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秋屋，名延年，为瞿式耜孙瞿昌文之挚友。瞿昌文于兵荒马乱中芒鞋草袜，从常熟往桂林寻找祖父瞿式耜，赵秋屋为朋友仗义护行，历千辛万苦，出生入死，助瞿昌文寻亲[35]。在这首诗中，澹归褒扬赵秋屋的豪侠忠义品格，对其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于艰难中竭力辅助友人成就义举的仁义深感钦佩。此游侠精神与澹归的耿直性情颇为契合，是以澹归乐于为其作歌表彰，所谓“尔得我存忠与孝，我得尔成义与仁。”然而在诗歌最后，亦流露出对自己右脚残疾，心灰意冷的哀伤。

同书在澹归《赠赵秋屋旧作》之后，有瞿式耜《赠赵子秋屋》[36]，更详细地交待了赵秋屋仗义帮其孙昌文寻亲的艰难经历，极写感激赞赏之意。与澹归之诗歌一起，颂扬赵秋屋义举。

（四）《金堡和双忠倡和诗》

《金堡和双忠倡和诗》见于《（光绪）临桂县志》，创作于桂林陷落，瞿式耜、张同敞被囚禁时。时金堡已于桂林茅坪庵出家，瞿、张二公被囚禁于城北一家民舍，三人诗筒倡和频繁。对此《（光绪）临桂县志》转引《栖霞寺志》记载称：“性因，明给事中道隐金堡也。仕永历，以罪谪戍清浪，行至临桂，祝发为僧，居茅坪庵。当是时，留守瞿公、督师张公在临桂，皆性因旧友也。二公囚日相与赋诗，辄寄性因，辄和之以诗，往复者匝月。”[37]张同敞在临难之际，将绝笔诗托瞿式耜寄给澹归，称：“被刑一月，两臂俱折。忽于此日右手微动，左臂不可伸矣。历三日，书得三诗，右臂复痛不可忍。此其为绝笔乎？敢烦留守师寄雪公、道公，两师如别山之左右手也。”[38]道公，即金堡之字道隐的简称。被张同敞视为左右手，可见金堡与瞿、张二公生死之交，极为亲密。诗共八章，耿介之气回荡其中。辑录如下：

即到沙场亦醉眠，岂能乞活奈长年。三更白月黄埃地，一寸丹衷紫极天。身在简编看不老，心如墙壁破无缘。何须更说空生死，有劫难灰独朗然。　　

出师尽瘁许岩疆，取义成仁一再商。刀戟仇雠知我厚，衣裳鳞介债难偿。莫教儿女攀新冢，未有英雄恋故乡。我亦夔怜还起舞，剑铓无处割愁肠。　　

几世曾依日月光，二毛终不变星霜。相公气比秋山静，司马生当厉鬼狂。舌断犬羊羞卫律，身轻蝴蜨吊蒙庄。山僧顶礼何时了，佛火新添忠义香。　　

乘危时自薄君臣，坐躐元公岂一人。各拥金章难请剑，兢吹铁血看移燐。有心许国惟多病，无计强兵只益贫。变起劳他文吏死，可怜儿戏捉官身。　　

有荼无荠不堪尝，狱底生还止自伤。抗疏敢先开贯索，借刀谁复误封疆。随缘布帽犹难著，得佐松寮未忍忘。却忆昔贤高义在，变名伏侍故人傍。　　

偷生岂易学无生，二老何尝肯待清。欢喜刀头偏下种，贪痴海底得忘情。灯寒一碧千秋血，凤吐双丹万里声。大义从来无短祚，中天日月看长明。　　

难将火聚起灰心，尺寸山河又陆沉。一部春秋天地正，十朝功德祖宗深。镜边短发梳还喜，枕上高吟韵好寻。欲寄君王多少泪，满天风雨共萧森。　　

忠臣无命亦难求，空冢题碑唤莫愁。臂断不辞连颈断，心留何必定身留。雪庵未证东来果，柴市能超北去囚。死死生生俱努力，人天无碍约同游。[39]

