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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郁达夫的两篇“未完稿”
来源:中国新文学学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李杭春  日期:2021-08-17

郁达夫有多篇未完稿,其中多数是因为作家本人中途放弃,未再续作,而成为永远的残本,包括小说《圆明园的一夜》《人妖》《没落》《春潮》,散文《苏州烟雨记》,译作《瞬息京华》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则或是当年未能妥善收藏,而今难觅踪影,比如可能已续写完成却不幸失于战火的《蜃楼》——“这包稿件,我平日明明看到是紫色墨迹的早年作品《蜃楼》(可能是《创造月刊》一卷四期上发表过的未完稿的续稿),大约移家杭州以来始终随身带着。……我不知带出,他离去时也必不会带着,那么下落可想而知了。”[1] 也或是散佚于各类报章,迄今未及发现完整版本。所幸,得益于越来越强大的民国文献数据库,一些曾经的“未完稿”,今天已现出了它们的全貌,这里掇录两篇,以求教于方家。


一、致何勇仁(识夫)函

2017年第2期《郭沫若学刊》上,刊有金传胜《郁达夫三题》(以下简称“金文”),首次据《汗血周刊》1936年第15卷第7期何勇仁《郁达夫的实干——一封论国防文学的信》一文(以下简称“何文”),考证出从1936年10月27日《华报》收录至《郁达夫全集》的郁达夫一封关于国防文学的信,其收信人是广东四会人何勇仁,写信时间在193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之间,并据何文所引录的文字,将原函补为三节。但的确,“何文引述的书信亦非完璧”,所以,金文所证并非该函全文,那么,是否能发现更完整的版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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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国防文艺》汇刊第1集(1936年),刊有郁达夫《感时》《为国防文艺致何勇仁书》和《国防阵线下的文学》三篇文字,分别是旧诗、书信和文论,其中,致何勇仁书就是“论国防文艺”函的全文(以下称“郁函”):


识夫先生:

自南昌发的一信,还有去庐山后发的一信,都经拜读。自到福州以后,因在行政界服务,关于文学的书,不大有机会读;并且因陈主席实地苦干,我辈下属,也不好偷闲,再来看其他的书。国难如此,觉得空弄笔墨,也有些迂疏之嫌;我虽则手无缚鸡之力,但雄心未死,若有机会,也还想赶上前线去参加实地工作,因此便更感到从前的弄文的空虚了。所以自搬上杭州去住后,就决不再做那些无补实际的文章了。至于思想问题的讨论,关于文学的批评与建议,也未始不想多做多想多读,可是自己觉得头脑并产致密,历事也未长久,徒有此心,未能实践,现在只能说是在学习的时期。

承询关于国防文学的意见,我以为范围不宜太狭;凡足以发挥我国民族精神,指示将来的出路,以及暴露敌我现实状况之题材,无一不可以写,也无一不属于国防文学的领域。对此,鲁迅先生似曾有过(很)长篇的讨论文字,可惜我还没有读过,所以不敢胡说;但从此间各小刊物上的反响看来,似乎上海对这问题,正在热烈作论辩战。一派以国防文学为主张,包含得广阔一点,一派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前提,目标似着重在无产大众的集合,两说当然各有道理,旨趣也并不相背,所不同者不过在倡议者之主观,一时歧异耳。假令国家完全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杀敌呢,还是先来辩清议论?一想及此,我以为什么雄辩,都只能暂时搁起,首先总要从实际的地方做起,向最要的处所下力;既称文学,不可动武,同属一家,何忍操戈?时间是最严正的批评者,成果是最确实见证人。不背良心,尽我最善,做到一步,就算替民族大众尽了一步力,不必先争甲乙,然后再去照方配药,来救病人;因为危急存亡,只在一呼一吸之间,那里还有这些余裕去谈脉理,论派(别)呢?这是我对于国防文学的一点见解,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至如来信中之所说,必待我的文字寄到,然后始行将刊物发刊云云,虽系催稿者的一种巧妙法门,但天热事烦,我一时实在没有执笔的时间和心绪。果如来信所云,则你们的刊物,恐将一辈子也不能出世,坐视伯仁之死,我也诚有何心哉?这一封信,就算完了我的文债好吗?

