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3

出土的吴越国时期金铜造像，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有佛像（立佛、卧佛、坐佛、菩提树形七佛）、一佛二菩萨“西方三圣”组像、菩萨像（立菩萨、坐菩萨）、弟子像、罗汉像、高僧泗洲大圣像以及天王、力士等护法像。23处遗迹发现的105尊造像中，有佛像39尊、一佛二菩萨“西方三圣”组像9尊、菩萨像39尊、弟子像9尊、泗洲大圣僧伽坐像2尊、罗汉像2尊、天王像2尊、力士像3尊。39尊佛像中，有卧佛1尊、立佛1尊、坐佛32尊、菩提树形七佛像5尊，以坐佛像占绝对优势。32尊坐佛中，手印为说法印者14尊、禅定印者10尊、转法轮印者7尊、阿弥陀中品往生印1尊，以施说法印居多。佛像多作螺发，部分为涡卷式、网格状或素面螺髻，佛像着衣方式有四种：中衣搭肘式14尊、袒右式9尊、通肩式7尊，还有覆肩袒右式2尊[29]。9尊弟子像，内有双手合十、年轻睿智的阿难像6尊，两手抱拳、饱经风霜的迦叶像3尊，均为着僧衣的立像。39尊菩萨像，有4尊佛装舒相坐地藏菩萨像，1尊游戏坐水月观音像、4尊十一面观音立像。另30尊菩萨像，内有坐菩萨像13尊、立菩萨像17尊，坐菩萨像双手上举施说法印，头冠中有化佛、宝瓶等标识（图二十五），可知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 — —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其中4尊左手托宝瓶，应为大势至菩萨像（图二十六）。陕西西安李家村出土的唐代一梗三茎莲座“西方三圣”铜坐像可作参考[30]。17尊立菩萨像，一手上举持杨枝、一手下垂执净瓶，形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流行样式的（图二十七），有11尊；另有双手于胸前合十者1尊、一手下垂一手上举持佛经者1尊（图二十八）、双手抱拳于腹部者2尊、一手上举一手下垂执披巾者1尊、双手上举胸前者1尊，姿态变化较为丰富，多数头挽高髻，戴花冠，斜披络腋，身挂单斜璎珞，披巾自双肩绕手臂垂于身体两侧。泗洲大圣僧伽坐像2尊[31]，双手拢于腹前，结跏趺坐。罗汉立像2尊，1尊手持念珠，1尊手握经卷，形态生动逼真。护法像有天王和力士，为立像，其中天王像2尊，着戎装，力士像3尊，裸上身。

出土的吴越国时期金铜造像，表面或全部鎏金，或正面鎏金、背面不鎏金，也有不鎏金的。造像一般有像身、背光、底座三部分组成，部分造像只存像身，其背光、底座缺失。造像的体量大小不一，10厘米以下的小型像，像身、背光、底座一般连铸，背面接铆钉、足下连插榫，可能安插在方形足床的圆孔内。20厘米左右的中型像和25厘米以上的大型像，像身、背光、底座往往分铸后铆接套合。造像中，像身分为体腔中空和实心扁平两类，体腔中空的部分造像，唯正面鎏金，在头后、后背铸凿圆孔、长方孔（图二十九），或与铸造技术、节省铜料、装藏佛经有关。佛、菩萨像的身后安置通身背光，大多覆盖整个像身，部分覆盖三分之二以上的像背。铸造时，像背大多设置突出的榫头，用于安装背光，榫头上下两个的，上面的榫头多安置在头部或颈部的位置，下面的榫头一般安置在背后。部分菩萨立像的两个榫头，均安置在背后（图三十）。榫头多为扁条状，部分为圆钉状，少量身后没有榫头的，用铁钉穿透像身和背光的方式连接。护法像后面只有头光。卧佛像、高僧像、小型弟子像、罗汉像不设背光。部分造像的背后不设榫头，插孔安置在造像的底座后侧。部分像身的双手、持物为活动可拆卸式，先分铸后组装（图三十一）。造像的底座上，多錾刻圈点纹组成的图样（图三十二）。部分造像的像身亦用细密圈点纹錾刻花纹图案。从铸造方式判断，造像体腔中空且通身鎏金的，多为失蜡法铸造。

