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吴越国铜镜风格，无外乎晚唐风格、自身特色（包含五代至宋代过渡时期）和宋代风貌。在史学传统研究中，中国历史往往会采用朝代划分阶段为主要依据，而这种截然的划分并不适合艺术风格的分期，至少会有一定局限性。每个朝代在初创阶段，首先要牢固政权，建立稳定秩序，故往往会沿用前朝制度。艺术品风格也通常会滞后朝代确立时间。这是我们在鉴定断代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晚唐风格的铜镜在吴越国出土铜镜中有多例，如钱镠之母水丘氏墓出土的瑞兽铭文带镜，与之类似的是雷峰塔遗址出土的线刻铜镜，镜背纹样是相仿的，但尺寸有别。水丘氏墓所出瑞兽铭带镜，主体纹样为六瑞兽绕钮呈奔跑状，外围铭文为楷书四言骈体文“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大□”，共三十四字。此类铭文在隋代及初唐的团花镜中常有见，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练形团花纹镜，直径16.5厘米。铭文三十二字：“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河南洛阳市考古研究所也有一面一样铭文的，主体纹样是鸟兽团花纹镜，直径16.9厘米。水丘氏墓出土的瑞兽铭文镜与雷峰塔线刻纹瑞兽铭文镜，镜背文字与瑞兽纹饰均较模糊。另据文字与主纹瑞兽的组合等综合情况分析，判断这两面镜为五代时制作。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辽代早期太宗会同四年（941）墓中，也发现有同样纹样的铜镜，直径18厘米，铭文三十二字。墓主人耶律羽生于唐大顺元年（890），薨于辽太宗会同四年（941），是跨唐、五代、辽三朝人物，官至辽东丹国左相。其墓葬风格也是融合了唐、五代、辽的风格[14]。由此基本可判断此类镜式在唐、五代流行过。
与之图纹风格类似的是四瑞兽镜，此镜式没有铭文。如孔震先生收藏的两面线刻铜镜，毗沙门天王和供养人线刻镜（直径9.9厘米）、诃利帝母和幼童线刻镜（直径7.2厘米），镜背纹样为四个做飞奔状的瑞兽[14]。同样题材的河南偃师杏园村唐咸通十年（869）李棁墓（M4537）有出土，直径7.2厘米。东阳中兴寺塔也有出土，直径6.9厘米（图九）。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一面瑞兽纹葡萄镜（图十），内区纹样与此镜式相同，外区是一圈飞禽瑞兽葡萄纹样。此类纹样的特点与唐朝的瑞兽纹内区图纹相仿，但尺寸要小，纹样模糊，铸造相对粗糙，应为晚唐五代时期制作。 
六花枝纹铜镜，典型的晚唐风格纹饰，存世量相对多。通常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20厘米以上。从各地所出的铜镜图录看，基本上断代在唐，但随着五代遗址的陆续发现，此种镜式的制作时代也有必要重新讨论。在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铜镜中，其中一面西方毗楼博叉天王线刻铜镜镜背，也有相同纹样，直径24.5厘米（图十一）。万佛塔地宫有同镜式出土，直径21厘米。以《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馆藏镜》一书为例，共收录有3面此式镜，直径分别是25厘米、26.7厘米、13.5厘米。前两面定为唐代，而后一面定在五代，据编著者陈述：此镜造型与1983年长沙市望城县铜官窑墓葬出土铜镜类似，为典型的晚唐风格，但其铸造工艺已无唐代精细，应为五代时期所铸。从吴越国时期出土的这类镜式的情况来看，这类折枝花镜在唐代与五代都有发现，制作时间定在晚唐五代是比较合理的。 飞禽花枝纹，此类对称花鸟的纹样在唐镜中多见。五代吴越遗址中也多有出土，如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一面葵花形飞禽花枝镜，兽钮，外围以花枝及四飞禽，相间排列。相仿的是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两面（图十二），直径12.2厘米，兽钮，主纹为双鸾隔钮相对，上有一对鸳鸯衔绶，下有山纹与花枝纹，内缀有云朵、花枝等。另一面双鸾镜，八出棱边形，直径12.2厘米。主纹为隔钮相对的双鸾，上为两朵云，下有缠枝叶。个人收藏者有一面类似构图的纹样，但与唐代的同类镜比较显然像是半成品（图十三）。故推测这类在五代遗址中出的铜镜，大部分为为五代时制作。