秋后拟去上海一行,或者能与汗血书店主人相见,亦未可知,田赋研究,尚未寄到,我的关于福建的书,也尚未脱稿,当等至九月下旬,去上海时和刘先生面谈一切。

秋老虎可畏,此间在九十五度与百度之间,不知南昌如何?为国自爱,为民族努力,是我的两句口号,让我们各以此自勉罢!


弟达夫 上  八月二十九日

函中个别字词参照何文所引作了标记,错别字则已径改。

全函文字分5节,落款明确,显示写信时间是1936年8月29日。1937年发表在《汗血周刊》的何文,照录了郁函之第1、2两节,第4节被何文引用在说明郁达夫“从空想而走到实干”的阐述文字里,金文把这段文字从何文中拈出,并在标注省略号后将此还原为一节。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36年《国防文艺》汇刊(第1集),共收作品40篇,有诗、小说、杂文、人物报道和文艺论文,封面标明“何勇仁主编”。《国防文艺》创刊于江西,因原刊多遗佚,具体创刊时间和刊次均不能详。但从《汗血周报》主编刘百川8月24日为《国防文艺》撰写前言《国防文艺的使命》,郁达夫也赶在8月29日复“识夫先生”函,加之其中何勇仁《唯生主义的艺术观》四章乃分四次刊出而汇集于这一期“汇刊”,或可推知该刊当为月刊,创刊于1936年9月,当年出刊4期;停刊时间则不详。郁达夫寄给何勇仁的信和诗都发表在该刊创刊号。

但《华报》的来源现在还是一个谜。1936年10月27日即刊出部分郁函的《华报》,所录内容仅郁函第1节和第2节之后半部分,文字量不足一半,更无抬头和落款,故决非直接选自《国防文艺》之郁函原文;而以发表时间早于1937年之何文,也能断定其与《汗血周刊》之何文无关。那么显然,《华报》所录应该另有出处。这个出处又在哪里?

经查探,则发现1936年10月15日《南京日报》第4版刊有报道《跟着“陈主席”苦干的郁达夫》(未署名,以下简称“京文”),该文称“最近在上海一个刊物里,看见郁达夫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我觉得颇有介绍一下的价值,而郁先生的坦率,也可从而知之”,随后即摘录来自“上海一个刊物”(即《国防文艺》创刊号)的郁函第一节;又称“后面还有一段,是他对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的意见”,随之摘引郁函第二节“从实际的地方做起”之后半部分,《华报》所刊与此完全相同。加之京文既未透露收信人,也没呈示书信时间——可见,10月27日福州《华报》所刊之部分郁函,正是转引自这篇京文;而当年《郁达夫全集》的从《华报》采集,也就让这通郁函成了无头无尾之残章。

在这通信函中,郁达夫“两说当然各有道理,旨趣也并不相背”的“第三种人”态度,显然与后来新文学史对两个口号一边倒的论断不能统一。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这一原函重现,或更能让我们了解诗人“为国自爱,为民族努力”的宽容博大的内在人格。

关于何勇仁,金文已作了相当完整的介绍,有两点可略作强调。

一是何勇仁或并非一介“小人物”。何勇仁(1901-1987),广东肇庆四会人,字“智夫”,又“识夫”,曾在广西、海南、江西等地任职,对社会民生、国际风云多所关注,兼长文学、考古及美术,曾在西南领导话剧运动,公演《茶花女》《苏州夜话》等名剧,收藏书画甚富,并曾任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其于《广西青年》《南方杂志》《民族文艺月刊》《逸经》《汗血周刊》《汗血月刊》等报刊发表之文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略甚广。除主编“民族文艺丛书”,和撰著《田赋问题研究》外,其《理性主义与近代战争价值》《从历史上谈谈中国绘画改革》《论舞台装置》《论自由创作动向》《日俄风云中的中日外交政策》《从蒋胡汪合作论到领袖应有的态度》《广西民团保甲之研究》……诸作,则仅从标题就颇能让人想见其跨界之广。

