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与贪浊，在任何社会的官场上都普遍存在。廉政导致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贪浊导致政治腐败，贿赂成风，社会倒退。人们都期望为政清廉的好官，而反对贪污腐败的赃官。封建社会英明的君主，都表彰廉直之臣而严惩贪冒之徒。就明代来说，明太祖重典治吏，惩贪官可谓不遗余力。“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明史·刑法志二》）如监守自盗，赃至四十贯者，处以绞刑（《明史·刑法志一》）。贪赃银六十两以上者剥皮实草，并枭首于城门上示众，以儆戒百官（同上）。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茶叶，违犯茶禁，严惩不怠，处以死刑（《明史·食货志四》）。因而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但好景不长，至明中期以后，政以贿成，贪冒腐败之徒充斥朝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于谦就处在腐败成风的明中期，身居高位，但独能清廉自守，他“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张翰《松窗梦语》）他在任兵部尚书时，得景泰帝信任，“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明史》本传），而不问家产。“及籍没，家无余赀。”（同上）他的后任石亨党徒陈汝言继于谦为兵部尚书，“未一年败，赃累巨万。英宗召大臣入视，愀然曰：‘于谦被遇景泰朝，死无余赀，汝言抑何多’也”（同上）。连杀害他的英宗，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于谦廉洁。于谦为什么能众醉独醒，为政清廉，甘于清贫，淡泊如水呢？

于谦深受中国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严于律已，不欺暗室，明义利之辨，志存高洁。他出身于仕宦之家，饱读经史，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后步入仕途。从廉政角度看，他从小受儒家修身律已，不欺暗室的熏陶。儒家注重修身，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品质，把外在的道德约束，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

历代先哲修身律己的行为，在于谦心灵深处自幼打上深深的烙印。他在《北风吹》一诗中说：“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在《题画菜》一诗中说：“食前方丈倘来物，大节还须咬菜根。”表达了他严于修身律己的思想情操，指导他一生的为官、为人。修身律己的关键是不欺暗室的“慎独”行为。

杨震不欺暗室的行为也影响着于谦，自觉保持“慎独”品德。他在《无题》的明志诗中说：

诗中他引用了正反两个典故，批判贪黩之可耻，表彰清廉之可敬。“胡椒八百斛”用的是唐朝宰相元载的典故。“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旧唐书·元载传》）及其败，“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新唐书·元载传》）调味品的胡椒多至八百石，搜刮民脂民膏之多更不用说了。因其贪浊，自然会“千载遗腥臊”了。于谦对之狠狠鞭挞。“一钱付江水”用的是东汉循吏刘宠的典故。东汉会稽太守刘宠清廉得名，郡中大化。及去，父老赍百钱送之，曰：“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宠各选一大钱受之，出境，投之江，江因此得名为钱清江（《后汉书·循吏传·刘宠》）。刘宠清正廉洁，深深留在人民心中，自然“死后有余褒”了。于谦憎贪污，爱清廉，憎爱分明，心中自有一杆秤，他深知贪官尽管能侥幸逃避国法的严惩，但民心不可欺，难逃公论的制裁。只有不欺暗室，“慎独”戒惧，廉洁自律，才是最高尚的。

