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连贻，山东省邹平市碑楼村人，1930年5月生，2016年3月去世。郭连贻先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祖父、父亲曾先后外出做账房先生，家庭尚可维持温饱，遂得以从本村私塾先生读书。先生有弟、妹三人，自幼丧父，加之祖父年迈，家道逐渐趋于贫寒，无力继续学业。13岁时，投靠本族伯父郭念丰，在鲁中商埠周村广兴恒绸缎庄做学徒，两年后，又到张店瑞祥茶庄学生意。1947年17岁时，伯父的生意迁至省城，又辗转去了济南。因时局动荡，生意惨淡，生活没有着落，1948年初，去南京投靠舅父，时任“中统”南京实验区区长的田纯玉，经田纯玉介绍，到南京市第十一信用合作社做练习生。其间，利用业余时间，跟随金陵大学吴晋民先生读《论语》。后因信用合作社倒闭，又经田纯玉介绍，到江苏省句容县政府突击队任上士文书。1949年4月南京解放，随队起义，并于当月补充到35军312团2营机枪连2排5班当战士，先后驻守浙江省绍兴、舟山等地。其间，协助部队文化教员王大管先生编写《战斗生活小报》，并向王先生学习诗词格律知识。195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以正排职破格升任198团团政秘书。1958年5月，因舅父的社会关系牵连，被复员处理，回乡务农。
郭连贻先生先后做过农中教师、铡草农工、河上车夫、果园看护，因不胜繁重的农作，工分少、负担重，间以装裱售卖字画维持生计，生活几近赤贫，并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歧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渐有改观。1983年被邹平县人民政府聘任编修《邹平县志》，八年修志，呕心沥血，为地方文史工作和文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郭连贻先生终生生活在偏乡僻邑，于艰苦竭蹶中读书作文，自得其乐。他好学深思，热心地方文史，在编修《邹平县志》期间，选编了《邹平历代诗选注》，并以《编志余话》为总题，撰写了《邹平诗苑溯古》《范仲淹流寓考》《段成式乡贯应从邹平说》《义和拳在邹平起事始末》《朴学大师成瓘》《范仲淹〈留别乡人〉是一首伪诗》《一代史学家马宛斯》等文章。2003年至2008年，与王忠修合作注释出版了清初大诗人张实居《萧亭诗选》、乾隆道光年间邹平女诗人郝秋岩《秋岩诗集校注》，对地方人文资料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和保护。
1987年，郭连贻先生当选为邹平县政协委员，后历任邹平县政协常委、滨州市政协委员。1994年，被授予山东省十年编志荣誉证书。2001年3月，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郭连贻先生钟情翰墨，毕生研究临习古代碑帖，以龙门云峰之拙厚朴峻壮帖之风骨，以二王颜米之腴润飘逸增碑之雅韵；其书或楷或草，既率真磊落、骨力洞达，又宕逸古雅、云烟缭绕；一生历经风雨，淡定自安，于诗文志史及人生襟怀多有体悟，其书超尘脱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郭连贻先生的书法既延续了传统，又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几十年来，他埋名于乡野，在数十年极端困顿的生活环境中，却孜孜以求艺术的传播与创造，是一个真正的继绝世、有风骨、具实力、接地气的书法家。1981年，参加山东省首届书法展。1983年，参与筹建邹平县书法家协会，并当选为理事。1997年12月，受邀参加滨州地区五老书画展。1999年8月，参加滨州、德州、淄博三地市书法联展。1999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郭连贻楷书千字文》。2014年，由西泠印社出版《郭连贻书法作品集》。2006年5月，参加“黄河三角洲书法群落”于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晋京展。2007年5月，书法网发布专题《墨隐于野——书坛名耆郭连贻全影录》。
2000年《中国书法》杂志、2005年《书法》杂志分别予以专题介绍。2011年5月，被山东省文联授予“艺术终身成就奖”。2014年4月，滨州市作协主席李登建先生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出版发行，并在《中国作家》杂志全文发表。
郭在贻先生（1939—1989），号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仪二王斋（“二王”指王念孙、王引之）、冷凳斋。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先后就读于当地小学和张店市初级中学、济南市第三中学，讷言敏行，沉静好学，成绩优秀，而尤以语文为最。1957年至1961年就读于浙江师院（1958年改名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分配在语言文学研究室，给姜亮夫先生当助手，至1965年秋季四清运动止。“文革”后调中文系任教。1979年被评为讲师，198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他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核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他是浙江省第六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生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1989年1月10日因病逝世，年仅50岁。著有《训诂丛稿》、《训诂学》、《敦煌变文集校议》（与张涌泉、黄征合著）,以及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旻盦文存》上中下三编,2002年5月已汇集为四卷本的《郭在贻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大学毕业后，在姜老的引导下，先生没有急于述作，而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当时他读书的重点是语言文字学，旁及历史、哲学、文学，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他专攻的对象。后来先生回忆说：“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我从头到尾读过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笔点读过一遍，然后又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浮签，用一句套话来说，可谓‘丹黄烂然’了。”（《回顾我的读书生活》）这段时间的读书生活，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而又宽博的基础。