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仓修良先生在其研究生的一篇硕士论文初稿上写下128条批注，从中甚可窥见其研究生培养思想和方法：重视读原著悟心得，占有第一手资料；访名师善交流，主张开放办学；重创新勇批判，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文风禁不端，培养“良史”品德；细关怀悉照顾，增进师生真挚情。他的历届研究生也都回忆证实仓修良这些研究生培养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 仓修良；论文批注；研究生培养；思想方法 恩师仓修良于2021年3月5日永远离开了我们。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站在书房里，翻阅恩师送我的著作，特别是翻出保存几十年的自己当年的硕士研究生论文手稿，读着恩师在每页稿件上留下的那熟悉的红色批注评语。仔细一数，竟有128条之多。小的如改一个字、一句话，大的则是补充一段一段的资料，更多的则是一条条评语和修改意见。当时恩师因高血压眼底出血治疗还没有痊愈，却依然如此认真一字一句地审改我们的论文。此时此刻，恩师培养我们研究生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浮现，历历在目。而师弟师妺们也都追忆起恩师培养自己的往事。 一、读原著，悟心得 论文批注：“你原著还未读透！”“符合事实吗?此书我看过，编纂杂乱无章！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疑古有否材料?”“有价值的材料有多少?若只是这样罗列参考哪些书，则不足以服人。”“要多用一手资料。”“你理解什么叫可读性?所举例子不能说明这一问题。”“这四句话是王夫之所提出的。朱氏是否真有此观点，不要乱套。” 我是1984年考上仓修良老师的研究生的，同届3人，是仓老师的首届研究生。一开学，仓老师就要求我们从读史学经典原著入手。他说：因为大学本科时，你们都已学过中国历史文献、中国史学史等课程，而研究生关键是培养独立学习、自主研究能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就是先从读懂读透原著入手，获得学习心得，并在详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分析和评判，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结论来。他要求我们每学期读两本经典原著，每读一本，必须写出一篇心得体会的文章。先读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司马迁《史记》等，再读《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通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我们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读原著、悟心得而培养训练出来的。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是《朱熹史学研究》，仓老师在我的论文初稿批注中多次指出我对原著还没有读透，没有真正领悟作者的思想，一手材料掌握还不够。于是我就再一次认真反复阅读了朱熹的著作及文集，果然对朱熹史学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硕士论文最终以优秀成绩通过专家评审和答辩。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又相继撰写并发表朱熹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10余篇。在研究其他课题时，我也都毫无例外地、自然而然地先从读透原著入手，出成果非常快，这个方法确实十分有效。果而被学生们称为仓老师培养研究生的“秘诀”。 学生钱茂伟（宁波大学）回忆：仓老师要我们从读原著入手，一开始似懂非懂，但几部原著读下来后，突然会产生许多心得，自然形成许多研究选题。通过读原著，我们很快养成自主研究、独立思考的习惯。学生陈鹏鸣（人民出版社）回忆：仓老师指导我进行学术研究的“秘方”是重点研读四种原著――《史记》《廿二史札记》《史通》和《文史通义》。我研读《廿二史札记》后，又研读了赵翼的《陔余丛考》等其他著作，颇有学习心得，写成《赵翼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研究》和《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两篇文章，后分别在台湾《中国文化月刊》和《清史研究》上刊登；我研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同时研读了仓老师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及其他相关论著后，发现章学诚多年在私塾教书，对于教育有一些不同于时人的论述，其中有些看法在今天看来不无借鉴意义，于是在仓师的指导下，写成《章学诚教育思想简论》一文，在《浙江学刊》发表。后来进一步确定以章学诚作为研究对象和硕士论文选题，最终写出《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并在将主要章节分成四篇论文分别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仓老师通过指导我读原著写心得，教会我从事学术研究和撰写论文的基本方法。学生文善常（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回忆：仓老师告诫我们，研究史学史的关键是读懂、读透史家的原著，了解史家的成长经历和学术背景，多掌握第一手材料，用第一手材料说话。 