二是他与郁达夫有较密切的交往。虽也未能一睹何勇仁的自述,但从现有资料来看,有称郁氏旅居福州期间,何勇仁常与之通信,两人曾计划合著《唯生主义的国防文艺论》,并称郁氏将有近作在汗血书店出版云云。[2] 尽管出版近作、合作论著诸事在郁氏其他日记、书信中均未曾言及,但此通郁函却明确表示这部将在汗血书店出版的“近作”是“关于福建的书”。联系郁氏抵福州后对福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景物、地方风俗等各个方面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和持续关注,结集这样一部书或并不是难事;而关于唯生主义,何氏则曾于《国防文艺》署名发表《唯生主义的文艺观》(分四期刊登)和《唯生主义美学》两文,或许正是两人合著计划之一部分,可见郁达夫与何勇仁,关系绝不生疏。

顺便提一下,同期刊出的七律《感时》,即1935年2月4日所作之《乙亥元日读

而那篇没有及时寄到的“国防文艺论”——《国防阵线下的文学》,则是郁达夫对1936年9月25日在福州格致中学所作演讲的改作,原演讲辞稿刊于1936年10月2-3日福州《建民周刊》第12期,题《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在福州格致中学的演讲》。这里,一个可以大胆设想的问题是,郁达夫此次演讲,是先有演讲再有改作,还是先有约稿再有演讲?如果是后者,即何氏约稿催生了这场演讲,或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国防文艺》刊出的《国防阵线下的文学》,系由郁达夫亲自改定,落款“一九三六年,双十,改作”。经比对,这个版本删除了演讲稿前两节和一些演讲场合的客套话,直接从“国防,在从前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开门见山,文中字句也多有删改。若以郁氏文集论,则这一作家本人改定的文字,或许应该是更可靠的。


二、译作单行本《勇毅果敢之邱吉尔先生》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有过一些译作,除未完成的《瞬息京华》外,被编入集的郁达夫译作有《中国的出海新路》《马尔泰岛》《幽默的谈话》和《温斯敦·邱吉尔——一位苦干实行的人物》(以下简称“《邱吉尔》”)。其中,《邱吉尔》一文是仅1400余字的残篇,全集并明确标明“1941年5月节译恩斯脱·詹姆斯原文。译文未译完”。陈其强《郁达夫年谱》称《邱吉尔》发表于1941年5月14-17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亦注明“本文未译完”。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不确的。

虽然无法从《星洲日报》看到《邱吉尔》一文的完整译稿,但有幸的是,我们在近代华文报刊数据库发现了这篇人物传记的一个单行本:《勇毅果敢之邱吉尔先生》。这是一个非正式出版物,即“未取得出版许可、执照”而自行印制、发行或赠阅的出版物,[3] 连封面共16页,印行时间、地点等版权信息均不详,或可能在封底,而那一页未被扫描。但它让我们看到了郁达夫此一译作的全貌:全文6000字,完整讲述了邱吉尔充满传奇色彩的求学、从军、执政生涯。第7节之后,严格来讲是第6节“那部《马尓鲍禄公传记》……”之后,均为此前未曾面世的郁氏译文。

单行本封面以邱吉尔侧身立像为主体,他站在一排仰视他的兵士前面,看上去高大无比,手杖和烟卷两样道具尤其醒目。封面标题“勇敢果毅之邱吉尔先生”,与内文标题不一,内文标题仍作“温斯敦·邱吉尔——一位苦干实行的人物”,标题下著作人落款作“恩斯脱·詹姆斯著”“郁达夫译”。

恩斯脱·詹姆斯原作终止于“大战终于把邱吉尓重招回了政府”的1940年5月,并且预言邱吉尔将领导英国得到最后胜利。一年以后,“做了今日英国的首相”的邱吉尔,已经与罗斯福、斯大林、蒋介石一起,成为二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元首之一。与此同时,1941年5月,郁达夫完成了这篇译作。——如果翻译是另一时空的创作,那么,郁达夫的中文版《邱吉尔》见证了预言迈向现实的第一步,呼应了人们对战争年代英雄与伟人的想象和期待,对战场内外鼓舞士气、提振信心亦有极大裨益。这样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或正便于使越来越传奇的“邱吉尔神话”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宣扬。

星洲三年,郁达夫“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4],除《星洲日报》晨星、繁星两个副刊外,还有《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星洲日报半月刊·星洲文艺》《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星滨日报星期刊·文艺》《星光画报·文艺》《繁华日报》《大华周报》《华侨周报》和《星洲十年》等报刊的编务,期间,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时评、政论、写人记事的散文以及各类“沟通文化的信件”,加之竭力培植马华文学青年、积极联络内地文坛、周旋各种形式的反战募捐等等,可以说异常繁忙。在这样的背景下,郁达夫优游自在的文学天性自然告一段落,他成了真正“实干”的文艺家——译介《邱吉尔》,或也正是这一务实的“文学抗战”的一项实践。