他的处女作是1978年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等杂志上的《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说文》段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十年“文革”，举国板荡，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但先生凭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超然物外，仍一意沉潜于书卷之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读书生活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转而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楚辞》。自东汉王逸《楚辞注》而下，前人对《楚辞》已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有关的著述不下数百种，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明，谈何容易！但先生没有在困难面前却步。在研读了数以百计的《楚辞》论著的基础上，他凭着扎实的古汉语和古文献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写成了《楚辞解诂》一文，对《楚辞》中的一些聚讼纷纭、向无定论的疑难词语进行了类似破译密码的考释工作。如考证“九约”即“纠钥”、“志度”即“跮踱”、“雷渊”即“回渊”等等，莫不洞见幽微，得其本真。他还写了《近六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楚辞要籍述评》等论文，对《楚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宏观的评述。文章论述全面、评议得当，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诣的研究者的真知灼见。此外，他还写了《〈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古汉语词义札记》等论文，对《史记》《汉书》《论衡》中的一些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亦皆精审，多发人所未发。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先生的学术活动也跨入了新的阶段。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熏陶下，他的学术研究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从汉代经师到清代鸿儒，传统的训诂学在先秦两汉典籍的训释方面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对汉魏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工作，却不曾很好地做过。这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文字训诂之学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从1979年在《中国语文》刊发《古汉语词义札记（二）》一文开始，先生继踵张相与蒋礼鸿诸前辈，对汉魏六朝以来文献中的大量“字面生僻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俗语词进行了考释，先后发表的有关论文多达四十余篇。这些论文，思致绵密，征引详赡，结论多可信从。诸如杜甫《彭衙行》的“咬”字，白居易《琵琶行》的“滩”字，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何许人”，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未得确诂，一经先生点破，便有雾解冰释之妙。在俗语词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辈学者经常使用的归纳类比的训释方法，又善于把俗语词研究和文字校勘结合起来考察。如他考释王梵志诗中的“蛆姡”一词，便是从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怚”的假借字，而“姡”则即“妒”的俗体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姡”的意义也就豁然开解了。先生还善于将俗语词考释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追本溯源，求其会通。他非常注意观察那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努力探寻并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唐诗中的反训词》《杜诗异文释例》《唐诗异文释例》诸文，都是如此。为了促进俗语词研究工作的开展，先生还从理论上对俗语词研究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先后写了《俗语词研究与古籍整理》《俗语词研究概述》等论文。在1986年出版的《训诂学》一书中，更把汉魏六朝以来的方俗语词研究辟为专章，就俗语词研究的意义、历史和现状、材料、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填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日本学者佐藤晴彦教授指出：“郭在贻氏前年出版的《训诂丛稿》，以其踏实的工作方法而引人注目。这次的《训诂学》也是非常独特的。直截了当地提出俗语词问题并辟为一章，通过丰富的例证来强调说明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对于正确地理解文句是多么的重要，恐怕还是从本书开始的吧。在传统的色彩极其浓厚的训诂学的世界里，只有郭著这样说并且付诸实践，这是很不简单的啊！”（见《日本中国学会报》39集）
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旧的训诂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的。过去的一些训诂学著作也往往言必称九经三传，摆脱不开为经学服务的老框子。所以如何加强训诂学的实用性，是摆在今天的训诂学家面前的一大任务。先生在训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十分注重训诂的实用性，撰写了《训诂学与语文教学》《训诂学与辞书编纂》《漫谈古书的注释》等一系列论文，努力使艰深的训诂之学同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大中学校的语文教学挂起钩来。在《训诂学》一书中，“实用性”更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所揭示的训诂学的作用，极具说服力；所概括的训诂方法，又切实可行。现在许多高等学校把郭著《训诂学》作为教材，良非偶然。