海兽葡萄纹镜，东阳中兴寺塔出土2面：a、直径9.4厘米，镜背浅线刻文字：辛酉年五月廿五日弟子杜京 舍入中兴寺□年□地。b、一破为二，直径13.4厘米，镜缘处刻有浅线刻文字：婺州东场县松山乡仕奉化保居住清信弟子童仕铎舍入中兴寺宝塔内保荷家养永充供养。万佛塔出土亚字形葡萄纹镜，边长11.6厘米。海兽葡萄镜无疑是典型的唐代纹样，但五代吴越遗址也多有出土，且从呈色、型制上判断，显然它们的制作时间应在五代时期。
五岳真形镜，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直径5厘米。此类镜在唐、宋遗址中均有发现，如1992年5月洛阳东郊热电厂唐墓C5M622出土一面五岳真形镜，直径24.8厘米。1985年洛阳宜阳县城关乡马庄村北宋瓷窑址出土一面方形五岳真形图镜，边长12.3厘米。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一面方形的五岳真形镜，边长11.9厘米。五岳真形镜在五代吴越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目前是孤例，从中兴寺塔出土的这面镜的尺寸、呈色、形制等因素考虑，应为五代时期制作。
晚唐至五代过渡时期的铜镜，这类铜镜的纹样在唐代有，但又有一定差异，以四花枝镜为例，洛阳市洛南新区龙盛安置小区B区五代墓出土的四花枝镜，由四朵牡丹花组成，花形饱满，有唐代遗风，但花形线条明显简单，制作相较前代显粗放。《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编号138花朵纹铜镜，也应归入此类。
八卦纹镜，如临安吴越国王室墓地所出的四灵八卦纹铜镜，镜钮外方镜四角分饰八卦纹，四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列表中个人收藏的有财富合宜八卦纹方镜。唐代的八卦纹镜多与十二生肖配对，或仅为八卦纹样。
千秋万岁镜， “千秋万岁”的铭文唐镜上已有出现，如1990年6月洛阳关林石油一公司唐墓出土的千秋万岁六出葵花形镜。但显然五代时期更流行，如万佛塔地宫出土一面（新增图一），长沙与安徽六安各收录一面。三槐堂收录有二面。 
双凤镜，类似构图可追溯唐代鸾凤镜，找到凤凰纹样的演变过程，微妙变化。从1956年12月洛阳市劳改砖瓦厂唐墓M488出土的亚字双鸾镜（图十四）;1984年-1993年偃师杏园村唐会昌三年（843）李郃（M2443）出土的晚唐双鸾镜（图十五）;1992年偃师深井水泵厂唐会昌五年（845）徐氏季女墓出土的双凤镜（M16）[15]（图十六）;京都泉屋博古馆收藏的花鸟纹方镜;2012年2月-7月，洛阳市洛龙区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C7M5722出土的双凤镜（图十七）;湖南省馆收藏的亚字形孔雀双凤纹铜镜[16]（图十八）。可以捕捉到凤凰图形的演变过程，脉络清晰。鸾凤的身形从饱满变为瘦削，翅膀从呈外弧状的振翅欲飞，成为写实的内弧状。尾部羽毛从花枝蔓草变为写实风格的刻画。这一转化过程，其实也是铜镜从唐代的富丽堂皇，充满宫廷贵族气息，逐渐转为生活趣味浓郁的写实风格，这种审美趋向的转变，当然也是整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变换，铜镜只是其中的一个专题。
在五代，双凤镜还出现了一种带有区域特色的建州凤凰镜，也是我们说的带有五代自身特点的铜镜，比如菱花形双凤纹铜镜，应该说这类镜是上述双凤镜的风格延伸。长沙市博物馆有一面（图十九），与之类似的是三槐唐藏镜收录的二面，一面宋葵形双凤镜，直径18.5厘米，菊瓣形的钮座，外有四组车削痕。主纹是对凤环绕，外围有铭文“建州黄小七青铜铸”。另一面为方形凤凰镜，上有“建州黄小八青同（铜）铸[17] 。建州即今福建建瓯，曾为五代十国之一闽之都城，后闽被南唐所灭。建州不仅盛产铜、铅、铁，也是福建重要的铸镜地。另外宋代这里刻书很盛，即雕版印刷业发达[18]。 素面镜，粗略统计，这类镜在五代铜镜中占了大宗。吴越国铜镜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些在素面镜背上浅刻文字。金华万佛塔出土铜镜中，目前完整的34面铜镜，29面均为素面（新增图二）。东阳中兴寺塔所出19面铜镜中，素面镜有11面，有部分是有浅刻文字或墨书文字。黄岩灵石寺塔共出土15面铜镜，六面线刻铜镜（五面线刻佛像、一面线刻文字），五面是素面的。苏州虎丘塔所出的线刻铜镜，镜背亦为素面墨书。前蜀王建墓出土一面方形素面镜。洛阳邙山十五工程局五处后梁开平三年高蟾墓出土两面素面纹镜。苏州七子山墓葬出土癸角（倭角）素面方镜。