囿于信息线索的有限,这一非正式出版物仍留给我们不少疑问,比如印制于何时、发行于何地,是否仅在新加坡流传,是否郁达夫本人授权,封面标题是否郁达夫本人拟定……等等。但这些尚不能解密的盲区,对一个曾经的“未完稿”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无论如何,又一篇郁氏佚文得见真容,这就足以令人欣慰。而况,战争留给这个小册子的印制和发行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这年年底,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现将全文照录于下: 

温斯敦·邱吉尔——一位苦干实行的人物

恩斯脱·詹姆斯著

郁达夫译

在今日的英国,若要想把国家领导到最后胜利的路上去,除了由枢密顾问官(温斯敦·斯宾塞·)邱吉尔来任首相以外,其他实在也没有一个比他更为适当的人物。年青的时候,他是一个勇敢的骑兵队里的军官;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中间,他曾做过陆军部长、航空部长、海军部长、军需部长;而到了六十五岁,正当英国在从事于这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中间,他,邱吉尔先生,却做了大英帝国的首相。当二十几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邱吉尔先生是那时候的英国首相劳合·乔其氏的一个大大的帮手;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他自然是义不容辞,要为联军方面的胜利而尽他应尽的义务。 

此次战争初起之日,他的重回海军部长的要职,原是因为他的高尚的人格和他的对海军事务熟悉的缘故,同时也可以说是英国全国的同胞对他抱有绝大信仰之所致。第二次欧战,终于爆发了,英国人才相信邱吉尔果然有先见之明。因为当希脱勒和纳粹党徒在德国夺取政权的当初,在英国政治家中,邱吉尔便是最早就觉得这是一宗危险事情的人。英国人并且也并没有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一四年中,使英国海军得在不声不响之间很快的就负起适应战时动作的职务的,完全是邱吉尔一人日夜匪懈的工作的功劳。 

邱吉尔先生,实在是一位难得的领导人物,——劳合·乔其也是一样——他的才智,是最善于应付急变的。有些地方,邱吉尔和劳合·乔其的性格却完全的不同;他没有那一种英国北方人的热情,讲演时并没有那一种光彩夺目的雄辩;可是他有的是那种高尚、伟大的语气。两个人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不让旁人,或者习俗,或者一般人对他们的敬意,来妨碍他们的工作。虽则声望很大,但是他并没有那种沽名钓誉的行为;邱吉尔真是一位苦干实行的人物,他的声名,是只会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日高一日的。他在目下的英国,是一位最强而有力的人物;他的智慧、勇敢和明晰的头脑,便是他最伟大的特点。

邱吉尔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在血统里,就摄取了这两种族,也就是新大陆和旧英国的优秀的特点,虽则生在贵族之家,但他却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是马尔鲍禄第七代公爵的孙子,可是他从小就显示了激烈的前进性格,在频繁的政治斗争中锻炼的结果,他变成了保守党的劲敌。

邱吉尔在军队里所过的一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影响,可真不少。他在他著的《我的少年生活》那部书里,曾说起过他于看到那些比他年长许多的大人物触犯错误时的未甘缄默。而我们对于他的以一青年军事记者的冷静头脑,所下的那些大胆透辟的批评,实在也不能不加以佩服。他在拼命地想充实他的经验,有时候虽则也不免有些过火的地方,但是他的大胆敢为,却正和他的祖先,那一位军事天才家第一代马尔鲍禄公很像很像。

邱吉尔所进的学校,是伦敦的赫罗贵族学校,和散特哈斯脱军官学校。关于他的学校生活,他曾经这样的发过牢骚,“回顾这一段学校生活,不但是在我一生中最不适意的时期,并且也是最为无益,最不快活的时期。”当他的学生时代,除了剑术一门,曾得到公立学校的选手资格以外,此外并无一点杰出的成绩。据他自己说,他在学校里是这样的一个蠢材。譬如其他的同学已经进步到学拉丁文希腊文及另外的各种高等学科的时候,他还只会学习英文。但是他可真学得了一手好英文,他的崇高壮丽的英文,使他变成了现代的一位最有力量的作家。假使邱吉尔先生不做政治家的话,那当做一个史学家或传记作家他也可以获得全世界的称誉,因为他的作品,是置之于现代所有各最好的著作中,也毫无愧色的。他最初的两部关于军事的著作,正是当时这类作品中的经典,而他最近的作品,那部《马尓鲍禄公传记》,文体艳似英国司马迁麦考莱的得意之作,而那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哩,则无论在富于趣味,以及观察深刻的各方面,都可与旁的作家、政治家、军人以及专门史学家等的著作相拮抗。