清兵陷桂林，桂林留守瞿式耜、张同敞誓与桂林共存亡。被俘后赋诗言志，各抒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报国豪情，发胸中悲壮激昂、回肠荡气之慷慨壮志，吐故国沦陷、地崩天裂之悲愤恸楚[40]。金堡与之唱和，同样悲壮淋漓，豪情万丈，浩然之气充斥其间；同时亦充满丧失故国的悲愤及自我遭遇的感伤。纵观八首诗，主要思想有：（一）对瞿、张二公誓死报国的理解与支持。以“一寸丹衷紫极天”“取义成仁”“灯寒一碧千秋血，凤吐双丹万里声”等表对二公赤胆忠心的赞美，以“舌断犬羊羞卫律，身轻蝴蜨吊蒙庄”“柴市能超北去囚”对二人杀身成仁、宁死不屈的铮铮气节予以讴歌。将二人比之文天祥，以其坚贞之气讽刺投降异朝的“卫律”们。同时以“大义从来无短祚，中天日月看长明”肯定两人为国捐躯的意义，认为这种与日月齐晖的气节是明朝不亡的希望所在。“得佐松寮未忍忘”则表将不忘二人高义，要以“变名伏侍故人傍”来报答二公知遇之恩；（二）对故明的眷恋和对朝廷忧患的担忧与无奈。“几世曾依日月光，二毛终不变星霜”，强调其身为大明子民的身份及不降清朝的决心；“欲寄君王多少泪，满天风雨共萧森”流露对明代帝王的眷恋，又以“乘危时自薄君臣，坐躐元公岂一人。各拥金章难请剑，兢吹铁血看移燐”对朝廷权奸误国行为进行控诉与抨击，并以“变起劳他文吏死，可怜儿戏捉官身”慨叹此时永历南逃，文臣皆未能追随的荒唐局势。（三）抒发被权奸算计的悲愤、见弃于朝廷的尴尬、报国无门的悲痛处境所带来的无尽忧伤。以“抗疏敢先开贯索，借刀谁复误封疆”回顾南明被陷入狱的经历；“心如墙壁破无缘”“剑铓无处割愁肠”“狱底生还止自伤”，生动刻画与描绘了一片忠心却见弃于朝廷的悲伤心境，同时以“我亦夔怜还起舞”“有心许国惟多病”表达想要报效朝廷，却因刑狱之灾身遭残疾的无奈。并以“佛门新添忠义香”表明其遁迹佛门的打算。八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重义轻生、侠骨义胆之浩然正气，却也有无可奈何的深深自伤。这八首《金堡和双忠倡和诗》无异于澹归此时心态各面向之细腻呈现，生动展示出他内心的痛楚、无奈与迷茫。

据李世熊《寒支集》二集卷六《兵部尚书总督学士张公传略》载：“（澹归）书上未报，而吴江义士杨硕甫踊哭收其尸，具衣冠并殓瘗于北门之园，拾二公囚中与性因唱和诗，授瞿公孙昌文。还嘱性因序且跋之，曰《浩气吟》。”[41]查继佐《瞿式耜传》亦云：“先是，给事中金堡苍梧之狱，式耜具疏者七，得戍清浪，养屙招提，皈命三宝，更名性因。既感式耜义，和《漫赋》之诗八章，而跋式耜与同敞合稿，因上书定南，请得以衣冠棺殓两公，并恳恤式耜幼子，王许之。”[42]可知澹归唱和瞿、张二公狱中诗作为实，《（光绪）临桂县志》所载《金堡和双忠倡和诗》，当即查继佐所谓“《漫赋》之诗八章”。上述两则材料皆言澹归曾跋瞿、张二人之作，惜今所见版本不传。《（光绪）临桂县志》为时任知县吴征鳌主持修纂，“历十寒暑而告成功”，“考证之精，体例之正，允足补胡、朱二公（旧志）所未逮。”[43]所录诗文可信度较高。《浩气吟》传开后，一时唱和、题跋，借以抒发亡国悲痛者众多，钱澄之[44]、钱谦益[45]、陆世仪[46]等都有关注。《（光绪）临桂县志》录澹归诗歌，大概因其唱和与瞿、张所作同时同地，且因其有《上定南王》一书，较后来诸作更有现场感。此时期澹归之诗文俱遗，可资补之。

（五）《易水诗》

杨钟羲《雪桥诗话》记载澹归《易水诗》一首：

相视不以目，明明易水心。樊生一语痛，田子数言深。剑术留铜柱，罗衣耻断琴。九原无悔色，成败未知音。[47]

