之，通过钱氏的这段祭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钱氏在捍海塘修筑失败后所面临的困境，也折射出修筑捍海塘是相当迫切的。由于对自然力的认知有欠完备，遭受失败实属难免。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失败足以揭示另一项重大事实：要凭借人力去改变生存环境以顺应固定农田耕作的需要，并不是一两项简单的工程就可以奏效的事，而是需要整套的文化适应，即经长期积累后才能达成人与自然的相互兼容。明白了这一点后，钱氏下一步的射蛟之举其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他其实是想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安抚人心，推卸自己的责任。

命将督兵卒，採山阳之竹，使矢人造为箭三千只。羽以鸿鹭之羽，饰以丹朱，炼刚火之铁为镞。既成，用苇敷地，分箭六处。币用东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七十丈，北方黑五十丈，中央黄二十丈……从官兵士，六千万人……命强弩五百人以射涛头，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及发五矢，潮乃退钱塘，东趋西陵。余箭埋于候潮、通江门浦滨，镇以铁幢。誓云“铁坏此箭出”。［15]

这样的“射潮”盛典实属前无古人，有幸之处仅在于经过这样虚张声势之后，确实给当地民众壮了胆。万众一心重修的捍海堤取得了成功，才使得钱氏的“射潮”壮举被后世传为佳话，钱氏也被后世奉为“潮神”。不过这一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反倒是捍海塘的修筑，其成功标志着当地民众在适应固定农耕的奋斗中取得了胜利。从此之后，原来的滩涂转化为连片的固定农田，当地民众的生存环境为之一变，奠定了之后繁荣昌盛之杭州城的根基。因而， “射潮”之举尽管附会于神灵信仰，但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却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重归于和谐。

就事实而论，钱王“射潮”不过是一场表演罢了，钱镠明知其荒诞却要假戏真做，是其政治权谋使然。这一切显然不足以支撑民众在他死后奉其为“潮神”，民众在意的是其为抵御海潮而做出的创新业绩，即修筑海塘。钱氏“按神禹之古迹，考前人之治堤，其水仍导入海”［15］ ，即筑塘以御潮，修闸以拒（潮）水。就筑塘而言，钱镠“大庀工徒，凿石填江”［20］ ，具体做法为：“大竹破之为器，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内又以土填之，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济未济二卦”［15］ ，规模异常浩大，“计费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堤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15］ ，这对于之前“居民修筑，塘堤不固”和年久失修的状况，无疑是巨大改观。这种竹笼填石与榥柱相结合的筑塘固塘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海塘技术史上一次质的飞跃， “筑塘以石，自吴越王始”② ，足见其对后世海塘修筑的巨大贡献。其技术创新包含以下四项内容：其一，筑堤的材料是用竹笼装载巨石，再用巨大的木材使其就地定位，这种修筑方法与都江堰宝瓶口的修筑方式如出一辙，而与普通的堤坝大不相同，它不是实心坝，而是潮水和海水都可以穿行的乱石坝。正因为汹涌的海潮可以穿过坝体，因而海潮的冲力在坝的前方得到了极大的消减，从而确保了堤坝修成后可以长期保持牢固状态；其二，在堤的后面，不是直接接触需要保护的农田，而是沿着江岸留下了二丈九尺宽的空地作为缓冲。在涨潮时可以积满海水，因而称其为塘。这也与普通江堤、河堤的修筑方式不同，以容纳过量的海水，避免涨潮时巨量海水直接冲刷其后的农田。能够意识到这一办法的必要性，显然是当地民众常年与潮水抗争而得出的经验。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钱氏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并没有照搬传统经验，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创新；其三，这样修筑的堤塘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储水塘，而是以江流和大海连为一体的互通水域，即文中所说的“按神禹之古迹，考前人之治堤，其水仍导入海。”等海潮退去之后，储积在塘中的潮水会被排入江海，形成空地，以备下一次的海潮光临。虽说是“按神禹之古迹”，但就实质而言与大禹治水之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不是将汹涌的潮水导入堤内，而是利用海潮的落差发挥缓冲水势的作用，因而这也只能是滨海民众才可能想出的创新之举；其四，外用巨木为桩加固海堤。据上述引文， “外用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丈九尺，立九木，作六重，象易既济未济二卦。”这样的技术措施与内地江河堤塘的修筑也大不一样。这些木桩都是打在河床的水陆交界面，涨潮时要浸泡到海水中，退朝后又会全部露出地面。据常理推测，这些木材很容易腐烂的，难以确保常年稳固。疏不知，在海陆交错地带，木桩的状态与陆地上大不一样：海水是咸水，而河水是淡水，海水和河水的交错作用以及木材的不断水侵和晾干，淡水生物和咸水生物都不能在这些木桩上生长，才使得看似容易腐烂的木材实际被这样利用后，反而能够确保长期不毁，这同样是滨海居民才可能积累起来的本土生态知识和特有技术，钱氏只不过是将这些滨海居民的特有知识和技术融会贯通罢了。因而，修堤的成功不仅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当地民众智慧的结晶。钱氏作为这一事件的代表，日后被尊为“潮神”，显然不是感情使然，而是这样庞大的社会文化群体的意愿表达 — —滨海社会文化才是钱氏信仰得以深化的根基所在。