当他父亲兰道尔夫·邱吉尔决定不使他儿子去学法律的时候,依少年邱吉尔自己的志愿,他便决定去学军事。因为数学不能及格,他在入学试验时曾蹉跌了两次。第三次可考上了,他就入了英国皇家军官学校。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贵族绅士的军官练习生邱吉尔先生就从学校到了社会。那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岁,以后的十年之内,他以一军人的资格曾在三大陆之中,继续了他的活跃的勤务。一八九五年正月,他初次进了军队中去服务,他虽怀有热烈报国之心,但是却终于没有机会。不过那时候在英国虽则天下太平,而在西班牙则不然,于是少尉邱吉尔氏就觉得暗中大可活动,因而便与一同僚在古巴登了陆;是在这里,他一旁观者的资格与西班牙一纵队参加了游击战争,总算是他第一次受到了炮火的洗礼。几个月之后,一八九六年,他又航行到了印度。是在印度苦读之后,他的不曾受到完满教育的缺憾补足了;并且也奠定了他今后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处置裕如的基础。不过总之他还是一个军人,虽则他想去看看希土战争的愿望不能达到,但终于向他服役的队伍请得了暂离的允准,而加入了数次远征印度的兵役。

当印度边境的战事结束以后,不久就开始的埃及苏丹之战,邱吉尔也请愿想去参加,但是当局很不容易准许。因为总司令的克吉那元帅,对于这一位年青的军官,场场战争老都去参加,而后来又喜欢把战事的情形写出来这一点,有些不大赞同。就是当时英国的首相,替邱吉尔打了一个电报给克吉那元帅,请他准许邱吉尔少尉去参加入骑枪队之内,克吉那元帅也仍是不肯答应。可是英国首相尚且不能为力的这要求参加骑枪队的事情,却由温斯敦·邱吉尔自身去运动成功了。不过在那个准他入队的电报之后,突然说起了万一他有死伤,英国的战时基金决不负抚恤救养之责的话,以示对他的警告而已。

终于邱吉尔少尉参加了远征埃及的军队,而与其他的骑枪队士兵一同参加了那一场猛烈的恩图曼的肉搏战争。这一场恩图曼的战争,恐怕是世界上最后一场的如图画书上所画那样的肉搏战争了,因为在恩图曼的沙漠之上,两军短兵相接,距离是很近的;骑兵差不多马接着马,步兵也站在那里相对。被派作了前哨的斥候,邱吉尔少尉于日出之际就看见了有五英里众的回教部队在那里作战斗的整列。克吉那元帅直接给他的命令,是“守视住来攻部队的动静,在可能范围之内,守视到底!”邱吉尔少尉就和几个骑枪队的弟兄坚守住在敌人来福枪射程以内的高处岗位,有半个钟头之久,静看着回教部队在下面一队一队的过去。英国炮舰停泊在他的背后一英里半之处的弯曲的尼尔河中。于是炮队开火了,炮弹对攻向前来的队伍开始了爆炸。邱吉尔曾将当时的情形描写着说:“我们在马上不动,和他们接近得很,几乎也冒着我们自己的炮弹的危险。我看见炮弹向这一座人体的长城散播了死亡。他们的军旗一打一打的倒了,倒下的人也成千成百。整列大队之内显出了很大的缺口,有些地方也挤成了畸形的堆叠。我们只看见他们在榴霰弹之下横冲直闯,但是没有一个向后转的。他们只在一队队的前进。”

在这一次的战斗里,旗兵队似乎占了上风。左翼的骑士使敌人的大队完全停止了进攻。四方八面受了袭击,在长枪和军刀的乱刺乱斩之下,队内的大部分人都被激怒的敌人砍成了肉浆。三百十人的一个部队,只在二三分钟以内损失了五位军官,六十二个士兵,和一百二十匹军马。