金铜造像的通身背光独具吴越时代、地域特色，由头光和身光组合而成，其形状，有葫芦形、莲叶形、圆环形，镂空铸造而成（图三十三），装饰华丽，内匝雕镂缠枝荷花、牡丹或宝相花，外匝、周缘饰火焰纹（图三十四），与同时期西湖周边的摩崖龛像一致。背光多为铸造而成，部分用铜片捶揲成薄片状（图三十五），头光、身光分制，连接部位用铆钉接合。圆环形背光，外饰三簇火焰纹，别具特色。吴越国金铜造像底座高大，有多种形态，佛像和菩萨像，底座多为束腰仰覆圆莲座，莲瓣宽大饱满。此外还有足床式方座、六边形座、方形须弥座，以及少量的单层覆莲座、山岩座、云座等。

吴越国金铜造像有刻铭者不多见，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佛、菩萨像的底座錾刻“……等奉为亡母周氏一娘” “女弟子主三为四恩三有造地藏一身永充供养” “弟子徐仁岳吴充珠共造永充供养”（图三十六）“二日贺思尚造”；西湖出水的菩提树形七佛像背面錾刻“弟子什□伏为 亡 考 亡 妣 ”（图 三 十七）、苏州瑞光寺塔坐佛像底座錾刻“女弟子龟四娘舍过贤”等。万佛塔出土的另1尊地藏菩萨像，座面錾刻“府内女弟子吴二娘为亡孙十二娘子造地藏一身永充供养”题记，由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五《宋天台般若新寺砖塔记》所记：“遂获舍利四十九粒……留舍利二十一颗散安东都府内并应天寺砖塔、中吴武丘寺砖塔、国清寺砖塔、东场中兴寺砖塔各一颗”。《大宋高僧传》卷第十三《周庐山佛手岩行因传》中有“汉南国王钱氏命（道潜）入王府受菩萨戒，造大伽蓝，号慧日永明”[32]。造作地藏菩萨像的施主身份，府内吴氏或许与吴越国王钱俶的生母吴汉月吴氏一族有关联。

吴越国时期佛塔内多放置金铜造像。吴越国金铜造像多延续唐代风格，但有所创新。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龙柱坐佛像，座侧设壸门、平面呈花瓣形的双层须弥座，与杭州慈云岭资贤寺天福七年（942）一佛二菩萨像、飞来峰金光洞显德六年（959）周钦造弥陀像的花瓣形底座一致。万佛塔地宫出土的水月观音像，与日本京都清凉寺吴越国线刻铜镜上的水月观音像、杭州石屋洞、天龙寺摩崖龛像中的水月观音像、日本大东急文库收藏的“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二十四应现观音像中的“观水月现”观音菩萨形象一致。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铜地藏像，造型、姿势恰与杭州慈云岭吴越国天福年间开凿的地藏菩萨像相同。阿弥陀佛及二胁侍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像，在吴越国金铜造像中最为多见，意在表现净土崇拜。一佛二菩萨“西方三圣”组像也较常见（图三十八），佛像作禅定状，结跏趺坐于出水莲台之上，左右二胁侍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双手于胸前合十，亦恭立于莲台上。

PART04

从吴越国开始，两浙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佛教中心，特别到了五代后期，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的弟子德韶、慧明等禅宗玄沙宗门人，在吴越国王钱俶的支持下，战胜雪峰宗，法眼宗成为禅宗传播的主流，一家独大。天台宗的中兴局面形成，净土宗在吴越国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律宗的声势也很盛。吴越之地佛教各种宗派聚集，高僧辈出，并融合相处[33]。

唐武宗会昌灭佛后，佛教其他宗派一蹶不振，唯有净土宗和禅宗因简单易行反而大行于世。唐安史之乱以后，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一派崛起，否定坐禅、念佛，不重视经像。但为什么吴越境内禅宗占绝对主流，佛教金铜造像却一改唐末衰没不振局面，反而大行于世呢？这与钱俶时期的吴越国王钱俶崇佛的历史背景、吴越国内盛行结社念佛以期往生西方的风气，禅净合一延寿倡导的弥陀会“营造塔像”做功德有直接关系。