仓老师还时常对我们进行励志教育，鼓励我们勤奋好学，不虚度光阴，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他反复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是“要凭实力说话”。学生鲍永军（浙江大学）回忆：仓老师曾举例说，农村妇女摔倒了，爬起来时还要拔一把猪草。也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勤奋学习。学生刘连开（浙江传媒学院）回忆：仓老师常对我说：“做人要有志气，以实力说话。”他自己勤学不缀，日夜著书立说，即便是在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也不停止。教书育人，未尝懈怠。这是最好的一种人生励志方式。学生郜晏君（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回忆：老师当年在专门赠予我的《章学诚评传》扉页上所题的词是：“希望晏君同学学习传主‘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的治学精神”，我以此自勉，不断鞭策着自己的做人与做事。 二、访名师，善交流 论文批注：“把你们送去北京、上海拜访名师，他们的学术成果都应该好好消化传承。”“关于《文心雕龙》，你应该去请教中文系蒋祖怡教授。” 仓老师十分注重文化传承和学术交流，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机会，将学生推送出去，广博求学，或拜访名师，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参与课题攻关，或推荐论文发表，或推荐工作等等。他的研究生培养思想是十分开放的，并没有关门培养，把研究生视为自己的私有、让学生整天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转。他常对我们说：做学问，切不可有门户之见。闭门造车，就难成大器。他主张学术开放，开门办学，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学术思想解放的。 仓老师在上课时，时常会介绍其他学术名师的成就。不论这些名师是仓老师的前辈，还是同辈，甚至是晚辈年轻学者，只要他学术成就显著，仓老师就会表扬推荐他们，让我们以之为榜样。在研二时，仓老师会要求学生走出去，拜访国内学术名师。临行前，会给每位名师写一封信让我们带着，作为拜见名师的介绍信。记得当年我们上北京拜访白寿彝、朱仲玉、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等名师；去天津拜访杨翼骧名师；特别是派我们到上海驻扎一个月，拜访华东师大史学研究所吴泽、袁英光等大师，并请袁英光教授专门给我们3人上了近一个月的课。我们除了拜访多位学术名师外，还在各大图书馆查找到了许多珍贵资料，都是在杭州查找不到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课题的大部分资料和观点都是在拜访名师和游学期间获得的。仓老师还安排我们到浙江图书馆请何槐昌专家给我们作专题研究讲座。我在修改《文心雕龙的史学批评》一文时，仓老师又在稿件上批注要我向杭州大学中文系蒋祖怡教授请教，并亲自给蒋祖怡教授写信叫我带着，登门求教。蒋先生是刘勰《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出过多种研究论著。我到杭州大学南区宿舍找到蒋先生家。蒋先生非常热情，把多年的研究资料全都提供给我，毫不吝啬。特别是其中有一份他自己手写的资料也提供给我参考。我用好后，赶紧归还给他。这种对后学的无私帮助，实在令人感动。 陈鹏鸣回忆：研二时我开始了人生难得的一次万里访学。根据仓老师的安排，我拿着仓老师的介绍信件，远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地，拜访了吴泽、桂遵义、赵吉惠、吴怀祺、瞿林东等学术名家和前辈，向他们请教如何进行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吴泽教授当时已年过八旬，虽满头白发，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认真了解我硕士论文研究方向，传授宝贵的治学经验。此次访学，对于今后学习和工作裨益良多，在工作之后我依然得到各位名师的随时提携和指导，而这一切，都是仓老师周密安排的结果。文善常回忆：1988年，仓老师介绍我们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拜望了一代文献宗师张舜徽先生，使我等有幸目睹大师风范，聆听大师的治学方略，获益匪浅。 推荐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和科研项目，是仓老师开放办学的又一特色。他说：要争取各种机会尽可能让你们在各大学术活动亮相，多参与一些科研项目，这对你们的成长十分有意义。比如，推荐大家多次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其中叶建华还被一致推选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他主持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等重大课题，也都尽可能的推荐我们参加，使我们得到较多的学术锻炼和提升。鲍永军回忆：只要有机会，仓老师总是带我出去开会，如方志评审会、学术会议、历史文献年会等等，开拓我们的眼界，科研能力也在学术交流中不断提高。 为促进学生尽快成长，仓老师还热心推荐学生的文章到各刊物发表。许多研究生的人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都是经仓老师推荐才得以发表的。