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蒙古族源问题涉及北方民族复杂的迁徙聚合的历史。广义的与狭义的蒙古族史与中古时期北方各部族的关系呈现不同的联系。各种文化、社会生活的承继源流不同，各种史书记载不一。厘清相关史实对廓清蒙古族历史发展及北方部族变迁仍具有重要意义。 探寻早期蒙古历史有两种视角，或者说早期蒙古历史可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广义”的早期蒙古史，指操各种今天被语言家划归蒙古语族的古代民族的历史。而“狭义”的，则主要指以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这一支蒙古人为描述中心线的视角下古代蒙古历史。 既往学界研究“广义”视角下的早期蒙古史主要循两种思路：一种是考察不同历史时代和语种文献中记录的蒙古草原部落、氏族名号与人名之间的联系，以及部氏名对应关系，或同名异写形式，这种方式为研究北方民族者常用，如：学界研究“广义”早期蒙古史主要循两种思路：一种是考察不同历史时代和语种文献中记录的蒙古草原部落、氏族名号与人名之间的联系。 忙豁勒（按，蒙古/萌古/朦骨）-蒙兀室韦（《旧唐书·室韦传》）兀良合/兀良罕(尼仑蒙古属部)-卧梁刻特（《王延德使高昌记》）/斡朗改与嗢娘改（《辽史》）马儿忽思（《史集》所记克烈汗王罕祖父）-磨古思（《辽史》所记阻卜部长）第二种思路是从语言上追溯，即根据文献中保留的古代北方民族的音译词汇，研究其意义与读音同蒙古语相应语汇之间的联系，从而确定这些民族所操语言的族属，如学界对《南齐书·魏虏传》所记北魏宫庭的十余种职官称谓的分析与勘同。在既往成果中，已故亦邻真先生在其《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中对鲜卑人，特别是拓拔人属于操蒙古语的民族这个命题的杰出论证，最为学界称道。北朝时期，鲜卑语被称为“国语”。由于中原各民族间交往密切，为方便族际沟通，当时社会上曾流传一些以汉字记音形式表达的鲜卑语-汉语对译字汇的书籍，其中不少至隋代尚存。《隋书•经籍志》列举了当时国家所藏与“国语”有关的书籍有十种，分别是《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国语物名》四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以及《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由于这些图书业已亡佚，现代学界对鲜卑语的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汉籍中以音译形式保留的个别零散语汇资料，依此构建起来的鲜卑语知识体系因而显得支离破碎。近年来，随着德、法两国学者对保存于蒙古国后杭爱省立于北朝末-唐初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两通婆罗迷字碑铭，即《布古特（Bugut）碑》上与粟特文平行的婆罗迷字铭文，以及数年前才引起重视的阔亦思·陶勒盖（Khüis Tolgoi）碑的婆罗迷字铭文的释读的进展，作为柔然汗国与第一突厥汗国官方语言与书面语的柔然语和柔然文，突然浮出了水面。这一发现最惊人、最具颠复性的结论是，柔然语竟然是一种与以《秘史》为代表的中世纪蒙古语相近似的原蒙古语，而与粟特文并用的以婆罗迷字母拼写的柔然文，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原蒙古人的书面语。这一发现推翻了北方民族中最早创制自己文字的是阿史那突厥人的旧说，使我们不得重新梳理蒙古高原的文化史，并从历来所的习见的北族王朝史中清理出一个操蒙古语民族王朝史的新系列：原来北方民族中操蒙古语的民族其实也有自己的王朝序列，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前，最初统治大漠南北的操蒙古语民族当属鲜卑，其中既包括匈奴破灭后占据大漠南北的鲜卑各部，也有后来入主中原建立的“十六国”中的一些重要王国。其次则是拓跋魏与其草原邻居柔然。再次就是学界所常说的室韦与契丹。这一发现使学界对古代蒙古民族史叙事有了新的线索与思路。传统上认为，鲜卑人虽有自己的语言，但并未创制本民族文字。入居汉地的慕容、拓拔人虽与汉人接触密切，但汉化者也只学会以汉字书写，未汉化者所打使用的鲜卑词语被用汉字记录下来。漠北的柔然人是否有书面语的问题，则未见文献提及。上述两通铭文的发现与解读告诉我们，柔然人不但使用粟特文为书面语，也引入印度婆罗迷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上述两位德、法学者迪特•毛厄与武阿勒确定，这种以婆罗迷字拼写的铭文，就是柔然文。在此之后活跃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室韦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入居汉人的契丹人却以汉字偏旁创造了契丹大字与小字。