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方舟：

您如今从事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方向，与您在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工作的三年是否有一些关系？

陈东辉：

其实早在1991年1月，我就成为了当时的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目前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之前身）的兼职研究人员，结识了该中心的负责人王勇和王宝平两位老师，他们现在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同年3月，我在《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首篇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论文；同年9月，参加了颇具规模的“汉籍与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见到了大庭修、户川芳郎、中西进等德高望重的日本著名学者，并有机会当面向严绍璗、王晓秋等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多年的前辈学者请教。此后，我陆续撰写了一系列中日（兼及中韩）文化交流史领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档次较高、影响较大的刊物上。同时，我还多次积极参加这一领域的学术会议及其他各种学术活动，曾担任中华日本学会的特约通讯员，从而与全国相关学术机构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并结识了许多中日学者。我的学术简历曾被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大型工具资料书《中国的日本研究》作为辞条收录，是该书的“学者简介”部分列专条介绍的最年轻的学者。

1999年，我应聘为日本国立福井大学外国人教师，于樱花烂漫的四月赴日任教，开启了自己为期三年的旅日生涯，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三年。

在日本的生活是紧张繁忙的，新环境的适应、新语言的学习，都占据了我不少时间；每周紧张的教学工作，又耗费了我大量精力。我只能在晚上和节假日挤出时间，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积累点滴材料。在日其间，我细读了《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十一卷）等书籍，为了查找资料而几次到访东京大学图书馆和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图书馆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机构。在异国的生活别有一番风味，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日本那些令人流连忘返的学术书店，及其内容丰富的书目。我曾经为此专门写过一篇名为《日本的汉学研究及学术书店》的文章。我非常珍惜在日本的每一寸时光，当时为了在图书馆多抄几条书目、篇名和资料，常常以面包充作午餐。由台湾文听阁于2010年出版的《中日典籍与文化交流史研究》所收录的约半数论文的前期资料，都是在日本期间收集完成的。

闫方舟：

您在所从事的各个研究领域都发表了大量很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请问在研究治学领域，您有哪些经验和见解可以分享给广大同学？

陈东辉：

一是要“读书”。对于古文献专业而言，跟我朝夕相处最久的恐怕要属书了。我在大学时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书虫”。我这30多年来都是在跟书打交道：在办公室研究时要看书，在教室授课时要看书，回到家中面对的又是自己万余册的藏书。并且，我所开设的各门课程，几乎都与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几个月之前，有一位老杭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城市秘密”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目是“杭大1990，离歌1990”的回忆文章，里面提到几位中文系的老师，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我的，这一段的标题就叫“陈东辉老师的开关是书”。

读书，尤其是那些质朴的原典，对于研究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提供了最直接、最准确的研究资料，也提供了最翔实、最生动的问题来源。但是研读这些诘曲聱牙的古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保证自己有充沛的学术精力，我有着严格的作息规律：不熬夜，早睡早起，不过于疲劳。

我的专业是文献学，较好的文献学功底是我进行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不管是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或是中国语言学史的探索，亦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溯源，我都以文献学作为基准点与契合点，使各个领域的研究都以文献学为主线，并最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整理校点《卢文弨全集》时，我以前学过的各种课程差不多全派上了用场，并且文字学、音韵学等知识还显得十分重要。我觉得对于古籍整理研究者而言，在大学阶段打好基础，接受比较全面和严格的学术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大学的课程设置不能过于“实用”和“功利”，对于古典文献学专业这样的基础性学科尤其如此，老师和学生的眼光都要长远一些。

此外，我还喜欢“于无声处听惊雷”，善于从别人不太关注的问题中找到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比如，在阅读前人和当下的有关古典文献学论著时，我发现关于《四库全书》绢面颜色有多种说法，莫衷一是。这确实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但我觉得对于《四库全书》这样一部被誉为“文化长城”的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巨型图书而言仍有考证的必要，于是就写了《〈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一文。同样，我的另一篇文章《〈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也有这种特征。再则，我觉得在研究时要注意扬长避短，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就我个人而言，在确定清代学术史、中国语言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具体选题时，都特别注重与自己的专长文献学相结合。