比如我的学士学位论文《论〈文心雕龙〉的史学批评》，就是经仓老师修改，然后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发表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工作后，我的许多学术论著也多是恩师推荐给各家报刊和出版社的。鲍永军回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经仓老师推荐在《浙江学刊》上发表，并被全文收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还得了学校董氏优秀成果奖；我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慷慨赐序，并联系推荐至人民出版社出版。仓师自己发文章，从不求人，也无需求人，但为了我能发表文章，却多次向学界朋友推荐。学生张勤（浙江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回忆：我的硕士论文完成后，仓老师说写得不错，节略修改后推荐给《浙江学刊》发表，发表后即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也是我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我还记得仓老师得知此事后开心欣慰的笑容。 对于学生毕业工作去向问题，仓老师也是最为上心的。研究生临近毕业，仓老师便会动用自己的所有资源，多方推荐联系。刘连开回忆：到了临近毕业，想想能否找到满意的工作也未可知，就有些发慌。特别是留校名额有限，竞争激烈，更是想都不敢想。但仓老师为了争取我留校任教，早就在校、系领导之间呈报告、做工作，终于让我如愿。他一向清高，却为我的就业跑上跑下。鲍永军回忆：为了将我留校工作，仓老师多次与校、系领导沟通，并与徐规先生分别写了推荐信，终于获得批准。文善常回忆：1989年是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年，仓老师为帮我找工作，写了不少推荐信。 三、重创新，勇批判 论文批注：“这些有何新意?你自己的观点在哪里？不要人云亦云。”“做学问不能赶风头，千万不能随波逐流以趋时尚，否则就很难得到高深的造旨。”“上次已指出这是错误的观点，为何还没改?要知错即改。” 仓老师培养研究生，既重学术传承，更注重创新能力，鼓励我们大胆创新，独树一帜，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常对我们说：写论文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既不可信口开河，也不能人云亦云，无病呻吟，更不能以讹传讹。要有批判精神，勇于对错误的学术观点提出大胆的批评。每当我们提出一些创新的学术观点，仓老师总是赞扬有加。他曾表扬我对于新观点、新事物的敏锐性：“为了更好地完成《章学诚评传》，便约叶建华同志和我共同撰写，因为年青人对于新观点、新事物都更为敏感。他是我的首届研究生，勤奋好学，已发表、出版学术论著70余篇（部）。”[1]2013年，浙江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将《浙江通志》中的《民营经济志》《工商行政管理志》《商品市场志》3卷交给省工商局承编。我兼职担任其中《民营经济志》《工商行政管理志》的副主编，负责两部志书的篇目设计、内容统稿修改，以及概述等篇章的编写。当我拿着篇目设计初稿向仓老师请教时，他十分热情，认真仔细地审阅，对其中的一些体例创新之处，随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了许多珍贵的修改意见。后又在应邀出席的《浙江通志·民营经济志》篇目设计专家论证会上，再次强调指出体例创新是该志篇目设计的一大优点。目前，两部志书出版在即，许多创新内容都是秉承了仓老师的学术创新精神。 钱茂伟回忆：仓老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开场白，目标定得十分远大，希望培养比较多的研究生，以后能学有所成，最终创立一个全新的独立学派，自成体系。此话让我深受鼓舞，决意好好随仓老师学习，发扬光大仓老师的学术事业。仓老师还时常教导我们做学问必须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去研究，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新。而写论文必先搭好框架结构，是否有创新、是否有价值，一看你的框架就清楚。学生殷梦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回忆：仓老师十分支持学生的科研创新，从未因学生毕业离校而有所改变。我到北京工作后，仓老师和出版社的徐蜀老师精心指导我责编一部大型文献丛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全套共33册，包含现藏于日本的稀见方志三十余种；2003年又出版了该“丛刊”的“续编”共20册）。以此为起点，经过30年的积累，珍稀方志文献的整理出版逐渐成为我社一个重要的出版方向和优质的出版品牌，并形成了“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方志专题史料丛刊”“旧志集成”等多个系列，至今已整理出版珍稀方志文献3000余种，在业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仓老师始终为这项事业提供了不遗余力的支持指导，不仅对选题选目进行把关，还亲自为多套丛书赐序，更不厌其烦地撰写专家推荐函，向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领导机构热情洋溢地推荐我社的地方志精品项目。 