除了修筑御海塘堤工程外，钱镠为了确保整个杭州城在潮汐面前的安全，还“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16］ ，从而确保在大潮时被顶脱的钱塘江水不会漫入杭州城，免除了海潮对杭州城的威胁。另外，钱塘江中还有一块巨石，名为“罗刹石”， “横截江涛，海舶经此，多为风浪击覆”［21］ ，钱氏在新建御海工程时将其削“平”［20］ 削低，以致“开平中，为潮沙涨没” ［21］ 。至此之后，海船可以直达杭州城下，江船也可以顺江直接入海，大大便利了杭州的水运条件，对杭州城的繁荣贡献极大。

至于海塘修筑后为当地民众带来的利益，笔者将其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奠定了杭州城繁荣的根基。“江挟海潮，为杭人患，其来已久。”［18］ 钱氏主持修成捍海塘后，大大减轻了钱塘潮对杭州城的威胁，杭州城成为钱塘江流域的经济、政治中心。罗刹石被削平，杭州城的港口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20］ ，使杭州有条件成为国际大都会。可以说，没有钱氏的功绩，就没有日后杭州城的繁荣。没有滨海民众本土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钱氏也无法创造其划时代的功绩。钱氏后世被尊为“潮神”，完全得益于滨海文化的社会感召力，而与单纯的宗教信仰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性。

其二，成功地捍卫了杭州周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确保了滨海新开农田的正常生产。捍海塘的修筑，使得“边江石岸无冲垫之失，缘隄居民无惊溺之虞。”［18］“昔之汪洋浩荡，今成沃壤平原。”［18］“久之，乃为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陆，皆昔时之江也。”［18］ 民众生存环境的这一巨变，为政府大力推进本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基础，如《侨书大略》所言：“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17］“钱塘富庶，由是胜于东南”［16］ 。捍海塘修成后的情形，《两浙海塘通志》作了如下追记：“钱氏所筑之塘，至大中祥符间遂决。”③ 这一追记表明，钱氏所修捍海塘是相当牢靠的，堪称百年功业，也足以折射出滨海地区民众本土知识与技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长期以来，世人习惯于延续这样一种误读，即汉文化内部不存在地域性差异，因而任何人只要能建功立业，都可以被民众推上封神榜。但是，深入剖析钱氏创新修建捍海塘的技术细节后不难发现，滨海地区的汉族民众其实还掌握着另一套与内地有别的知识和技术，且更能适应于滨海潮汐环境。钱氏的功绩与他后世所获殊荣，其实是杭州地区滨海地域文化支撑的产物。因而对这样的功绩和信仰，需要结合其社会文化背景一并考量，才有助于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同时也更有利于发掘滨海本土知识与技术，以服务于当代的海洋生态建设。