最后，从事古文献的研究要坐得住，有韧性，善于钻研。比如辑佚要做到竭泽而渔十分困难（甚至可以说几乎做不到），同时还需要鉴别佚文之真伪。编纂应该努力做到收录全面、体例统一、格式规范，这也是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校点则更考验人的学问、毅力和耐心，并且与专业论著撰写相比，有时需要更广的知识面、更强的语言文字能力。我在整理校点、汇总修改和校对书稿时，往往为了确定一个细小标点的位置而遍查各种典籍、工具书、数据库，有时花了大半天时间，仍然令人失望地一无所获。校点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如有的异体字、俗体字找不到对应的标准印刷体；《广雅（释天以下）注》的底本由于是清抄本而导致有不少字形前后不一致；极个别字在底本和参校本中均模糊不清，而又难以找到其他可靠的辨识依据。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一一细说了。克服这些困难相当费时费力，没有韧性的话，几乎难以为继。

闫方舟：

在各个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身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您长期奋战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请问您是怎样看待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的？

陈东辉：

教学和学术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比如每次评阅本科生、研究生论文时，我都会发现“文献综述”部分对前人的重要研究成果往往有不少遗漏（能做到“竭泽而渔”的极少），并且“参考文献”的著录也经常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同学也十分认真，并非不想做好，而是不清楚如何将自己所需要的相关论著搜集齐全，同时对于“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化要求亦不甚了解。同时，我长期在浙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任教，深感本专业作为一个基础专业，理论教学固然重要，但实践教学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就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培养目标而言（主要是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实践教学也应该占有适当的比例。有的用人单位（如古籍出版社、图书馆古籍部等）反映，本专业的部分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思维敏捷，但实际从事古籍整理以及古籍编目、版本鉴定的能力相对不足。因此“古典文献学”等课程的实践教学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而编纂与古典文献学研究相关的论著目录，是锻炼学生的实际能力之理想途径。我主编的《历代文献学要籍研究论著目录》《清代学者研究论著目录初编》《清代学者研究论著目录续编》《民国学者研究论著目录初编》《民国学者研究论著目录续编》等工具书，都是在学生的课程作业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均已正式出版，这正是“教学相长”的良好成果。此外，近年来我还与学生一起或指导学生编纂了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任铭善、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朔方（步奎）、吴熊和、郭在贻等我校中文学科著名前辈学者的详细的研究文献（论著）目录，其中半数以上已经正式发表，也算是为百年系庆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通过调查、交谈等方式，我获悉参与研究论著目录编纂的绝大多数同学以前基本上只知道利用中国知网查找所需文献。其实，虽然中国知网相对而言收录论文较多，但也是很不全的，尤其是大量发表在各类论文集（包括许多以书代刊的不定期刊物）上的论文没有收录，并且其中所显示的篇名、作者、文献来源（即所发表的刊物）、发表时间及期号等也有不少疏误。并且，希望通过各类数据库将所需文献搜集齐全（即使不需要全文而只需要篇名、作者、文献来源、发表时间及期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在长期的检索过程中体会到，就算只需要篇名、作者、文献来源、发表时间及期号，通过各类数据库一般能够检索到所需论著的2/3左右，其余论著需要通过相关纸质文献查找。例如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从2005年12月起陆续分编出版的《古典文献研究辑刊》，收录我国台湾地区历年来以古典文献为研究主题的著作（主要是硕博士学位论文）。该辑刊中的许多著作与我们所编纂的研究论著目录相关，而这些著作中的“参考书目”一般都比较详细，并且准确性较高，因此我专门告知学生，在研究论著目录的编纂过程中，可以将其视为重要的检索途径。通过编纂论著目录，学生知道了如何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以及各大图书馆的网上资源，并知道了如何从各种相关纸质文献中查找有用的信息，收获很大。并且，通过亲身实践，同学们都意识到，编纂研究论著目录之类的工具书十分辛苦，很不容易，从而觉得不应该随便轻视、贬低他人的学术成果。我认为学生有这样的意识，对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发展是很有裨益的。

闫方舟：

如今古文献以及汉语言文字学科在社会中普遍不受重视，被称作“冷板凳”也不为过，作为一名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陈东辉：

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古典文献专业虽然算不上热门，但还是有许多高分考生以第一志愿报考，而学术之风也没有现在浮躁，因此当时的我满怀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课的学习当中。而在经历90年代市场经济以后，这个专业受到了冲击。虽然当时有不少昔日同窗好友改行从政、下海从商，或者转而从事收入较高的新闻出版工作，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是我喜欢而又于社会有益的事业。