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仓老师一直教导我们做学问的又一条原则。仓老师学术的一大特色是富有批判精神，他毫不讳言自己做学问的这种“好辩”的批判精神，他说：“我认为从做学问角度看，‘好辩’未必是件坏事，对学术界的历史悬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研究结论自己有不同看法等等，通过辩论搞个水落石出就什么不好呢?做学问就是要能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否则老是作无病呻吟的文章有何价值?”[2]在勇于开展学术批评方面，连我这个学生常常心有余悸，不敢直言，而仓老师却往往义无反顾。1998年，中国方志学界发生了一场“哭笑不得风波”，方志学家来新夏组织了多篇文章掀起了一场大批判，矛头直指仓老师，甚至开展对仓老师的人身攻击。这时，我站出来，连续写了《也谈方志批评——从“哭笑不得风波”说起》《警惕“文革”学风回潮》等多篇文章，予以反驳。虽然我是客观公正展开评论，但却也担心由此得罪来新夏等学者，以后见面尴尬，所以，当时竟然连真名都不敢署，全用笔名发表。[3]现在想起来，学术批判精神真是比不上仓老师啊！鲍永军回忆：仓老师精研章学诚之学术，大力表彰章氏的独创精神、敬业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仓老师同样具有这三大精神。古往今来，歌功颂德易，直言批评难，仓老师尤其具有批判精神，不怕得罪人。譬如遇到挡路石，有些人绕过去就算了，仓老师却是尽力将它们一一搬走，以方便后来者。面对学界不正之风和错误观点，本着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敢怒而且敢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具有侠义风范。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仓老师同样具有坦荡的自我批判精神，敢于直面自己的学术错误，从不讳言。仓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学无止境，人无完人，做学问不可能不发生错误。关键是要敢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这是对读者、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学术态度。他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自序中开宗明义花大篇幅，公开承认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并郑重向读者道歉。他说：“从今天的回顾来看，那本书（指所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有些结论显然是不太恰当，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个别史料征引上有错误。所有这些，无疑都曾对读者产生过误导的作用，在此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我想有必要首先在此对那本书中明显的错误列举几点，以示向读者作一公开的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有的责任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慢慢养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即‘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并在做学问过程中，一直以此自律。”又说：“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应当公开向广大读者道歉，相信广大新老读者朋友，对于我这迟到的道歉，也许会给以谅解和接受的。”接着他一一列举错误，并反复道歉。如此言真意切的道歉，需要何等宽广的学术胸襟啊！其中有一个学术错误还指明向他的研究生道歉，就是对朱熹的认识和评价。他说，原来他对朱熹“其人其书都作了非常不公正的评介，有的结论还有违于历史事实”。“最明显的错误有两点”，一是关于《资治通鉴纲目》的作者问题，“由于自己未作过深入研究”，沿用了古人“纲为朱熹自定，目为其门人赵师渊所作”的说法；二是将《资治通鉴纲目》说成“毫无史学价值”，“其影响和流毒却是十分深远”。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接着他详细引述他学生的研究成果，来否定自己的错误观点：“20世纪80年代，叶建华同志跟我读研究生，并确定研究朱熹在史学上的贡献，研究过程中发现此说不可信，于是便在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对《资治通鉴纲目》作了评介。文章第一部分就是对该书编纂过程作了详尽考证，指出朱熹主编《通鉴纲目》，绝不像我们今天那些挂名主编，他是实实在在参加该书的编纂工作的，从制订凡例，到列出大纲，从编写初稿，到修改定稿，都有他亲自参加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当年只差一篑之功，就引来身后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议论。为了把问题说明清楚，叶建华同志特地于1994年在《文史》第39辑上发表了《论朱熹主编〈纲目〉》一文，对朱熹在编纂《通鉴纲目》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用历史事实否定了《四库提要》的作者和全祖望所下的结论。