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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 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侧记
来源:新史学1902微信公众号  作者:荣新江  日期:202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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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

      在科班跟随季先生学习梵文的季门弟子面前,我不敢说是季先生的学生,但我一直在北大读书学习,得地利之便,有许多机会向季先生请教。记得我上大学三年级时,张广达先生就带我去拜访了季先生。当时季先生听说我想做于阗的研究,就高兴地拿出C. Bartholomae编的Altiranisches W & ouml; rterbuch(Berlin 1904)和& Eacute; .  Benveniste编的Textes sogdiens(Paris 1940)等书来给我看,并谈到伊朗学对西域研究的重要性。以后,每当有疑问时,就去向季先生请教;读书略有心得时,也愿意向他做汇报。然而,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还是季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读书班”。

  “西域研究读书班”是季先生取的名字,顾名思义,是以西域为研究对象的。古代中国典籍中的西域,指称的范围从小到大,包括了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印度乃至伊朗、西亚和欧洲,中心区域是中亚,这里正是许多不同学科的人都关心的焦点。从八十年代初,季先生就把一些在研究工作中与西域有关联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会,我这个当时还是学生而后来成为教员的小卒,也一直忝陪末席。季先生用“读书班”一词,是表示它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而只以读书为目的的学术聚会,更确切地讲是相当于德国一些大学中的Seminar。时间大体上数月一次,有题即谈,无话则不聚。

  开始时,季先生经常讲起德国大学中的Seminar情形。他讲到这些Seminar是不同学科,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一些人聚在一起,围绕一定的主题,各抒己见,有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甚至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会用拐杖把地板剁得咚咚响。但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绝不伤害感情。季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工作很忙,但只要读书班有活动,他每次必到,而且常常是提前到场。每个人发言,他都会留心地听,然后提出疑问,有时是十分尖锐的问题。比如有一次是他指导的博士生王邦维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即印度佛教的部派问题,季先生就提出了许多质询的问题。在读书班上,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讨论解决,而有些问题一时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质询和争论促进在座的每个人去思考,使一些问题得到深入探讨。

  季先生讲过,世界上唯独一个汇聚了古代四大文明的地区就是西域,这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也是西域研究之所以如此困扰人的缘由。季先生早年受学于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德施米特(E. Waldschmidt)和西克(E. Sieg)两位梵文教授,而他们都是解读西域发现的古代语言的大师,除梵文的极高造诣外,瓦尔德施米特还研究过中亚发现的摩尼教文献和中亚艺术史资料;而西克则读通了灭绝千年的吐火罗文。季先生从两位大师处学得的真本领,完全够他自已做学术研究用的了。但是,季先生从长远的学术发展着眼,利用他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把当时以北大为中心的有兴趣于西域研究的人召集在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些西域的问题,这无疑是比每个人都闭门造车要好得多。通过这种形式,学有专长的人之 间交流了信息和学术观点,而对于像我这样从学生到初出茅庐者来说,学到的东西就更多了。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读书班断断续续讨论过《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亚和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于阗文资料、粟特文资料、所谓“图木舒克语”资料、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和《弥勒会见记剧本》、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域史料、汉文典籍中的南亚史料等等。而且,季先生一直想利用读书班的形式,把中亚各种语言的佛典做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还有意重新会读并详注《大唐西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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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参加过这个读书班的成员有:北大历史系的张广达、王小甫和我,北大南亚所的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社科院南亚所的蒋忠新、郭良鋆;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的黄宝生,中央民族学院的耿世民,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林梅村等。这些人中有研究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的,有研究南亚、中亚历史的,有研究佛教、摩尼教的,他们对西域的某一方面,都各有各自的研究专长。在这个大家庭中,你可以学到在其他的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也会遇到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读书班有时邀请一些来京访问的国外中亚学者一起座谈,每当这时,主从客便,公共的语言换成了英语。这种场合,又是季先生为我们年青人的成长创造的另一种环境。季先生常讲,西域研究是国际性的学问,我们一定要把英文学好,用英文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这虽然不是定性的要求,但从各位读书班成员在各种西文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季先生的鼓动不是没有效果的。

  在读书班上,常常听到季先生讲起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他曾说过:“德国学者无论研究甚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季羡林序跋选》64页)这实际上是季先生在方法论上给我们讲的一课。

  在读书班上,季先生反复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他说,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看到世界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他还说,最初德国的学术刊物不仅要求作者引文要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明行数。后来我翻开上个世纪的德国学术刊物一看,果然每一行都编了数码。从我一开始做论文,就努力遵循季先生所讲的这些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为了一个页码,要跑到图书馆去借出一本刚刚还掉的书。每当想偷懒时,就会想起季先生的话语。

  由于种种原因,“西域研究读书班”已经停顿很长时间了。每当我回想起读书班召开时的情景,就感到季先生像一位和蔼可亲的家长,哺育了我们的成长;又像是一个严厉的教授,训导我们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前行。

作者附记:

    本文原载《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241-245页),是献给季羡林先生八十五华诞的,未著编者,其中所附《季羡林教授已发表著作篇目(1990年-1995年)》,每篇后都附有季先生完稿的时间,这只能是出自季先生的学术助手李铮先生,此目是继《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所收目录的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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