借易水这一掌故抒发诗人无限感慨，语气悲壮沉痛。杨钟羲评价说：“亦见志之作”[48]。此诗具体创作时间虽不可考，但由“易水”这一主题推测，此诗所见之“志”当为抗清复明决心。同时期钱谦益有《春日过易水》[49]，程嘉燧有《过易水怀古》[50]，屈大均有《重过易水》[51]，均通过“荆轲刺秦”这一典故隐晦地表达反清复明的愿望。据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称，屈大均等人所创西园诗社“对荆轲这一历史人物更感兴趣，该社举行以《燕台怀古》为社题的诗会，与屈大均、陈恭尹的北行是否有关难作定论，但至少反映了社中诸子的复仇心理和尚侠精神”，并认为“西园诗社之咏‘荆轲击秦’，有异于通常的怀古，不是发古人之幽情，而是屈向邦所说的‘多有此想’”[52]。可见“易水”已然成为故明遗老心中一种难以忽视的情结。澹归《徧行堂集》中，多与西园诗社成员如王邦畿、陈恭尹、陈子升、张穆等人酬唱之作，虽不见其直接参与该社活动的文献，但他对该社情况有一定程度了解应是不争的事实。

单就这首诗来说，情感较钱谦益、屈大均二人之诗更为悲壮，强化了坚定的复仇决心；又化入樊于期、田光二人典故，以“一语痛”“数言深”增加诗歌的曲折复杂性，含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情态。其中“剑术留铜柱，罗衣耻断琴”句或与崇祯皇帝断琴事有关。据陈子升《崇祯皇帝御琴歌》自序：“道人屈大均自山东回，言济南李攀龙之后，其家藏百琴，中一琴名‘翔凤’，乃烈皇帝所常弹者。甲申三月，七弦无故自断，遂兆国变。中官私携此琴，流迁于此。”[53]“断琴”暗示国变，澹归可能在此诗中，以之隐晦地表达对国变的痛心。此诗推测或为遭永历朝廷廷狱之后所作，流露出虽不被朝廷信任重用，却依然难舍故明情结的复杂心态。若是作于澹归出家后，则其僧服儒心、思想中依然存留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气概这一事实又得一有力注脚。

（六）快阁诗一首

《（同治）泰和县志》收录位于泰和县东、澄江上之快阁的相关诗词，录金堡诗一首，云：

前贤遗阁近千秋，春晚凭栏宿雨收。娬岫直横青玉案，澄江新涨白苹洲。莺花寂历轻云散，人物荒凉逝水流。怀古几回风景异，孤城极目转生愁。[54]

《（同治）泰和县志》同处对“快阁”进行注释，称：“快阁，在慈恩寺普照院南，前临大江，旧名慈氏阁。”[55]北宋黄庭坚一首脍炙人口的《登快阁》使这座亭子具备了浓重的文化气息，并因黄庭坚的遭际、登临时的情感抒发，赋予了它深厚的情感内蕴和广阔的意义空间。登临快阁并咏怀述志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乐此不疲之事。澹归于此凭阁远眺，见暮雨消歇，轻烟袅袅萦绕一脉青山；薄云散去，莺啼花开，水涨江阔。千年遗阁仍在，往事却已成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身处天地间的“寂历”，物是人非的“荒凉”，“怀古几回风景异”的斗转星移，昨日不再的万般愁肠。整首诗格调低沉，怀古伤今，缠绵哀伤。《徧行堂集》有《快阁次鲁直先生韵》：

我来快阁寻山谷，恰好风生雨后晴。树杪浮青萦岫远，帆边沉碧映沙明。半肩睥睨天涯阔，一角须弥世界横。且喜宜州老归客，至今不负白鸥盟。[56]

这首次韵诗亦是作于雨后的快阁，举目所见景物大致相同，但格调明朗爽快，颇见豪健气概，迥然不同于前诗之低徊感伤。联系澹归出家岭南期间，曾多次往来于庐陵与丹霞之间，当不止一次登临快阁，两诗或即在不同心境下所作。

《（同治）泰和县志》先后经宋瑛、吴纯锡、高廷桢三任县令之手修纂而成，历时三年，“一切规模具见凡例，凡旧志渗漏者补之，讹谬者正之……为时虽经三载之久，而采访确实，所载所纪要皆信而有征，举凡偏徇之私，游移之见，师心之智，皆务绝去”[57]，可见此志的编修材料选取上颇为谨严。结合澹归行迹所至，所收录之诗有较大可信度。