这么一来，总算将长期以来后人加给朱熹关于《通鉴纲目》编修方面的不实之词，作了一次清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由于这一不正确的说法影响非常广，加之自己也直接传播过，更有必要在此予以澄清。”又在书中论及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时，反复详细引述我的观点否定他自己原有的错误观点。至于将《资治通鉴纲目》说成毫无价值，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公平的”。仓老师又引述他的研究生钱茂伟的研究成果，来纠正自己原有的学术偏见：“值得高兴的是，这些早已被人们所遗忘的通俗史书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如钱茂伟同志在近几年出版的《史学与传统文化》和《明代史学的历程》中，均已列有专门节目，介绍这种通俗史书发展的情况，无疑这是可喜的现象。”[4] 其实，在仓老师对我的论文初稿所作的百余条批注中，确实也有失之片面之处。比如 “他（笔者注：指朱熹）要把史学作为经的附属物，为经服务的。这就取消了史学的独立性。”“此话本身就错误，医者治病哪有给砒霜与病人吃的?岂有这种医生?”“这就是朱氏讲理的核心，他的理性史学有何等价值，望慎重考虑！”“正因为他处处事事都以这个‘理’来对史学，于是史学也就完了。”“以义理求真理，如何做到真与实?”“正统论就是主观任情褒贬！”等等。他后来确实觉得这些评价对朱熹并不公正，于是对朱熹史学越来越重视，并进行了一系列纠正：力排众议，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视为“史学名著”收进《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古代史学史》和《八十自述》中反复承认自己对朱熹史学成就的错误认识，虚心接受并采纳学生的观点，并向读者道歉等等。学术胸襟如此宽广！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文章和著作中的错误，采取能回避则回避、能隐瞒则隐瞒的态度，最多悄悄地改正。而仓老师则敢于主动公开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坦言而绝不回避自己的错误。这需要何等勇气！这分明是高度学术责任感使然。 四、严文风，禁不端 论文批注：“你引用人家的话语不注明出处就等于剽窃。这点望务必牢记！”“要承认历史事实。望将我那本书再好好读读！”“我讲的课你们都未听懂！”“这一点你也分不清是非，还研究什么史学史?！”“前一页刚用‘充分体现……求真求实精神’，仅隔几行（又用同样的话），如同老太婆讲话。”“谁肯定的?不要随心所欲讲。我已同你讲过，要冷静，实事求事评价。研究历史要有全局观点，要照顾到左邻右舍，如同今天排位子一样。” 从这些批注中，可看出一个字“严”！仓老师在文风和学风培养方面对我们一直从严要求，教导我们做学问必须具备优秀的职业素养和学术品德，做一名“良史”。 要踏实文风，实事求是，反对贪慕虚荣和随心所欲评价历史的浮夸学风。学生金伟（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回忆：仓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做学问要发扬“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的“二冷”精神，专心致志，甘于寂寞，不慕虚荣。其实，先生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几十年如一日。当时的我也许并不能吃透“二冷”精髓，时至今日方能真正领悟。鲍永军回忆：第一次上课时，仓老师就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我的学生首先人品要好，正直坦荡，不计较名利。做学问可能出名，但不会有多少利可图。想以做学问来谋求名利，是行不通的。我一向奉行实力政策，治学就得坐冷板凳，潜心钻研，不浮躁，扎扎实实地写出有分量的论著，自然会得到学界的尊重。仅将科研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就感受不到快乐，甚至痛苦不堪，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不如早点改行。 要端正品行，坚决杜绝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仓老师最痛恨那些东拼西凑、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恶劣文风，时时教育我们凡引用别人研究成果，必须注明，绝不可抄袭剽窃，并将其作为一条治学纪律。同时，他自己绝不占有学生研究成果，都是无私提携，无私推荐给各大刊物，绝不把自己的名字私署在学生前面，变为自己的成果。只有学生沾老师的光，他的文稿、他的思想，叫学生帮助整理一下，他就一定要署上学生的名字，而且发表后，一定要分一半稿费给学生；而学生的文章，哪怕他付出了极多的时间精力修改，也绝不会挂名发表。鲍永军回忆：仓老师为了支持我，与我一起申报了3个省重点课题，最后出成果时却执意都让我单独署名。刘连开回忆：仓老师常对我说,走捷径、投机取巧，搞歪门邪道，固然也能有所渔利，但昙花一现，终归贻讥天下。钱茂伟回忆：在学术品德培养方面，仓老师是“严”字当头，严禁我们抄袭别人成果。他经常把别人抄袭他成果的文章，用红笔划出来，指给我们看，要我们引以为戒。他还时常教导我们要以历史上的“良史”为榜样，具备“良史”的优秀品德。 <p style="margin-top: 0px; margin-bottom: 0px; padding: 0px; max-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