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档案】章巽（1914-1994），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字丹枫，浙江金华人。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等。曾执教于天津南开中学、南京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专于历史地理、中西交通史、航海史等研究。历任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顾问、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理事等，《辞海》编委会委员和分科主编。与顾颉刚合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校）。著译《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中亚古国史》《古航海图考释》《法显传校注》《大唐西域记》点校本和《章巽文集》等。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丝绸之路也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吸引了全世界无数学者的瞩目，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也已成为重要的时代主题。回望20世纪，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关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与前景，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基础，而历史地理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章巽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历史好比演戏，地理就是舞台。”跨越千年的时空，从浩瀚如烟的史料里捕捉历史舞台的点点星光，这是历史地理学者的使命。作为历史上中国与海外各地物质互通、文化交流、人员流动的重要纽带，千年来地域的变迁、文化的交融、信仰的碰撞、语言的嬗变，为丝绸之路这片“舞台”蒙上了层层云雾——而章巽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缜密的考证，犹如侦探破案、抽丝剥茧，从浩瀚的古籍里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生动图景。
【开综合性历史地图集之先河】
章巽，字丹枫，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2岁时，其父病故。所幸，他的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不但饱读诗书，还能写旧体诗词，为教年幼的儿子读书识字，她曾编写了一百五十首《读通鉴纪事本末诗》。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天资聪慧的章巽在读小学时接连跳级，10岁考进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6岁入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后因浙大办学经费短缺停办部分文科院系，而转学至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
大学期间，在大师们的教诲下，章巽逐渐摸索到治学的门径，更为他学术旨趣的形成埋下了种子——那时，教他中国史有缪凤林、丁山、朱希祖，外国史有沈刚伯，地理有张其昀、胡焕庸，尽管他们的专长和教学方法不同，但都教导学生“要注意史地科学中的人、地、时三个方面和这三个方面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就使得章巽对历史沿革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沈刚伯先生更是直接启蒙了他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晚年他这样回忆：“沈刚伯先生特别教导我要较全面地同时掌握中国史和世界史，以及中国史和外国史之间许多因素的互相交流……这其实也就涉及了中西交通史的范围了。”
1934年，大学毕业后的章巽来到南开中学执教历史。一天，天津《大公报》上的一则招考助理编辑的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彼时正值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而报刊、杂志是教育民众、鼓舞士气的重要阵地，爱国心切的他随即报名应试并被录用，自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编辑生涯，他先后担任《大公报》社的编辑、编辑部主任，以及中华书局编辑和《新中华》杂志的主编等职。在此期间，章巽发挥专业所长，将历史地理知识应用于现实，写下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政论文章，其中一个例证便是一篇题为《西战场之军事地理》的文章。章巽在文中援引历史上山西高原对于战争形势之优劣乃至胜负的举足轻重影响的诸多实例，呼吁当局千万要汲取历史教训，重视山西高原的对日防御。这篇文章分析透彻、富有创见，后被著名记者范长江收载于他的著述《西线风云》中。
1944年春，章巽赴美留学，先后就学于哥伦比亚、约翰斯·霍普金斯及纽约大学的研究院，以文科硕士学位毕业。期间，他还兼任《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回国后，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兴趣，章巽离开《大公报》，回到母校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后兼职于复旦大学，开始了教书育人的学术生涯。1956年起，章巽正式出任复旦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在历史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一生，他在历史地理、中西交通史、西域史、航海史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硕果累累。
历史地理是章巽早年着力颇多的领域。在北京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书房里，摆放着一本紫红色封面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毛主席生前经常翻阅它。这本图集是现代中国学术界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而章巽便是它的主编之一——1951年，章巽因病由南京回上海家中疗养，恰逢顾颉刚先生和丁君匋先生在上海开办“大中国图书局”，他被聘为特约编辑，得以有机会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共事，共同编绘完成了这本地图集。