儒家强调义利之辨，先义后利。

于谦从小接受儒家先利后义和父母“不妄与一事，不妄取一钱”的教育，明义利之辨，立身行事确立以义为利的准则。身居高位，上不行贿，下不受赂，不妄取一草、一木、一线、一物，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上京奏事，从不携带送人礼物。当时宦官王振擅权，贿赂公行，进京外官，都要登门孝敬，否则就会遭到不测。有人劝于谦，“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地方土特产合芗（线香）、干菌（即香菇）、裹头（即头巾、绢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入朝怎么没带东西呢？不是有两袖清风吗？”他还为此作了一首《入京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充分体现了于谦明义利之辨，清正廉洁，反对贪官，一心为民的情操。北京保卫战胜利以后，景泰帝见他生活俭朴，要给他双薪。他坚决不受说：“我全家大小只有五、六个人，原来的俸禄已经用不完，为什么还要增加呢？况且眼前边地和京城用粮很多，国家面临经济困难，我一个人如果拿这么多俸禄，那是问心有愧的。”景泰帝见于谦住宅简陋，要赐给他西华门外一所华丽的住宅时，他又辞谢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明史本传》）他还引用汉朝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加以推辞说：“去病竖子，尚知此意，臣独何人，而敢自安。”景泰帝不允，于谦无法推辞，只好将皇帝历年赏赐他的盔甲、袍带、玺书之类藏在这所华丽府第的正室里，自己仍住原处，每年入府瞻视而已。及至蒙难抄家时，“家无余赀，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同上）目击者兴安等惋惜地说：“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同上）于谦明义利之辨，以义为利，清正廉洁，是明代不可多得的廉吏。

儒家十分注重名节，立志高远，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

于谦深受这种精神的熏陶、教育，光明磊落，“要留清白在人间”。他赋诗说：“但令名节不堕地，自身区区复何求。”（《忠肃集·静夜思》）他平生服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赞扬苏武大节不亏，与之同心。在《题苏武忠节图》说：“按图拼诵文山句，千古英雄共一心。”他盛赞文天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并作为自己的榜样。他在文天祥画像上写了一篇赞词，悬挂在座位旁。赞词说：“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宁正而毙，不苟而全。”培养自己“宁正而毙，不苟而全”的独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

正因为于谦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教育，修身律已，不欺暗室，明义利之辨，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奠定深厚的道德基础，终于成为一代清正廉洁的好務。

于谦心中有民众，民忧亦忧，民喜亦喜，疾恨贪官污吏，为民众谋到益。于谦出仕以后，长期担任地方官，接触基层民众，深知他们的疾苦。在封建社会里，民众最为痛苦的是冤不得伸，灾不得赈，贪官污吏欺压剥削。他下定“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忠肃集·咏煤炭》）的决心，为民伸冤，赈济灾民，打击贪官污吏。

于谦中进士的第二年（1422），吏部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御史是言官，要敢于直言，反映民瘼，揭露贪官，往往被奸臣视为眼中钉。就两宋来看，从范仲淹到文天祥，可举出上百个直言敢谏的人，但他们一当御史，就做好被流放的准备。于谦也是一样，直言任职，做好被罢官的准备。“好在故园三亩宅，功成身退是男儿。”（《忠肃集·还京述怀》）“大地苍生披甘泽，成功依旧入山林。”（《忠肃堡·孤云》）义无反顾地履行除贪暴、安黎民的职责。这次他奉命考察湖广地方官军功过及安抚四川、贵州等地区的瑶民、僮民。他到职后，即微服私访，深人到瑶民、僮民之中，了解到明朝军官，往往无辜滥杀少数民族人民，虚报擒杀盗贼，邀功请赏。于谦大为震惊，一方面向朝廷直言禀报；一方面当众揭露川、贵一带高级军官罪行。这些军官为了掩盖滥杀冒功的罪行，便极力向于谦行贿拉拢，遭到于谦严词拒绝。于谦不徇私情，促使这班贪冒之徒受到国法的严厉惩处，促使明廷下令禁止军官滥杀冒功的犯罪行为，保护瑶民、僮民的和平生活。

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命巡抚江西，主要任务是严惩贪官污吏，抚恤黎民百姓，平反冤假错案。他出使时写了一首明志诗：

他到任后雷厉风行，严惩贪官污吏、地方豪强，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不敢为非作歹。特别是敢于碰硬，查办了江西宁王府以“和买”为名压低物价、强行夺取、作恶多端的僚属，保护了商民利益，稳定了市场。他还平反了被冤枉判处死刑的数百人，深受人民的爱戴，称之为“于青天”。当他回京复命时，江西百姓，扶老携幼，号哭相送。将他的长生禄位供奉在江西郡学名宦祠中。