我觉得当下的古典文献学虽然是一个小众专业，但绝不能成为一个被忽视的专业。就学术而言，古典文献学是文史哲的基础，虽然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方面功底不扎实，从事其他方面的研究也会力不从心。因为任何文化都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离开文献无从谈起；没有对文献的研究，弘扬传统文化就成了一句空话。文献的门类很多，广义而言，唐宋诗词也是文献，文学欣赏，需要知人论世。如果这方面荒废不前，从长远来看，连唐诗的推广普及也会步履维艰。打个比方，工科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如果数理化整体不强，若干年之后，社会的整体发展就会滞后。目前不少古装电视剧存在不少问题，如经常在反映唐宋乃至秦汉历史的电视剧中出现一叠线装书，其实线装这一沿用至今的书籍装帧形式，是从明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的。这也说明了传统文化知识的普及还很不够，长此以往，这些小差错就会弄假成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对这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近年来的投入不断加大。我始终认为古典文献学是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学科，社会需要这么一部分人去传承和研究这个学科，而我很乐意做一个文化的守望者和传承者。

闫方舟：

我知道您藏书很多，能不能就买书、读书等给同学们一些建议？

陈东辉：

我从小就喜欢买书，上小学时，只要手头有一点点零花钱，就会去买喜欢的书。近年来藏书越来越多，目前大约有1.2万册，有些放不下了。我家里的客厅很大而书房相对较小，十多年前装修时，在客厅中做了总长度超过十米的三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当时觉得很宽裕，后来慢慢就不够用了，于是前年又加做了一个将近三米的大书柜，现在还是不够用。书多了也麻烦，除了没有地方放之外，有时从里面两排（我的书柜大多可以里外放三排）找书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我曾经多次暗暗下决心，尽量少买书，甚至一段时间不买书，不过遇到确实需要的书，还是忍不住会买。最近“双十一”期间各大网站搞活动，我又花了一千多元买了二十几本书。我也曾经想处理掉一些不太用的书，不过等到真正动起手来，又常常会犹豫不决，难以割舍。除了想到有些书今后或许还会用到，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书都来之不易，几乎每一本都是自己精挑细选来的。我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的前言中，详细回忆了30多年前购买《文澜学报》的过程和情景。这些藏书每天伴随着我，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实在舍不得处理。有的书自己有确实比较方便，有时可以利用几分钟的空余时间翻一下书柜中的某一本书。我对文献资料的熟悉，应该说与藏书多是分不开的。不过我的藏书主要是为自己的研究和备课而准备的，并没有什么古籍珍本，并且太贵的书也买不起。

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知道广大同学经济条件有限，放书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此我并不提倡同学们像我一样大量购书，不过一些常用的工具书以及需要精读的著作还是建议大家购买。对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指定阅读书目》中的30种著作都值得自己购买。同学们可以在当当、京东、博库、中国图书网等网站搞活动时买，会便宜不少。

我还写过一篇名为《古文献学入门读物管见》的文章，有将近1万字。这篇文章结合自己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课程的教学经验，以及自身使用中的体会，就古文献学通论和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的入门读物谈了一些看法，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同学们普遍习惯大量使用电子本。电子本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也经常用，不过我觉得电子本主要应该用来检索、核对资料，还有就是有时需要查阅一下的书（尤其是大部头书）用电子本比较方便。经常用的书我还是喜欢纸质本，并且电子本看得时间长了，眼睛也受不了。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利用网络上的古籍时应特别注意其版本问题。网络上的古籍固然方便易得，但往往存在版本欠佳、无版权页乃至缺页等诸多问题，可以在检索相关古籍时使用，但绝对不能作为引用之依据。我的体会是，就同一版本之古籍的可靠性而言，首推纸质文献之原件，其次是纸质文献之复印件，再次是纸质文献之电子扫描件，最不可靠的是据电子扫描件识别的WORD文档，因此引用时最好依据纸质文献。

另外，我觉得要求每一位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具备鉴别古籍版本的能力，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应该充分利用相关工具书搞清楚研究对象的版本情况，从而选择最合适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