《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1955年由地图出版社出版，时序始自原始社会，迄于鸦片战争；共计正图31幅、附图16幅；内容为综合性质，涵盖疆域、政区、城市、形势、经济、交通、民族等诸多方面。书末列有对诸图予以说明的“附注”以及全书的“地名索引”。此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综合性历史地图集的开先河之作。在由谭其骧先生主编，上世纪80年代出齐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问世以前，它是学习历史地理的主要参考书。
【殚精竭虑，从事《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的研究】
章巽认为，中国和外国的历史，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互融互通的关系。历史上中国要维持和西方世界的联系，最可靠、有效的通路就是丝绸之路的陆上交通，而要维持这一通路的和平和安全，中国就必须和中亚各国发生关系。章巽一生花在中亚古国和中西交通史陆上交通方面的研究时间极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法显传校注》和《大唐西域记》点校本。
在研究中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古籍中，《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法显是见于记载的中土西行求法的第一位僧人。他是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高僧，年近花甲之时从陆路西行，前赴天竺求法取经，为中土佛教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法显传》是法显对于自己历时十五年艰辛长途旅行的亲笔记录，由于其中涉及了一千五六百年以前西域、中亚、南亚与东南亚的历史、人文、地理以及整个宗教文化状况，这部书也成为今天学者研究中国西北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重要史料。《大唐西域记》撰成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记录玄奘从陆路西行，前赴印度求法，经历十七年后返回中土的旅行见闻。书中除了记述中亚、南亚的宗教外，还谈及各地的地理、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被国际学界誉为古代中外交通、佛教史和印度古代史的重要著述。这两本古籍，自然也成了章巽毕生重点研究的对象——
点校这些古籍的难度可想而知，如“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地名、佛教的专业语汇等等，都需要海量的知识背景作为支撑，需要从大量的史料找到线索并加以考证，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不解决，进一步的研究就无从谈起。而章巽正是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对这些古籍进行点校、整理，为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他积多年之功，整理完成《法显传校注》，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以南宋刊印的《思溪圆觉藏》本为底本，参考了多种《法显传》的最早印本和古钞本，充分汲取了19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该书出版后，甚获学界赞誉，被称为当时集法显研究之大成的最有影响的力作。
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也是章巽毕生心心念念的工作。他以金陵刻金处作为校点底本，并参阅了敦煌唐写本、南宋安吉州资福寺刊本、宋碛砂藏经本、明末嘉兴府楞严寺刊本、高丽新藏本、日本石山寺古写本等，详加校勘，并对其中的地名作了考释，耕耘的收获是出版于1977年的《大唐西域记》点校本。该书面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并以扎实的考证和准确性为学界所称道。但据学生芮传明介绍，《大唐西域记》的研究进展其实颇为坎坷，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先生就着手这项研究，并于70年代初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初稿，交由出版社编排。然而，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即使这部纯学术的古籍研究作品也遭到了严格的审查：最能体现先生之研究成果的所有注释均被剔除。但章巽想把《大唐西域记》做深做透的努力却从未止息——20世纪90年代，章巽不顾年老体迈，欣然接受了出版社的稿约，继续开展《大唐西域记》的相关研究。在学生的帮助下，出版了《大唐西域记导读》等研究成果。（芮传明，《章巽先生学术传记》）
在学界，章巽以治学严谨而著称，芮传明曾这样总结老师的治学特色：“章师在治学时，往往所选的专题不‘大’，但是学术意义不‘小’，他对此深入考证，乃至做成‘铁案’，最终解决关键的学术问题。”也正因如此，章巽所撰写的论文考证精细，推论确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撰写论文犹如侦探破案，抽丝剥茧，层层推断，最终的结论就几近真相了”。这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很容易找到例证，如在《〈水经注〉中抒泥城和伊循城》一文中，他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水经注》中的一处错简，为古代西域史上的一个公案——鄯善国都城的位置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芮传明也曾回忆起关于《法显传校注》的一件往事：“《法显传校注》正式出版时，书上竟将原稿及清样上的许多非常用的西文字母、汉字及日文汉字都搞错了……为了不让谬误流传，老师重新校对了全书，逐一标出他所发现的每一个错误；并且不惮其烦，抄录在赠送出去的每一本书上。”章巽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不过，在有些人看来，章巽的一些学术成果已为后来者所取代，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之于“谭图”，《大唐西域记》点校本之于季羡林等人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但学生马小鹤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的，“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样的重量级成果，不仅有主编本人的才学，还有特定的时代环境、众多参与者的贡献，以及主编的组织能力，缺一不可。先生在世时曾对我说起法显与玄奘两位高僧的比较，玄奘回大唐后，得到唐太宗的全力支持，译场有数十人；而法显基本就是自己一人。他讲这个比较，可能也有夫子自道的意思在内。”
【化“废纸”为海上交通研究史料之“瑰宝”】
章巽认为，在中西交通史中，海上交通的研究也同样重要，“中西交通无非通过陆路和海路的两条途径，海路往往比陆路载运量更大，行程更为直接”。早在留美期间，他就养成了对海上交通史研究的重视——他曾去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实地参观了著名的海事陈列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也能辨别出其中有许多掠夺性和侵略性的反面因素，但我深深觉得，消除了其掠夺性和侵略性，航海事业对于一个国家保卫自己和开展对外多方面的和平交流，确实是十分重要的”。