邱吉尔少尉于回印度之后,恰巧正赶上了马队间的球赛,而得了胜利,从南方来的骑兵队而得到球赛的胜利的,这一次是最初同时也即是最后的一次。其后,他就在军队里辞去了军职,将苏丹的战役写成了专书,一八九九年十月试作了他初次的政治讲演;抓住了波尔战役的机会又跑到了南非洲去做了从军的记者。

是他在当这次从军记者的中间,邱吉尔却遭逢了也许是他一生之中最有名的那一回冒险——就是他的被波尔人的虔获以及其后脱险的经过。他所乘坐的一辆装甲列车中了伏,出了轨,然又靠我们的这一位未来首相的绝大勇敢之福,终于救出了机关车头而使车里的伤兵得以逃走,因此之故,波尔的司令长官就把他当作了交战国的俘虏,而不肯以从军记者的资格相待而释放他。对于他自己的境遇,邱吉尔就只能用了他特有的机警和勇敢去想法,可是他终于也从泊来土利亚的俘虏营里逃了出来,而到了葡萄牙领的特拉卧亚。波尔人对他的不论生死的擒获,还悬出了二十五镑的赏格。

当列车出轨之日追上去将邱进尔捕获的,是一个波尔的骑士,邱吉尔在向铁路切断处奔逃的时候,耳边已听到了枪弹擦过的鸣声。这一位骑士在四十码之外向他举起了来福枪锚准,同时也发出了大声向他呼喝。邱吉乐被解除了武装,我们应记得拿破仑曾经说过的话:“一个人当变成了单独而被解除武装之后,他的投降是情有可原的。”这事情的巧合奇逢,却是在这一点,就是这一位骑士后来做了南非洲的首相,而他的俘虏,却做了英国的首相。

邱吉尔在波尔战役里的冒险谈还很多很多。他曾有两次中了伏而逃出。有一回在他边上的一位他的兄弟被枪弹击中而毙命。更有一次,也因为他的大胆勇往而闯入了猛烈的火线,他的性命仅因一位骑兵的勇敢而被救助了出来,这一位骑兵可因此而获得了卓异嘉行的勋章。

邱吉尔是曾在南非洲这些波尔战役的战场上服过轻骑兵队的兵役的,可是波尔战役结束以后,他的从军记者以及军事批评家的令誉,以及他的很成功的讲演,终于把他抬上了政治舞台。

邱吉尔在保守党的议员席里本是一个成功的议员,但是他又不断的趋向左倾,而正当自由党全盛之日,他在一九零六年变成了一位自由党员而做了殖民部的次长,一九零八年任商务局总裁,一九一一年任内政部长,嗣后又任海军部长历四年之久,那却正是时机日亟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的时候。

当他初任海军部长作第一次就职讲演的时候,温斯敦·邱吉尔曾经说过:“我就这海军部长之职,并不是来补救时艰的。这任务应该由另外的,比我更好的人来担当。我所敢立誓负责的,是海军部的任务在今后得着议会赞助的大力,将不问处境的顺逆,而使英国国家得安度过一切的难关。说到难关,在目前是正多着呢!”在这些演词里他已经对国家给予了他的保证,而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英国舰队能准备得那么完善的,也大半是他的功劳。他在舰队人事的调整上曾施行了大改革,对于油燃料的改进,以及航空还在极幼稚的当时,对于海军飞行武器的创制,亦各有了绝大的贡献。他使英国海军返老还童,又给舰队组成了前此所没有的海军参谋部。他的教条是“将舰队造成功万一被德国进攻时马上可以应战的地位”,而他在其后的三年海相任内,邱吉尔只专心一意的在完成他这一项工作。一般人大家在说,在英皇的治下,从没有一个部长能像邱吉尔那样的尽瘁为国,处事敏捷的;这一种同样的牺牲,在一九一七年也使他做成了一个很有彻底决心的军需部长。在任海军部长与军需部长之间的一段短时期内,他并且还去参加了实际的战役,那就是他在法国战壕里作战的一段时间。

一九一六年他是一个军人在参加战争,一九一七年为军需部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一九一八),被任为陆军部长,他在此职位,直到胜利赢得了以后,大军复员开始的时候。

