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转眼年届七十。我自1995年8月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到2018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教学岗位，共25年。25年对人生来说，确实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了，何况是最有生命价值、人生最为成熟的时段。有幸的是，我这25年在一个非常友善的团体中渡过，同仁们友好相处，大家认真做学问，互相促进，互相帮助，因此我深深留恋着这一群体。

学界没有几人知道我家庭情况，但有传闻。今天我就把自己家庭情况简单说一下，同时也感恩许多在我成长过程中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我祖籍杭州，1950年阴历七月初二生在上海一个资本家家庭。我父母共有五子二女，我排行老三。我从小在父母的关爱下无忧无虑地成长，只记得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好好读书。家中生活条件很好，自我懂事起，家中就有保姆照顾我们生活起居。但父母对我们要求极严，稍大一些，就要求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做，要学会炒菜、烧饭。我们兄弟自小学起，父亲每月给我们“月规钱”，但规定需要参加日常劳动，如做饭、洗碗、扫地、洗衣服等家务，每天评分，才可以得到相应的零用钱。月规钱下不托底，上有封顶，因为父亲说小孩不能有太多钱，否则会好逸恶劳。我一辈子看到父亲戴过三次红花，第一次刚懂事，后来父母告诉我是公私合营，三家工厂交给国家了，所以能戴上大红花；第二次1965年，父亲当了上海市先进工商者，即市级劳动模范，自然戴了大红花，还拍了照；第三次是1979年，父亲已经66岁了，在带我四弟满师后，厂里才同意他正式退休。这时，他已经是光荣的“工人阶级”中一员了，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回家。

我也经历了家里的重大变故。1966年文革一开始，我家便被抄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就连父亲上下班骑的英国亨宝牌自行车也被红卫兵“借”走了，只留下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公私合营时父亲的工资是360元，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主动要求减至280元。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工资被削减68元，母亲工资也被减到42元。文革中，我是不准革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轰轰烈烈的“革命”只有旁观的份。

家里遇此变故，经济上极其拮据。我们家小孩多，钱不够用，只能卖家俱，就连吃饭的椅子也卖掉了，最后只剩下够父母与兄弟们每人一“座”！记得那时实在穷得没办法，母亲只能向过去曾帮助过的人求助。自然，有些苦大仇深的阿姨叔叔们，夜里会偷偷送几块钱给我母亲，我母亲总是千恩万谢。也有一些根红苗壮者，坚决与我家划清界线，骂骂咧咧地一个子都不借。有次家里实在过不去了，父母决定把四把不知什么年代的红木雕花太师椅卖掉来救急。我三兄弟、弄堂里一个小伙伴每人扛一把，走了三里路，背到小南门旧货商店去卖，店里人说15元一把。我们嫌少，又走四五里，扛到老西门旧货商店卖，但开价12元一把。于是，我们只得背回来，卖给小南门旧货店。那时我弟弟才15虚岁，我才17虚岁，个子长得又矮，背不动，走几十步就得坐下休息一下再走。

1969年3月，我被下放到吉林省和龙县德化公社柳洞大队插队落户，我弟弟下放江西。但家里只有一只箱子，而我父母已买不起箱子了，因为家中所有值钱的家俱都已经卖完了，只留下睡觉的床和吃饭的桌椅，没东西可卖了！好在我姨婆送给我一只旧木箱，装了一些换洗衣服就登上上山下乡征程。我们生产队离边境图们江仅几里路，是个穷山恶水、只出杂粮的地方。生产劳动是到高山上砍树，等它干后烧掉这些木材来种玉米、谷子。劳动异常繁重，但吃着杂粮、没有蔬菜，很快我就脸、手、脚都异常浮肿，被查出肝肿三指。我不清楚这是什么病，就写信给家里，父母马上回信，要我请假回上海检查，于是我在9月份返回上海。

其实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营养差，我正在长身体，抵抗不住这恶劣的生活条件。正巧有个在江西农村的表姐在上海治病，住在我家。她听说我只能吃到苞米、高粱米，连菜都没有，就向我父母提出带我到江西去，因为那里至少有大米吃。过了一段时间，我随表姐到江西三清山底下的德兴县，直到第二年才办完由吉林正式“调动”到江西插队的手续。