佛教宗派互相吸收、融合的趋势，在禅宗高僧延寿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禅宗僧人延寿，在南宋天台宗志磐《佛祖统纪》卷二十六《净土立教志》中，被列为净土宗历史上的一代祖师。永明延寿（904—975），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益的再传弟子，吴越国师天台德韶弟子，为“汉南国王钱氏最所钦尚”，力倡禅教合一、禅净合一。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八《大宋钱塘永明寺延寿传》记载延寿“诵法华计一万三千许部，多励信人营造塔像”[34]。元照《永明智觉禅师方丈实录》称他，“一生好严佛像，所有施利，尽营佛事” “请官铜铸三千佛，通金装镀” “又随缘造夹纻育王塔一万所，及请国家铸八万四千铁塔，与一切众生作得度缘”。这些记载表明，吴越国金铜造像的制作，与八万四千铁阿育王塔、一万身菩萨像的铸造一样，是在吴越国王钱俶与“禅净合一”高僧延寿共同主导、推动下完成的。铸塔造像，上为镇护国家，兼及往生净土。此外，天台宗中兴高僧羲寂亦“劝人修寺塑像”[35]。

天福二年（937）延寿在杭州龙册寺依雪峰宗义存弟子翠岩令参出家， “年三十四，始得出家，依龙册寺慧日永明大师剃落”， “唯念佛一门可能诱化，结一万人弥陀社会，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遍施寰海。吴越国中念佛之兴，由此始矣。又遍募士庶，结礼塔等会，皆为导首。又印《楞严》《法华》《弥陀》《观音》等经，《佛顶》《大悲》等咒，普劝受持”[36]。建隆元年庚申岁（960）延寿被钱俶延请住持灵隐寺，赐“智觉禅师”号。建隆二年（961）奉命住持永明寺（今净慈寺），直到圆寂，延寿在永明寺每日每夜作一百零八件佛事，以受持神咒、礼佛、忏悔、行道、诵经、念佛净业为主。晚年“又雕西方九品变相、毗卢遮那灭恶趣咒、阿閦佛咒等凡一切灵验真言，无不印施，以为开导”。赞宁作《宋高僧传》，把延寿列入《兴福传》，在延寿的各项兴福内容中，又以净业最为重要。延寿著《万善同归集》，着力调和净土宗弘扬的西方净土与天台、华严、禅宗“惟心净土”思想，竭力强调“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让净土宗名正言顺进入禅宗领域。

1963年东阳中兴寺塔（南寺塔）出土的鎏金铜阿育王塔须弥座的座面，沿边铸出“吴越国龙册寺弥陀会/弟子潘彦温妻王十一娘/男仁太阖家眷属/造此塔永充供养”题记。

据《宋高僧传》《咸淳临安志》记载，龙册寺位于杭州龙山（今玉皇山）南麓，由吴越国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创于清泰元年（934），为吴越国禅宗重要寺院，禅宗雪峰宗义存弟子道怤为龙册寺首任住持。《宋高僧传》卷十三《后唐杭州龙册寺道怤传》“次文穆王钱氏创龙册寺，请怤居之，吴越禅学自此而兴，以天福丁酉岁八月示灭”。同年钱元瓘从明州延请翠岩令参住持杭州龙册寺，翠岩令参亦为雪峰宗义存弟子，受钱元瓘尊崇，赐“永明禅师”之号。此年天福二年（937），延寿在龙册寺出家时的剃度恩师翠岩令参， “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记，止于翠岩，大张法席。……钱王向师道风，请居龙册寺终焉”。《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记载，后汉乾祐中（948—950），钱弘俶继任吴越国王的初年，报恩慧明被“延入王府问法，命住资崇院，师盛谈玄沙宗一大师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极，王因命翠岩令参等诸禅匠及城下名公定其胜负”。可见翠岩令参示寂应在乾祐（948—950）后，其门下子兴禅师，于延寿为同门，续掌杭州龙册寺。

吴越国钱俶时期的金铜造像，其题材以“西方三圣”像为主，多见阿弥陀佛和胁侍菩萨观音、大势至菩萨，这与吴越国境内净土信仰、结社念佛营造塔像风气的流行密切相关。

吴越国钱俶时期的金铜造像中，部分像身中空后背铸凿孔洞者，与宁波天封塔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地宫出土的两尊统一新罗时期金铜佛立像的铸造方式一致[37]，或许受到了朝鲜半岛佛教金铜造像铸造技术的影响[38]。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宋后，吴越国故境金铜造像的铸造停止，目前没有发现北宋时期的金铜造像，这与北宋铜禁法令推行密切相关。《宋会要辑稿》《食货》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有司言：江南诸州铜，先未有禁法，请颁行之。诏从其请”。吴越国入宋后，故境建寺造塔依旧，塔内供养的造像，多以石雕、漆木、彩塑、陶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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