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开始把研攻的重点放到敦煌文献语言文字上来。敦煌遗书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史的面貌，也为方俗语词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敦煌遗书中的变文、曲子词、白话诗、券契等文书，保存着大量的口语资料，它们对于考察宋元白话之沿溯，对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1959年，蒋礼鸿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考释了一大批变文中的方俗语词。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的问题仍复不少，而且蒋书只限于变文，考释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俗语词研究的同时，先生注意到了敦煌的俗文学作品，并先后发表了《唐代白话诗释词》《王梵志诗校释拾补》《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王梵志诗汇校》等一系列论文。在敦煌文献方俗语词考释的过程中，先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敦煌俗文学作品的作者或抄写者，多数水平不高，写本中字形讹误很多，这些作品中丰富的方俗语词往往是通过俗字别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一些前辈学者在整理敦煌遗书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对俗字、俗语词给予足够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疏漏，从而给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研究要取得长足的进展，必须从俗字研究和文书校理入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1987年开始，先生和他的学生张涌泉、黄征合作，开始了“敦煌学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吐鲁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年底，“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大致定稿。该书依据敦煌写本原卷，校正了《敦煌变文集》的大量校录错误。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语词之考释，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确非自夸之语。
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原则，每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源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回顾我的读书生活》一文中，先生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归纳为四点：一、读书要博，研究要精。他认为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但对研究工作来说，则必须专精，切忌博杂；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比如搞训诂的，对几种小学名著，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二种，然后由点及面，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广开去。二、方法要讲究，学风更重要。他大力倡导去华崇实的学风，提出“务平实、忌好奇，重证据、戒臆断，宁阙疑、勿强解”的训诂态度，并且身体力行。三、做学问要重创造，贵发明。他崇尚清代皖派学者的发明创造精神，反对粗制滥造、雷同剿袭。他写《楚辞解诂》一文，先后凡七易其稿，参考的书有近百种，历时近十载，而所得不过一篇万把字的论文，其由即在乎此。四、做学问要刊落声华，甘于寂寞。他认为读书人既要耐得起苦，能于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乐趣，又要自觉抵御外界名与利的诱惑，始终忠实于学术，献身于学术。正是以“甘于寂寞”自励，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为座右铭，所以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仍能闭门读书，潜心著述，诚可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姜老为先生手书《橘颂》语）。
先生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推崇和瞩目。香港《大公报》两度载文评价赞誉《训诂丛稿》，《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语文导报》等报刊也多次载文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主持撰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获北京大学第四届王力语言学奖；他的论文《楚辞解诂》《唐代白话诗释词》获中国社科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训诂丛稿》一书获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关说文学、敦煌学、训诂学的论著连续三次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无愧于“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崇高荣誉。
先生为人谦虚谨慎，待人热情坦诚；他不慕荣利，一生清贫。先生手书压在书房台板底下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语出《南史》），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先生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不但每学期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还不辞辛劳地亲赴地县为函授学员讲课，满腔热情地为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青年朋友看稿审稿。为教学、为科研，先生竭尽了毕生的精力。
1989年1月10日，万恶的癌细胞夺去先生年轻的生命。他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五十周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