在江西农村，白天劳动，晚上非常枯燥，于是就喜欢上看书了，从此舞文弄墨。公社乡办廖焕彩主任见我喜欢写写，也就经常让我到公社写一些通讯报道、先进材料。1974年开始，我被调到县乡办工作，作文字工作。在县城，我有稳定的收入，条件好多了，生活也稳定，结识了一批搞文艺工作的老师与朋友。县群艺馆的老师对我非常好，县里早已封闭的图书馆也暗中只对我一个人开放，我可以随时到积满灰尘的库房里借出古今中外的名著。读完之后，一些老师还私下给我作分析辅导。当时，举办所谓的知青函授教育，我参加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函授学习，意外得到该系杜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金路老师的赏识。后来复旦大学中文系要招4名工农兵研究生，他们还点名要我。但上海赴江西慰问团某领导坚决不同意让我这个成份不好的人上大学，推荐自己外甥去了。后来金路老师告诉我，面试时，考这位被推荐者：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几，他非常迅速地回答是四分之一。结果，中文系没要他。

1977年发布恢复高考消息时，我正在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改一篇报告文学。当时我打电话要求报名，被告知报名年龄截止到25岁，而高中生则不限年龄。不过，还有一条特殊说明，有专长者可以适当放宽年龄。由于我写过一篇新闻特写，中央广播电台在1976年6月播报，时间长达25分钟；我也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在省里属于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因此单位给我打了有“写作特长”的证明，总算报了名。

我高考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复旦大学杜主任叫金路老师给我写信，要我报复旦大学中文系。但遗憾的是，因为成份问题，江西省招办坚决不同意投档案。好在上饶地区教育局秦生局长（后来是我们校长）坚决要把这些被打下来的这批成份不好、但成绩不错的知青都招进江西师范大学上饶分院，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1979年，学校改名为上饶师范专科学校。1980年底，由于地方上急需老师，我们提前毕业了。其实，我自1978年下半年起，在上饶师专当写作老师的助教，教78届中文，故留校任教，但阴差阳错，没有让我继续当写作老师，却当了历史老师。

1984年，教育部决定办助教进修班，中国古代史只有东北师范大学招生，共30名（最终成绩合格者仅24名）。我有幸被录取了。当时东北师范历史系古代史是全盛时期，先秦有徐喜辰、詹子庆、秦汉有陈连庆、高尚志、魏晋有冯君实、隋唐有吴枫、陈伯岩、宋元是杨树森、穆鸿利、明清是李洵、薛虹，历史文献是高振铎，这些在当时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期间，还请了大量国内外专家来讲学，记得世界史有林志纯（日知）、朱寰等人，中国史有胡厚宣、张政烺、金景芳、李学勤、林沄等人。我们班还到全国各地考察访学，詹子庆先生还请了许多学者给我们上课，如四川大学缪文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请瞿林东先生、南京大学茅家琦先生等等都给我们作过讲座。这开阔了我的眼界，窥见了历史学大门之内的一些奥秘。我在助教班当班长，因此有更多机会与任课老师与校外专家接触，在接触中感受到他们的为人为学风范，也获得许多先生的指点与帮助。

1986年底回到上饶，学校创办史地系，由于我已经晋升讲师，所以被委任为系副主任。正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开展办院外研究所的工作，思想史室主任黄宣民先生就定我校为他们联系单位，合作研究。我有幸与社科院许多前辈学者有了接触，也得到他们的关照与提携。我在他们影响下，转向思想史研究，参加了许多会议，结识了很多国内外一流学者。同时，在阅读他们的论文与著作中获益非浅。国内外许多专家也帮助了我，如1991年，由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首任会长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的推荐、经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帮助，我有幸成为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之一，教育部指定的团长是南开大学方克立先生，副团长是武汉大学萧萐父先生，我是唯一来自专科学校的讲师级团员。

1992年，非常荣幸地受到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的垂爱，使我一个中文专科毕业生有机会三级跳远地进入他的门下，攻读中国史学史博士学位。关于这件事，我曾经写过回忆杨先生的文章，网上流传很广，这里就不再重复了。1995年6月，我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工作。

我进入古籍所，所里有朱瑞熙、许沛藻、顾吉辰、金圆等古代史前辈学者，也有大量与我年龄相仿的年青学者，学术风气浓厚，因此我在学术发展上得到大家的帮助与关心。我们所还有中文专业，同样有许多前辈与同辈学者。我与大家相处比较好，至今仍然如此。这是我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

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其实真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一辈子做学问，出过几部书，写过一些文章，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也谈不出什么经验，只有一些教训。大致说来我做学问有三大缺陷。