都省铜坊镜：镜背从左到右布局“都省铜坊”、 “官”、 “匠人某某”。本文收集的资料工匠姓氏就有：倪成、房悰、谢修（图二十）、谢昭、王典、李德、李成等，工匠姓氏远不止这些。表明此镜不仅是官方所出，而且是匠人负责制。据《旧五代史职官志》， “都省”是指尚书省的辖丞，司、 “铜坊”是尚书省控制的官营制铜手工作坊，一直延续到北宋初期。在南唐镜内发现“天宝五年匠人李志”铭镜。
连球纹镜：又称织锦纹、连钱纹、毬纹。五代铜镜中开始出现这种纹样，出土资料有江苏连云港五代末北宋初年墓出土资料[19]，据报告所述，在一号墓出“官”、”都省铜坊”、 “匠人倪成”，四号墓出土毬纹铜镜一面，为簇四重，中间缀有晚唐风格的分散性小朵团花，似早于北宋时《营造法式 卷三十二小木制度图样》记载中诸类簇六重毬纹。该面毬纹镜的形制、厚薄与一号墓出土的铜镜相似。此墓还出土有瓷碗，形制尚存有五代风格，据此判断此面连球纹铜镜是五代时制作的。江西吉安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墓出土一面方形连球纹镜。江西星子县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墓出土一面亚字形连球纹镜。湖南省也有出土。在《六安出土铜镜》一书收录有多面连球纹镜，书中亚字形连钱纹铜镜，编者把它断代为宋。此连球纹中有六点梅花点装饰，这样的梅花点装饰在五代的其他艺术品中有发现，比如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五代敦煌设色绢本佛画（图二十一），仰莲座上就有类似铜镜连球纹上的六点梅花点装饰，推测这也是当时织物较流行的纹样。另外这种连球纹样在五代、辽初墓葬中的建筑构件上也用得较多，如冯晖墓。敦煌唐壁画中的建筑檐柱上使用此种纹样“束腰”[20]。在本文收录的铜镜中，有一面带漆盒的连球纹镜（图二十二）（表二最后一面），虽然此种风格的连球纹镜从五代开始便有，但结合漆盒风格，定在北宋初年较妥。
图二十一 大英博物馆藏绢本调色佛画 
连球纹在辽代铜镜中发扬光大，图形丰富多变，它通常与风格类似的龟背纹同时使用，成为了有鲜明时代及地域特色的一种纹样（图二十三）。辽代建朝二百余年，其间先后与五代、北宋对峙，文化上与汉族及各少数民族融合。此镜式在辽代的发扬光大，就是很好的实物例证。辽代的连球纹镜花式要比五代、北宋复杂多变的多，也更具审美价值。1954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发掘一座辽代早期契丹贵族墓，辽代附马赠卫国王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了两件铜镜，分别是四蝶连球纹和四蝶龟背纹镜，直径均为30cm，薄胎。主体纹样即方、圆交错布局，内缀满连珠纹，方中套圆，圆中寓方的，层层叠叠，纹饰多变精美。其中有一面铜镜恰与镶嵌在墓葬的八角形藻井上，故研究者认为，辽镜上的此装饰手法的灵感可能取之建筑藻井[21]。
莲花纹镜，在洛阳龙盛小区五代墓出土一面，与之类似的是收录于《铜镜图案-湖南出土历代铜镜》上的一面方形蝶恋花铜镜，主体纹样如菊瓣。此种纹样在《辽代铜镜研究》一书中归于荷叶纹，辽镜中发现颇多，以大钮座的形式出现。《六安出土铜镜》中也有多例收录。
亚字形荷花纹镜，寿县博物馆收藏，与此镜构图相仿的是洛阳出土的蜻蜓荷花纹镜，相同的是两枝荷叶夹一枝荷花为一束的花叶纹，区别前一面仅四束花叶，后者是二束花叶间隔二只蜻蜓。两面镜意趣相同，制作时代应相仿。
飞天镜（图二十四），万佛塔出土。虽然飞天的题材唐代有出现，但万佛塔所出的飞天镜式，目前发现仅此一面，属个例。另黄岩灵石寺塔出土有仙骑纹样的铜镜，此种题材唐代流行过，但是此面仙骑纹样较模糊，考虑为五代时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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