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振玉藏“宋写本玉牒残叶”辨析

内阁大库旧档案文件不断散佚四出的历史事实，包括上海图书馆得自宝应刘氏的封面及半页谱牒，在在提醒我们，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残帙也许尚有其他流失于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外者。为此，笔者曾尽可能地检索了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日本等重要公藏机构的古籍善本目录和家谱目录，并实地探访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犹他盐湖城家谱图书馆、波士顿新英格兰家谱学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相关学术机构，但均没有新发现。目前仅可补充的唯一重要材料，就是罗振玉的“宋玉牒写本残叶跋”，详载并辨析其旧藏宋写本“玉牒”，故全文迻录如下：

罗振玉跋文抄录了内阁大库散出的残叶内容，且援引缪荃孙所编善本条目加以辨析。据罗振玉之子罗福颐（1905-1981）后来追忆，自内阁大库档案散出而为罗氏家藏所见者，宋代文献实仅有此残叶一种[51]，但如今亦不知其下落。应该说明的是，之前刘启瑞、缪荃孙等为方便整理《仙源类谱》和《宗藩庆系录》，已利用《宋史·宗室世系表》来排比残帙的先后次序，但罗振玉却是较早用宋写本文献反过来校勘正史世系表者，并充分肯定了前者不可替代的“第一手”文献史料价值。他颇为自得地指出，仅以一页残叶就校正补充了《宋史·宗室世系表》中至少三处以上的错误，其中包括订正姓名（如士????误为士靖）、订正职官（如正议大夫误为正义大夫）、补充表中遗漏的信息（如宗室改赠之前的任官信息），他甚至还通过不同版本正史的细致比对，用宋写本谱牒证实了元刊本《宋史》的可信（如宋写本和元刊本《宋史·宗室世系表》均载不砊，后出《宋史》版本却误为不矻）。[52]

不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罗振玉以“燕云修阻”，终究未能从容赴京仔细披览宋写本皇族谱牒。因此，他只能凭借缪荃孙主持编修的善本条目来对照自己所藏残叶，又以缪氏记载《仙源类谱》行十五字、《宗藩庆系录》行十九字，而残叶却是行十四字，与两种谱牒行款字数都不尽相同，以致于他怀疑所藏残叶实非《仙源类谱》或《宗藩庆系录》，而是赵宋纷繁复杂的皇族谱牒中的别种形式。由此可知，罗氏于跋文中止用“玉牒”之名泛称皇族谱牒，实出于阙疑待考的谨慎考量。然而，若仔细考察罗氏照录的谱牒残叶，所记内容正是宋太宗赵光义位下第七世“不”字辈皇族。究其修纂体例，则人物生平记载远较《仙源类谱》简略，仅录宗室终官及人名信息，无官宗子则但记其名，其他生卒等信息均一概不载，显然源出嘉定十三年（1220）五月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一书（参见图6）。比照现存国家图书馆藏宋写本《宗藩庆系录》，我们能够完全还原罗振玉旧藏宋谱牒残叶十行的格式内容如下：

士竘三子

至武经郎不微

至修武郎不砊

不凋

士訔二子

至忠翊郎不殚

武经大夫、改赠正议大夫不衰

士????三子

至左朝请郎不退

武德大夫、赠武功大（下阙）

图6.国家图书馆藏宋写本《宗藩庆系录》之一页（半页五行）

至于罗氏所困惑的每行字数问题，其实缪荃孙当年初步厘定的行款规格也不尽准确。若以存世宋写本谱牒的卷首标题最大字数来衡量，《宗藩庆系录》确实是行十九字，但《仙源类谱》每行最多者有二十字（如“太宗皇帝下第七世仙源类谱卷第一百三十八”加最末一个空格），并非行十五字。若不计标题字数，以谱牒所见正文行款而言，则无论《仙源类谱》还是《宗藩庆系录》，一般每行最大字数都不超过十三字或十四字。且由于写本在书写过程中难免存在个性化差异，甚至在一卷之中，偶尔也会出现每行十三字与每行十四字同时并存的情况。以宋写本《宗藩庆系录》太宗皇帝下第七世卷第十九为例，“士趋”诸子一页行十三字，但其后“士欢”诸子一页变为行十四字。因此，我们千万不能以其是官书墨本的皇族谱牒，就认为它们必然如宋椠善本那样严整一致，以免徒增误解。