一是外语不行。我初中学俄语，进入上饶师专后没有老师教英语，学校规定可以免修，因此就没有学外语。直到1991年8月初出国开会回来，才下决心学日语，准备考博。我是自学日语，没有人教我，因而基础极差。靠死记硬背，侥幸考上了博士。在南开学的一外是日语，二外是英语。英语学后就丢了，日语还算翻译过一本小册子，在台湾出版了。但后来感到自己年龄较大，在外语上再化很多时间，可能会耽误学术发展，反复掂量后只能放弃继续学习了。现在虽然似懂非懂地勉强看点日语论文，但总象隔层纸，理解不精确。这对我了解国外学术发展形成很大障碍。

二是世界史不懂。研究中国史，不懂世界史肯定研究会有相当局限性。因为无法确认历史上某一阶段的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一些有关连或类似的问题无法通过世界角度来理解。当然我也读过一些翻译过来的世界史著作，即使发现一些问题，但由于自己外语不行，无法进一步去了解或解决它。

三是学业不专。我学术兴趣比较广泛，从先秦到近现代各个阶段都写过论文，也出过一些相关的书，但由于精力分散，学而不专，难成气候。虽然自南开毕业后，略懂治学门径，也知道要收缩，但为时已晚。

总之，这三大缺陷至今困挠着我，这或许可以作为诸位年轻同仁的一个前车之鉴吧。

当然治学一辈子，也有一点感悟，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学贵通达。通是贯通，指研究学问需要上下贯通，只抱着自己一亩三分地是不行的，需要上下贯通。上下贯通自然指了解至少自先秦到明清的大致历史情况。我在读一些论文或专著时，经常发现一些结论就某个断代而言是可以成立的，但上溯下探，这个结论或许就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在研究一个问题时，比较注意从更长的时段来思考，看自己的结论能否站住脚。当然，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大学者的内外兼通就更好了。

达是极致。做学问要做到极致，即研究一个问题，尽可能搜集资料，反复思考，不断修改，直到自己感到无法修改了，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拿出去了。过去为了完成考核，我有些论文仓促发表，现在回过头来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为时已晚。当然，随着自己不断学习，即使过去发表时感到还不错的论文或专著，其实也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更正，坦率承认，不能文过饰非。

第二，学贵知疑。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朱熹说过：“读书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大疑則可大进”。其实，孔子、朱熹所讲都是一回事，即学习须独立思考，需要有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恐怕就是治学门径之一。我个人认为：即使对大师、专家、乃至自己师长的著述，在抱着崇敬的前提下，也应当有自己独立看法，不盲目信从，不人云亦云。我读书与研究时，也力求秉承先哲们的教诲，尽可能从读书中发现问题，进而去解决问题。我主张不要随便引证，即使是专家的重要结论，也必须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切实认为是正确者才引证。决不能拉大旗作虎皮。当然，即使是普通学者的成果，经过我分析思考，认定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也会引证的。

胡适先生曾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认为落脚点和重点是“小心求证”。小心求证就需要我们认真读书，仔细思考，慎下结论。因而，学贵知疑并非是随便否定非议他人观点，而是不轻信，不盲从，经过认真思考，得出自己认为可信的结论。

第三，学贵坚持。做学术研究是异常艰苦之事，费时费心力。但大凡要做出一点成绩，确实需要坚持不懈。荀子《劝学篇》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坦率说，我非常清楚自己不是聪明之人，是平常人，只有坚持看书，坚持研究一些问题，这样日积月累才能做一点事。因而只有放弃一些不必要的活动，不随意浪费时间，尽可能多读书，思考问题，力争做得好一些。

学贵坚持，需要自己不断积累，不要凭自己“脑子好”就放松。比如说，看到有价值的材料就马上记下来，想到一些问题就记下来。我购买了许多书，我看书就一边看一边记在旁边，即使几个字也必须记下。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记性确实不错，甚至至今能把中学同学姓名学号都一一背出来，但随着年龄增长，越近看的书越记不住，这或许是规律，因此现在越来越感到随时笔记的重要性，越来越感到坚持的可贵。

第四，学贵理论。我认为无论研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典章制度，都需要具有坚实的理论，不能仅仅停留在“说清楚”这个层面之上。也就是说，在研究清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基础上，需要从理论上概括出一些值得我们深思或借鉴的内容，既要把握住某些事件、某类人物或某种制度特殊性方面，也要探索它们规律性、价值性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们的研究或许更有价值。

上面讲的“四贵”，或许是老生常谈式的内容，也只是我个人学术研究中的一些感悟，不确之处，尚祈同仁们指正。

按：此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荣休论文集”撰写，原稿是荣休座谈会的发言稿。

2019年9月15日撰成， 10月2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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