在神化钱氏的后世余波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造福民众的捍海塘逐渐淡出了后人的视野，而虚张声势、假戏真做的“射潮”之举反倒成了神化钱氏的由头。这种情况在南宋文人的著述中已成为习惯性传言：咸淳《临安志》载， “钱武肃王……因命强弩手数百以射潮头，又致祷于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海门山，既而潮水避钱塘东击西陵”［18］ 。这段表述反映出射潮后立竿见影的神效，一经放箭潮水即刻退去。然而正因为这样的传说容易传布，不管任何人，只需要套用这一传说，都可以贪天功而为己用，于是各种各样的镇海巫术传闻也就不绝史书了。佛教僧人也借此分得一杯羹：“钱氏有吴越时，曾以万弩射潮头，终不能却其势，后有僧智觉禅师延寿同僧统赞宁创建斯塔（六和塔）用以为镇，相传自尔潮习故道”［18］ 。对比两者的记载，可谓自相矛盾，冒滥作伪不言自明。事实上，类似的传闻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于捍海塘的功业被不同程度地淹没了，反而是倡导因地制宜、因俗设制的康熙皇帝清醒地意识到区域性神袛的教化之功，于是将钱氏封为“钱塘江海神”。雍正时浙江总督李卫又进而奉敕在浙江海宁修建海神庙，直接将钱镠安置在正殿主神的位置以接受民众的朝拜。通过对这一系列的余波的梳理与审视不难发现，对海神的祭祀，其实已经发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转换。伍子胥和钱镠到底谁为“涛神”、谁为“海神”、谁为“潮神”，在历史的进程中如走马灯一样难以理顺。不过，这恰是民间信仰的常态。而区域性本土知识和技术的常态，则有所不同。由于这是一种特定区域文化的社会事实，其所创造的业绩也存在诸多客观见证，任何人也无法篡改或张冠李戴。因而，民众之所以愿意奉钱镠为“潮神”，依托的恰好是区域性的社会文化。涉及信仰的传说，只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花絮而已。

笔者认为，杭州百姓对钱镠修筑捍海塘所产生积极效果的感激是传说长存的内因；儒家文化影响下普通民众对统治者的崇拜与敬仰是传说得以长期延续的动力，尤其是积极为民众谋福祉的统治者；而汹涌的钱塘江海潮是传说产生和“神”化的外因［5］ ；当然，江浙地区民众“信鬼神，好淫祀”的风俗也是传说得以生生不息的重要因子。

就表面而言，无论是钱氏称王于浙江地区还是他成功地主持修建了捍海塘造福民生，甚至是被后世奉为神灵，似乎都属于其个人行为及其结果，这是十足的误解：事实上，在钱氏建立功业的过程中，滨海社会文化在期间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创新了的抵御海潮的堤塘结构是对滨海本土知识和技术的集中体现。因而，他在后世被奉为神灵，其实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一点正是此前经常被忽略的关键问题。唐中后期以降，汉文化事实上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此前的依种旱地农作转变仰仗精耕细作的固定稻田经营为经济支柱，汉文化也随即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在长江下游与淮河流域，具体表现为大规模修建圩田，要知道汉民族早年的治水传统是圣人不与之争，而大修圩田恰好标志着人们开始正面与水交锋，将水域改造为农田，也就是新一代的圣人恰好要与水争地。这一新奇现象很快传递到浙江地区，引发了浙江地域文化的巨变。

在不具备系统的圩田修筑技术之前，浙江地区民众将钱塘潮形成的潮汐地带作为渔猎场或通商古道加以利用。对稻田的耕作而言，必须的生态位处于空缺状态。圩田技术一旦进入浙江地区，必然意味着浙江地域不仅仅是一般的与水争地，而是直接向海洋争地，其难度和艰巨性可想而知。在多年努力而成效有限的背景下，钱氏敢于直面汹涌的钱塘潮，以巫术的方式去安定民心，进而大胆利用当地民众的本土知识与技术组织民众创建了捍海塘，使水稻控制的空缺生态位得到了有效的填补，将原先的洪泛地带改造成了良田沃野。对钱氏个人而言，这是巩固了其在当地的统治；对民众而言，则是开辟了千年福泽；对海塘修筑技术而言，则是创新了与海抗争的整套技术与装备，开创了地域文化的新时代，即固定农耕稻作文化时代。钱氏这样的业绩，被后世奉为神灵其实一点也不过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钱镠统辖之域，仅限于东南一地，这在庞大的汉文化主流圈内小到不足一提。因而，其功业被淹没，自欺欺人的“射潮”行为反而得到彰显。虽然事出有因，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大启示：在汉文化圈内，类似的例子俨然不少，正等待着我们去认识与发掘。只有客观、正确地认识与把握不同地区的文化精华，我们才能够抚去历史的尘埃和文化偏见的干扰，才可能让那些精彩而被埋没的地域文化重放异彩。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