（七）《季秀才传》

《（嘉庆）常德府志》卷四十二收录澹归《季秀才传》一篇，未见于今存集子中。《府志》据《旧志》先对季秀才进行简要介绍，称：

季嗣先字创初，号洗庵，武陵人。府学生，有才名。献贼破常德，为所获。贼伪守周圣楷旧与嗣先交善，力救之。嗣先叱曰：“节义文章成就在此，无多言。”与弟嗣宗俱延颈受戮。（《旧志》）　

释性因（按：性因即明末给事中金堡隐于僧）　《季秀才传》曰：

嗣先幼聪明轶群，事母最孝。友于两稚弟，抚之成立。无闲言，好读书。重然诺，轻财乐施，未尝以词色加人，人无不爱且敬者。庚午，已飞而复戢，八战棘闱，卒不克。每曰：“士当知身后事耳，岂功名富贵已乎！”游入闽，涉三吴，遇佳山水，放怀诗酒，益落拓不事家事。戒子勿近阿堵，曰：“此物能黑人眼，汝曹谨避之！”大学士杨嗣昌出督师，厚币延之，使三子北面为弟子。嗣昌声势赫奕一时，嗣先介马而驰，所遇官吏望风一见颜色。每以馈遗介绍进者，悉峻拒不受。入夷陵幕中，语不及私。嗣昌曰：“卿故不易衣食者，然经世之士，忧先宗社，何不勉就一官，与我同心办贼乎？”嗣先顾笑且谢，三月许即辞归，语人曰：“杨公有才而少度，恐未易成功。若侧翅依人，坐观胜败，非吾志也。”癸未冬，张贼陷常徳。嗣先初画策城守，城守者已画策。走，遂被执。伪知府周圣楷将救之，使所亲道意。嗣先曰：“吾宁洁而死，不能污而生也。”贼索嗣昌冢甚急，或指嗣先是杨氏戚属，且为师。贼诘之，不对。胁以刅，怒骂曰：“吾秀才，读圣贤书，知忠孝大义，岂卖友求生者！”遂遇害。弟嗣宗不忍去，同遇害。呜乎！人属有患难，当小得丧，不难嫁祸自全。终不以生身易死友，岂非烈丈夫哉！子浑官大行伏阙上书，陈大节。既奉恤旨，遭两粤大变，窜身蛮峒，抗志不屈。越岁馀，来石幢，备述梗概，因为传之。初嗣先在夷陵幕府，嗣昌当斩一爱将，谓曰：“是伟男子也，以法故不能不割爱，卿试从壁衣中觇之。”适有献生功七十二者，因谓杨曰：“诚然伟男子也，但吾观七十二人皆村氓，公无滥杀。”杨遂命审实释之。以片言活七十二人，而卒死于兵，岂种芝得棘者？然以书生担荷名教，视死如归，共不肯自陷为贼之心，即其不肯陷七十二人为贼之心，安得与脰侸同断耶？国朝祀忠义。[58]

据文中“两粤大变”“越岁馀”等信息推断，这篇传记当做于永历二年（1648）前后，此时澹归亦避居湖南辰溪山中。该文为表彰死于逆贼之义士而作，寥寥数语间，季秀才大义凛然之形象跃然纸上。文笔酣畅淋漓，慷慨激昂，读之使人想见澹归创作时满腔激愤感慨状。季秀才友爱谦恭的秉性，坚守忠孝大义、绝不屈服苟活的气节，危难时不卖友存身的忠贞，皆是澹归所欲表彰以风后人之处。

澹归《徧行堂集》中，为故朝忠孝节烈者所作表旌文字颇多。在《黎忠愍公传跋》中公开颂扬为明死义之黎美周[59]，又在《祭明故死节桂林伯督师大学士瞿公稼轩文》中沉痛悼念不屈受戮之南明忠贞瞿式耜[60]。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今释”条中也称：“今核集中诗文，多禅门往来文字，惟《祭明故死节督师瞿公文》《祭持平刘大中丞文》《敦烈郑公传》《嵩道人传》《汪孺人传》《米忠烈公传》《杨总督传》等，叙述沉痛，凛凛有生气，故犯清廷之忌。”[61]这些作品与上文《季秀才传》一样，是澹归表达他对故明眷恋情怀的途径与方式，也是其作品遭遇禁毁的重要原因。

《（嘉庆）常德府志》为嘉庆知府应先烈承修，聘请嘉庆举人陈楷礼编纂。陈楷礼勤于治学，著述甚丰。且据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评论》，认为今存《（嘉庆）常德府志》底稿篇目，为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拟定[62]。由此可知，所录文献可信度较高。且《季秀才传》一文生气凛然的文风、饱满激昂的情绪、管急弦促的语气，与澹归所作其他此类传记文如出一辙，当确为澹归作品。