当时英帝国联邦的动员,曾从三千九百万人口之中,征集到了四百九十七万一千零四十二人,英自治领的白种人一千九百万人中,曾征集到一百三十万零六千四百九十二人。

同时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一年间,邱吉尔又做了两年以上的航空部长。于又做了一任殖民部长以后,他的长期的政治生活,暂告结束了。他的去职,是在一九二二年,此后他不但暂时退出了阁员之席,并且也不做议员。可是他于数次选举战失败之后,终于仍复获选当了议员;而令全议院的人感到大大惊异的,是他在取保护贸易政策的内阁里,联席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财政部长。他任财长四年,直到工党组阁的时候,才兹去职。

此后又是一段较长的第二期蹈晦的时期,在这期间内,有时候竟好像邱吉尔的政治生活将永告终结的样子。他又重复开始了著作者的生活——广义地应用了他的文字武器——他并且又使用画笔,以描绘乡村的田园风景而自娱,有时候,他也搁下了画笔,去从事于堆叠砖瓦的手艺工作。在他的乡下别庄地区之内,有一所砖墙草舍,是首相亲自用自己的手所造成的。

因竭力攻击德国重整军备之故,邱吉尔的名字就又为世人所注目。纳粹党徒自从开始发动他们征服世界的阴谋之日起,就把邱吉尔当作眼中之钉,咒诅之的,原不是无故的。邱吉尔的大声疾呼,警告他的国人,且远在希脱勒争得政权之先。他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为德国人所要求的,只是欧洲公平的地位……若使他们的要求得遂的时候,必然的,将使我所说的欧洲许多国家的每一个人都受他们的震撼而遭到毁灭。”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挑拨战争的专家,相反地他却是一个热爱和平,想力挽颓势的政治家;而归根结蒂,他尤其是一位对于德国的重整军备以及对德国各领袖人物的政策在日夜操心、担忧不已的政治家。

从英国众议院议场中间通路下的那一个有名的角边坐席上,邱吉尔氏曾经不断地起立,作了向众议院,向全国国民,向全世界的无数次警告。他曾希望欧洲各国能与德国人保持友谊;他曾经指出输向德国的各种大借款,不啻是一种向贫血者的输血,比德国所付出的赔款已经有两倍以上。他也曾指出,战胜的联合国方面从德国领土内的撤兵,比约定的时间为期更早得许多;他又告诉他的听众,一次一次的让步,是早已把凡赛尔和约的缺点纠正了过来的。可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德国为什么还要声言为了被包围之故而重整军备呢?

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说:“这并不是对德国人的包围,这乃是第一个蓄意侵略者的包围。我们并不愿以己以勿欲的处置加诸德国。假使我们是侵略者的话,那我们也应当为促进我们的觉醒之故而被包围的。在欧洲应该有合作的精神,举一个例来说,国联所应注意的地方,是在欧洲,并不是在亚洲。在德国重整军备达到了相当限度而使世界和平受到危机的威胁以前,大家应该留心到集体的安全。”

在一九三五年他说,纳粹德国的不断制造潜水艇,并不是为了苏联的威胁,也不是想将英国的强大海军加以攻击。德国的制造潜艇,是纯系为了袭击商船,他对于德国的愿意加入国际协定,限制潜艇的使用,使各国的潜艇都达到失去能作不人道的海战作用这一件事情,实在很难以置信。

当澳地利被并吞的时候,在一九三八年他又说,战祸是迫到眼前来了。可是危机或者还可以和暖和于一时;“当巨蟒吞食了大食品后,消化是需要相当的时间的。”德国于每一次毁约或实行侵略之后,总有一段间歇的时间。他们加强空军的秘密泄露之后是如此,实施征兵制度以后又如此。进兵莱茵区域之后,也是如此。并且并吞了澳地利之后,仍旧还是如此。一九三八年夏天,起了第一次对捷克向的惊变。一九三八年九月就发生了第二次对捷克的危机,十月成立慕尼克协定,翌年三月又违反了约定,而最后就急转直下,当德国军队开入波兰,纳粹轰炸机开始它们可怖的破坏工作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起来了。

大战终于把邱吉尓重招回了政府;紧急的危机再度将指挥海战的重任加到了他的身上,而日益险恶的局面,又使他做了今日英国的首相,他实在是目下唯一能够领导英国,使得到最后胜利的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

文章摘自:《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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