尽管我们已经辨明罗振玉旧藏“玉牒”实系《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太宗裔孙的一部分，破解了罗氏长期未能解决的悬疑问题，但因为国家图书馆现存宋写本相关世系的卷帙残缺较多，因此恐怕很难如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残叶那样，为其寻觅到可以恰巧衔接耦合的具体卷数源头来处。

结  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写本《仙源类谱》三十册（卷）、《宗藩庆系录》二十二册（卷），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原装封面一页、宋写本谱牒正文半页以及清抄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罗振玉记载其旧藏所谓宋“玉牒”写本残叶内容，这是目前所见传世天水一朝两种皇族谱牒的全部内容。笔者通过对上述文本的考察比较，大致厘清了宋写本官修皇族谱牒发现、抄录、庋藏等来龙去脉，解决了与宋写本直接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

第一，探讨了宋写本谱牒的重现与晚清内阁大库档案公开拯救的密切关系，厘清宋写本《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长期被保存于紫禁城东南隅内阁“东库”之“书籍表章库”，与内阁“西库”之红本库或“东库”之“实录库”无关，且有《内阁书籍表章目录》、《内阁大库档册》、《东大库存贮各项书籍清档》等多种内部清查书目记录可资佐证。最终，宋写本谱牒也正是在“书籍表章库”的混乱档案中被人意外发现。可惜的是，由于王朝更迭及内府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影响，秘藏孤本自元、明、清以来便不断散佚流失，如宋写本《宗藩庆系录》在清光绪初内部自查时尚存四十七册，但清末被发现整理后已仅存二十二册，三十余年间竟又散亡大半。

第二，根据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宋写本《仙源类谱》残叶上所钤藏书印，以及清抄本《仙源类谱》书中检得夹签手迹，结合近代学术史相关人物考证，率先破解了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清抄本谱牒的来源谜团，它们原来均出自江苏扬州宝应刘氏“食旧德斋”旧藏。宋写本残叶系晚清内阁散出原件，清抄本乃刘启瑞利用张之洞遣其职司内阁大库档案拣择清理的机会别录私藏的副本，后来皆归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宋写本封面与半页残叶正文虽出自一书，但卷数却不相契，封面属《仙源类谱》太宗下第七世卷二十二，而残叶正文则被证实是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太宗下第七世卷一百三十八末尾散出的残缺佚文，十分巧合地实现了南北残帙的衔接“合璧”。

第三，揭示了罗振玉等人对宋写本谱牒发现、整理、研究等各方面的影响，也由此初步凸显两种写本谱牒作为宋代“官书墨本”及“第一手”文献史料的多元价值。此外，通过辨析罗振玉私藏所见“宋玉牒写本残叶”完整内容，考实其跋文所谓“玉牒”其实源出于嘉定十三年（1220）史弥远提举编修《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太宗位下子孙信息，而并非如罗氏所犹疑猜测的，或属于《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之外的别一种赵宋皇族谱牒形式。

遥想《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那些在漫长历史中已永远湮灭无存的多数典籍，我们当更能深切体察此宋代写本文献保存、庋藏、传承至今之殊为难得。两种南宋写本谱牒能够经受八百余年岁月的跌宕洗礼，历宋、元、明、清王朝更替而未绝，再伴随晚清混乱局势中内阁大库档案秘籍的意外公开而重新为人所发现，最终走出秘而不闻的宫廷内府，堪称书籍史上一段引人关注的“中国故事”。章梫的影照传播，张之洞、罗振玉等人对善本故籍保护的卓识，刘启瑞、缪荃孙等诸多学者的参与整理抄录、鉴别排比，近代学术史上诸多人物的前后协同，可谓一起推动、完成了宋写本谱牒的“再发现”。这两种官修宋写本谱牒将有益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中古谱学向近世谱学的复杂演变过程，打破“明代以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族谱资料”等长久相沿的误解，冲击凡论宋元谱学则畸重欧、苏典型及小宗谱法的传统研究取向。[55]此外，宋写本谱牒载录了赵宋宗子、宗女及其女婿等逾2700位人物的家族世系、婚姻关系及传记资料，为探讨宋代政治制度史、微观人口史、社会网络分析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材料，通过对写本谱牒文献的多元阐释与利用，必将丰富人们对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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