宣德五年（1430）山西、河南发生灾荒，“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宣德帝“知谦可大任，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明史·本传》）于谦到任后，便在抚院门前立了两块木牌，一块上写“求通民情”；另一块上写“愿闻利弊”。并身体力行，说到做到，“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同上）一个封疆大吏，能轻车简从，下到基层，调查视察民情，抓务实为民这个根本大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巡视辖境，“小有水旱，辄上闻。”（同上）当时发生灾情，上报朝廷，地方官要受处分。地方官员为了保住头上乌纱帽，往往粉饰太平，隐瞒灾情不报。这可苦了百姓，明明遭灾歉收，还要负担赋税。于谦《荒村》诗所说：“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就反映了这种现实情况。于谦则不同，处处为民众着想。正统时，河南、山西国家积谷数百万，而百姓在青黄不接时无法下种，于谦便请以每年三月，令府、州报缺粮下户，按分额支给官粮，俟秋收后归还。老病及贫穷不能还者，免其所贷，保证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当灾荒严重时，他开仓济民，施舍官粥，成活无数灾民。他还动员富户减价将余粮卖给饥民，奏请朝廷给匾、建坊予以表扬。于谦不遗余力，采取各种措施拯救灾民。诚如他在《自叹》诗中所说：

诚如他在《夜宿山馆书怀》中所说：

于谦时时心存百姓，民喜亦喜，民忧亦忧，他当政为官是“爱养苍生如赤子”，“化为甘雨润苍生。”所以敢于压制、打击权贵、豪强，严惩贪官污吏，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于谦清廉为政，在人民心中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于谦公忠爱国，公而忘私。“寸丹心图报国。”（《忠肃集·立春日感怀》早存公忠爱国之志。“粉身醉骨全不怕”，（《忠肃集·石灰吟》）愿作“救时宰相”，不惧任何困难，以天下为已任。他把公忠爱国看成是廉政的最高目的。

当“土木堡之变”发生后，英宗被俘，群龙无首，人心惶惶之际，他毅然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主张立新君景泰帝绝也先之望。呕心沥血备战守，迎击敢于来犯之敌。亲自披甲上阵，激励将士保国杀敌，使明室转危为安。如果没有公忠爱国的大无畏精神，是不可能决策定弃旧君、立新君之计，挽狂澜于既倒的。

当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以后，他勤于国事，忧国忘身。整饬边防，备御边患。创立团营制，提高军队战斗力。选拔人才，任人唯贤。抚恤百姓，发展生产。“耿耿孤忠天地老，萧萧衰鬓雪霜侵。”（《忠肃集·题苏武忠节图》）把一生无私地献给国家。如果没有无私无畏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是不可能如此勤于国事的。

当英宗策动“夺门之变”，太上皇与今上兄弟展开皇位之争时，他为了顾全大局，保持国家安定，社稷巩固，屹不为动，听任英宗复辟，景泰帝自全。毅然以身任祸，一死报国。被复辟者指控以“意欲”谋反罪逮捕时，同案王文反复争辨，而于谦笑曰：

慷慨赴死。如果没有赤心为国、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是万万做不到的。

于谦事事、时时、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故《明史》本传评价说：

于谦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精神，促使他为政清廉，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廉政，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异常艰难的。“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但在于谦看来，却是为官当政者的起码要求。为官必须清正廉洁，为国为民，抵拒腐蚀。手中的权力，是为保卫国家、保卫百姓利益的，不能谋求私利，要在内心筑起拒腐长城。这样，即使功劳大了，地位高了，也能在五光十色的物欲面前，克己奉公，一尘不染，保持清廉、清正、清如水的品质。“修短枯荣天赋予，一官随分乐清贫。”（《忠肃集·初度日》）所以，于谦为政清廉，是他深受传统教育、务实为民、公忠爱国的结果，是他伟大的人格铸效的，而不是偶然的。探索于谦的廉政思想，在反腐倡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