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教授首先从他这次讲座题目设置的初衷讲起。他指出，青年学子在史学研究起步阶段最关心的，无疑是如何产生研究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意识”。他以自己学生研究的民国时期福建晋江的水利纠纷为例，认为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不仅仅在于单个问题的提出，而在于从某个具体的切入点继续思考，使自己提出问题的层次不断提高。共享不同研究领域的问题意识、通过阅读不同领域的研究使自己获得帮助，是评估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

赵世瑜教授讲授现场

赵世瑜教授分享了他和学生在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田野经历。当时，他遇到一支孔氏自称是曲阜孔府的后裔。不过，在他们先祖的庙内，钟上的铭文显示，这个家族中一支的先祖是马姓回族，而钟铭中“青马”、“白马”等元素与该庙内的祖先画像又有着浓厚的藏族色彩。赵世瑜教授分析认为，这个区域历史上向来有汉、蕃、回三个不同族群杂居共处，这种祖先来源的塑造恰好呈现出复杂的族群共存甚至是相互结合的历史，进而也能帮助我们体会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对于历史学习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体会这种历史变化的“结构过程”。

由此，赵世瑜教授引入到他在江南史研究中提出问题的关键性触发因素。江南史研究在目前中国区域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也备受国际学术界重视。其实，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江南市镇、工商业发展、近代城市等江南史问题均可被纳入现代化研究的脉络之中。由此视之，江南史研究又该如何继续深入、推陈出新？

赵世瑜教授提示说，其实许多学术问题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当学者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开始产生的问题会是什么？赵世瑜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了阐述。当他第一次来到太湖东山岛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是正月中的“抬猛将”活动，人们从一个小庙里，将一个叫做“刘猛将”的神抬出来，按照一条历史上固定的路线进行游神活动。在神像路过的地方，家家门口都要摆放供桌。同时，每个镇里的街道和自然村中也都会有猛将堂（庙）。

赵世瑜教授继续分享了他由此产生的几点问题意识与追问过程：刘猛将是谁的神？信仰的群众又是哪些人？刘猛将是水上人的神么？水上人又是由于何种原因而上岸的？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对民间文献——特别是对猛将宝卷、太湖民歌的阅读，他意识到刘猛将最初更可能是水上人的神祇，从晚明开始并在雍正年间才完成了向农耕神祇的转化。对于水上人上岸的过程，目前相关资料过于稀少。不过，随着研究视角的转化，许多过去熟见的传世文献也可能展现出新的价值。同时，他通过对当地家谱中早期先祖信息的记载，提出水上人可能通过“入赘”的方式取得当地入住权的假设，并进一步推论这可能是当地商业合伙制的一个社会根源。进一步地，赵世瑜教授指出，这一系列的分析背后，隐藏着江南史研究中长期被遮蔽的水上人上岸的历史。水上人上岸的历史，也就是江南社会的形成史——被水面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孤岛人群如何形成一个相对整合的社会。换个角度来说，这也启发我们，沿着“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路径进行的市镇史研究并非理解江南社会的唯一路径。换一种视角，传统商业史、市镇史、宗族史等等都可以做出别样的解释。

赵世瑜教授进而提出一个更深入的设想：是否可以有一个以码头联结起来的全球史？水上人的生活世界是以码头为中心的跨区域网络，而水上人的贸易链接又是跳跃性的，从码头到码头，并非以平原为典型环境的辐射性和覆盖性的。针对太湖东山岛的研究，也许有助于我们阐述一种不同于施坚雅中心地理论的以码头为中心的跨区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