（八）《路公别传》

　　叶廷琯《鸥陂渔话》收录澹归《路公别传》一文，并对收录原因及目的交代甚为详细。全文如下：

《路公别传》一卷，方外今释撰，并书。亦吴姓所藏。今释号澹归，即明臣金堡。堡在永明王时官给事中，言事颇伉直。后廷杖，编戍清浪，乃为僧，故卷尾署名尚系清浪字（堡为僧，初名性因，后改今释）。前一行题“路文贞公别传”，“文贞”之谥，为永明王所予。传中历叙公被谤事，可补明史本传所未及。今所传澹归《徧行堂集》，刻本无此传，因全录其文曰：

天下既乱，士之能自立者，必蜚语中之，盖气运之流，小人亦应于不得已。而君子常有以独见，故祸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实不足争也。路文贞公令泾阳时，魏珰生祠遍薄海。公以一县官忤诸同官、上官意，不肯祠。使珰不速祸，公岂复有完身哉？珰死，公劣得满考。入为御史，劾宜兴乌程巴县三阁老、一太宰、二抚军，皆人所不敢言者。已按闽，抚海寇，歼倭夷入犯，纪功矣。复按吴，卒以海虞狱事，触当轴之忌，回翔谪籍。数年起督漕运，抚凤阳，剿剧贼王道善、张方造等，徐泗底宁。未几，北天陨，公障两淮，声大义，焚贼书，磔其使于市，诛海州迎贼官吏潘启遇等，叛弁赵洪祯等。遣诸将分道进攻，擒伪佥事吕弼周、伪游击王富斩之，复徐州。俘伪防御使武愫于京师，败贼将董学礼、杨之藩于下相。当是时，马士英柄政，有憾于公，从中扼公。而抚宁侯朱国弼者，与公共漕事，闻国变，挟饷南窜，公动色争之。顾，冒翊戴功，晋保国虞公，发其覆，扬言公弃淮，使江右无赖宗子统挺身诬公侵饷倡逃。盖将有党锢之衅，公其一也。缇骑未发，而留都不守，公于苫次起兵震泽。（潘麐生锺瑞曰：“相传公起兵震泽时，借赛会为名，严勒队伍。至今东山猛将赛会极盛，旌旗蔽野，钲鼓喧天，犹有当日军容也。”）奉□□□□召入闽，以纶扉掌铨，恩礼尤渥。公成就君德，有言必尽。裁郑芝龙无厌之请，且诫诸浮薄躁进者。于是诸躁进者哗之，公不顾。丙戌秋八月，□将自剑津幸章贡，公承命督师安关。甫抵大横，敌兵猝至。芝龙扬言公已迎降。公返天兴，劝芝龙无迎降，反覆陈利害甚切，芝龙不听。公约其弟定卤侯鸿逵，其子忠孝伯赐姓成功，皆曰如约。公乃泛海至五羊，五羊已陷。公还闽，与成功保海上，颁正朔戊子。闻今□□正位，号端州，再泛海至五羊而病。勅三召，以己丑夏四月，口占遗表，授其季子勋卿太平，且曰：“余生为明臣，死为明鬼。一点忠贞还之天地。”遂卒。澹归比邱曰：公位至宰辅，值国家多难，为忠孝完节之臣，不可谓不遇矣。然辄起辄仆，辄为宵人齮龁，何哉？公既不肯避齮龁而不为君子，虽一仆不起犹甘之，况口语乎？令泾阳令，以不建祠为珰所噬，故皭然一曲周皓月，不必定为御史、为漕督、为大学士也。温体仁之与钱谦益、今死节督师瞿公式耜修门户之郄也，两造皆在司寇，虽怨家对簿，无一至者。抚按会覆，而公以疏语强直被谪，此小得失，奚足当一吷耶？至以守淮著战功者为弃淮，责国弼侵饷而反得侵饷之谤，劝芝龙勿迎降而先蒙迎降之诬，事虽得白，已大不伦，天下人何可与庄语？刘公念台为人伦望，亦用道路之言，入公斩案。士英辈不败，公遂在一网打尽之中。后有执简而书者，谓国弼统无足论，其若刘公何？然刘公既悔之于前，而公亦不辨之于后，即李庭芝欲杀文天祥，各成一是，何损两贤？彼宵人者，丧身败名，曾不旋踵，而公执蹈海之义，依光日月，竟得考终，盖天有定命，则人不得而移，人有定性，亦天所不得而移也。是故祸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实不足争也。公居乡立朝轶事，散见于志状表传。余过洞庭，公冢子中书君泽溥岀而观之，因别为论次，以告于士大夫之能自立者。不独附于路之家乘，故略而不详。