在章巽看来，我国有一系列非常光荣的航海史事迹，“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我国就已在航海中利用并记载了每年季风的变化；航海中最重要的工具指南针也是我国发明和最早使用的；我国所造船舶之坚固，船员能力之高超，千年以前即已名闻世界；航海地图的使用，也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对于这段光荣的航海史，在解放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是寥若晨星的。在这一领域，章巽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国内至今似尚无出其右者”。
早在20世纪50年代，章巽就相继撰写了《从远古到战国时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四篇论文，后合编为《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一书出版。芮传明这样评价：“此书尽管只有七八万字的篇幅，看似薄薄的一本‘小书’，却是我国古代航海史综论的 ‘开山之作’。”该书出版后，国内外学界好评如潮，数年之后苏联学者格列可夫将其译成俄文出版。
出版于1980年的《古航海图考释》是章巽在航海史领域的又一力作。它刊布了一份珍贵的古代民间航海图的孤本，涉及的地域范围很广，北起山海关旁的辽东湾，南达广东的珠江口，涵盖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近海航线。该书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古代航海地图史的空白，为学界贡献了一份重要的原始资料。正如有学者曾这样评价，“长期以来，对航海技术中至关重要的航海图问题上，科技史研究者们都语焉不详。直到1980年，章巽先生出版《古航海图考释》时，我们才大约知道‘山形水势图’的‘长相’。”（刘义杰语）。
关于这份古航海图的发现过程，还有一段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故事。如果不是章巽慧眼识珠的学术眼光和几十年来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这份珍贵的古航海图或许早已被当成废纸“毁于一旦”——那是在1956年春，章巽闲逛来到上海汉口路的来青阁书庄“淘书”，要找的书没有找到，却在店堂墙角一个破架子下面看见一大堆准备当做废纸处理的残缺破书。他略为翻检后，发现其中有一本黄毛边纸的旧钞本，上面尽是一些不规则的小图形，却又有一些不常见且不易解的注文，注文中有一些看起来是地名。掌握的相关航海史知识使章巽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旧钞本可能与我国古代一种“山形水势之图”的航海图本有关，于是出钱从店家手中购得这份旧钞本。而后，他对着这个旧钞本穷思苦想，查阅大量资料，足足钻研了十年，证明它果然是我国民间遗留下来的一种古航海图的孤本。又经历了多年相当艰苦的考释工作，终于使这份尘封多年的古航海图面世，成为古代海上交通研究的“瑰宝”。
【“为学者如金字塔，底要广大塔要高”】
精进学问的同时，章巽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世纪80年代初，章巽设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中西交通史”硕士点，招收了四名学生芮传明、黄靖、马小鹤、任荣康，悉心地培养人才。当时他已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时吃药打针，不能去学校上课，而是在家里为学生上专业课。学生印象里的老师，“颇具前辈学者传统的谦和宽厚、温文尔雅的风范，谈话时思路清晰敏捷，用词精准简洁。无论讲课还是讨论，虽然语调平和，声音不高，却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讲课讲到开心处时，还会击节唱段昆曲。”
不过，在对待学生的学业时，章巽却一点也不“宽厚”，有时甚至可称为“严厉”。他常常告诫学生，“为学者如金字塔，底要广大塔要高”。就研究历史而言，历史书籍资料的本身浩如烟海，而在此以外，诸如考古学、方志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生物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等，与历史研究也有种种关联，也应该多加学习掌握，他本人就曾利用佛教文献解决了南朝历史地理上一个重要问题。在诸多学科中，他特别强调外文的学习，他比喻说，一种外文好像一对眼睛，多学一种外文就等于多生一对眼睛。他自己除了早年就打下英、日文的基础外，壮年以后还攻读俄文，晚年仍常到寺庙向方丈、阿訇请教梵文和阿拉伯文。《法显传校注》中到处有梵文的人名，地名和术语，他在注释中都能规范化恢复它们的梵文原名，使注释更臻完善。又如在《明代我国通使日本的主要针路》一文中，对于前人都未曾考出的航线上的地名，他求助于一册日文地图，解决了这些疑难问题。（吴琅璇、郑宝恒，《缅怀奠祭章巽教授》）
对于自己的学生，章巽也要求他们尽量多修外语，除了学校规定必修的英语以及选修的二外之外，学生们还要加修5门语言课程：俄语、阿拉伯语、古波斯语、古印度语、古汉语音韵学。这样的“魔鬼训练”常常令学生们“苦不堪言”，但正是这样多元的历史文化视野和充足的“语言工具箱”，为他们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芮传明以《古突厥碑铭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环绕1200年前的若干古突厥文资料展开了研究，这个选题颇为冷僻，更有学者戏称“全国阅读此文的可能不超过十人”，但其史料价值极高，在成书出版后颇获学界肯定；又如马小鹤以粟特文穆格山文书的研究作为硕士论文，后持续深入研究摩尼教，成为中外相关领域颇具发言权的学者。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老师的学术传统。
“章先生有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他看到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他的研究和教学是能够真正与国际相接轨的：在20世纪西域南海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扬长避短，利用他们在突厥学、蒙古学、伊朗学、古典学等方面的深厚背景，与汉学相结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而中国在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下，有机会到西方去留学、掌握西方学术成果的人少之又少，学贯中西的难度非常大。在20世纪中国学人努力实现中国学术国际化的进程中，先生治中外关系史，兼通中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今天我们也继续行走在他为我们开辟的学术道路上。”马小鹤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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