岁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庐山栖贤寺比邱清浪今释稽首撰并书。[63]

对于这篇传记，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有着较为详细的评价，称：

《别传》亦行书，七十五行行十四五字，末署“岁次甲午秋八月廿有六日，庐山栖贤寺比丘清浪今释稽首撰并书”，为我大清顺治十一年，距公卒六年矣。今释字澹归……为僧后有《徧行堂集》，今世所传四十六卷本无《别传》，当是因有违碍语去之。然取校《明史》本传，多所未及。如本传云：“崇祯十六年秋，总督漕运，巡抚淮扬”；而《别传》有剿剧贼王道善、张方造等事。本传云：“明年四月初，闻北都陷，福王立于南京”，而《别传》有诛海州贼官吏潘启遇等、叛弁赵洪祯等事。《本传》云：“五月，马士英欲用所亲田仰，乃罢振飞”；而《别传》有抚宁侯朱国弼与公共漕事，闻国变，挟饷南窜。虞公发其覆，扬言公弃淮，使江右无赖宗子统诬公侵饷倡逃事。本传云：“顺治三年，大清兵进仙霞关，唐王聿键走汀州”，而《别传》有公承命督师安间，甫抵其横，敌兵猝至，郑芝龙扬言公已迎降。公返天兴，约其弟定卤侯鸿逵、其子忠孝伯赐姓成功泛海至五羊事。乃知公因谣诼纷来，特作此传，且以自明心迹也。卷为路氏子孙世守，向在洞庭山，道光间为乡人吴姓所藏。吴县叶明经调笙既跋其后，复取论与《别传》载入所纂《鸥陂渔话》。[64]

顾氏记录了《路公别传》流传的脉络，并详细比较《明史》中路振飞传记与澹归《别传》的差别。与叶廷琯论调一致，认为澹归为路振飞所作传记，在还原历史真相上，较正史中本传更真实，更细致，有更高的史料价值；此外，因为澹归在传记中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风世导向，所以可能因“有违碍语去之”，不存于《徧行堂集》中。

《路公别传》就路振飞一生遭遇展开，立足于为士大夫之能自力者树立榜样。认为“天有定命”“人有定性”，肯定天命的不可违，同时又以“人之定性，天不得移”，肯定人在坚守“定性”时所具备的力量，赋予人以自觉自信的气度与信念。最后以“祸不足避，利不足取，是非之实不足争”作结，既是对天下士人要具备担当意识和拯世责任的讽喻，又是对士人处逆境需听天命、安之若素心态的劝导，更是针对自身处境的自我作答与内心剖白。

此文作于清顺治甲午年（1654），澹归已落发四年，传记后尚署名“清浪今释”。以南明朝廷发配戍守地“清浪”冠以释名之前，不得不认为是其自视为南明臣子的标志之一。可见澹归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依然是故国遗民。这一信息，为研究澹归此时思想动态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反驳斥责澹归尽忘儒家面目者，以及盲目揄扬澹归以佛菩萨精神放下夷夏大防，达到“怨亲平等”境界者提供反证。这也提醒我们，在将澹归作为明末清初遗民生存样貌之样本进行研究时，不能粗浅地从表面进行武断总结，务必根据其作品进行探幽抉隐的分析，以动态分析法对其心态进行多角度探究，并基于人性普遍特征与时代语境，对其行为给予“理解之同情”，才能得到更接近人物真实样貌的研究成果。

《季秀才传》《路公别传》等对故明先烈满含敬重与赞颂之意的传记，在澹归作品中并不少见。对前朝先烈的表彰，一则流露其对忠义之士的无比敬爱，同时也是其深厚故国情怀的抒发与寄托，更是他以传记补明史，借对志士慷慨气节的书写，为故明留元气之心迹的体现。

散佚诗文的辑录对澹归研究颇具价值。一方面可推进相关文献整理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对文献的发掘整理，使对澹归进行更深入细致地了解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对澹归这一个体的考察，可进一步推进明末清初遗民僧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整体关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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