顺着追溯早期蒙古史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视角的思路，人们不禁会问，两者间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应是既相区别，又互有联系。成吉思汗家系的早期史属于“狭义”的蒙古史。查考现存记载13世纪蒙古人早期历史传说的文献，可追溯到上距成吉思汗二十个世纪之前的“苍狼白鹿”，但其中是否真找不到任何有关上述鲜卑、拓拔与柔然，以及室韦各部的信息呢？是否说明在成吉思汗之前，或说明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前，操蒙古语各部间缺乏广泛的语言文化认同，尚未形成普遍的共同历史记忆呢？换而言之， “广义”与“狭义”两种蒙古史的区别与联系在成吉思汗时代是否真实存呢？（一）《秘史》中广义蒙古史观的痕迹——阿阑豁阿教子折箭故事上面的问题实际是，如果聚焦的时段相同，上述这两种宽窄不同的蒙古史观，究竟是现代学术介入的结果，还是在历史上本身就存呢？（阿阑）煮着腊羊，将五个儿子唤来根前列坐着，每人与一只箭竿，教折折，各人都折折了。五只箭竿束在一处，教折折呵，五人轮着，都折不折。阿阑豁阿就教训着说：“您五个儿子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只箭竿一般，各自一只呵，任谁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只箭竿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住间，他母亲阿阑豁阿殁了。阿豺有子二十人，纬代，长子也。阿豺又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只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死。《秘史》记录的阿阑豁阿“折箭教子”的故事，与汉籍所记吐谷浑史上第9代国王阿豺/阿柴教子的传说之间，着有明显的情节联系。（1）《魏书》上述故事的主角为父与子，《秘史》的主角为母与子。（2）《魏书》中说教者为父，《秘史》中说教者为母。（3）《魏书》中受教者为诸子，《秘史》中受教者亦为诸子。（4）《魏书》与《秘史》皆以折箭为主题，以折一箭易，折一束箭难比喻诸子团结之重要。（5）《魏书》所记折箭的时间为阿豺临终之前，《秘史》则为阿阑豁阿逝前。两者之区别仅在于，阿豺有子二十人，而阿阑豁阿有子五人。这一记载极为重要，是将“广义”的与“狭义”的早期蒙古史联系起来的桥梁。因而结论是，《秘史》所记者为鲜卑—蒙古民族的共同古老传说。阿阑豁阿为成吉思汗第11世老祖母。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则阿阑豁阿的时代当由成吉思汗上推2百年以上，应相当于10世纪中叶，约为辽朝建立后不久；而阿豺则生活于5世纪初。吐谷浑为慕容鲜卑分支，阿豺所述故事当源自辽东慕容部。吐谷浑与其弟慕容廆分离的时间约为4世纪中叶。故而《秘史》所记阿阑豁阿“折箭教子”的传说产生的时代，至少可从成吉思汗时代上溯约7百年。两则故事情节上的相似，不但充分证明蒙古人与东部慕容鲜卑之间，至少存在着文化继承的关系，也说明“广义”与“狭义”的早期蒙古史，从本质上来讲还是同一个学问，聚焦于不同时段成为两者看来分属不同学问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而言之，在元代其他中外文献中能体现当时人了解到，蒙古人中有些属于成吉思汗近亲部落和氏族，有些则不是呢？查13世纪中叶教皇使臣普兰·伽尔宾访问蒙古后的报告：在东方地区有一个国家，我们上文已经讲过，它叫做蒙古( Mongal)。该地区过去有四个民族栖身：其一为也可蒙古( Yekamongal)，也就是大蒙古人；其二是速蒙古( Sumongol)，也就是水蒙古人，他们自称为鞑靼人，此名起源于流经其域的鞑靼河( Tartar)；另一个民族叫作蔑儿乞(Merkit)；第四部为蔑克里(Mecrit)。所有这些民族都有同一种体貌和语言，虽然他们的地方和首领则是有区别的。这里提到的“也可蒙古”，应当就是成吉思汗所属的尼仑与其建国的主要力量；速蒙古指混同江（黑龙江）、粟末水（松花江）流域的水达达，即《黑鞑事略》中之“斛速益律（子）[干]”，意为“水百姓”，指当地那些以捕鱼为生的土著；蔑儿乞前面已经提及；蔑克里，韩百诗未能对勘，当为《史集》所记乃蛮别部“别克邻”，明代又称“乜可里”等。此四部中，除“也可蒙古”之外，至少蔑儿乞是与成吉思汗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广义”蒙古人。普兰·伽尔宾还报告了他所听说的蒙古人早年在与契丹人的一次冲突中大败，仅七人逃脱之事：蒙古人回到他们本土稍事休整之后，便厉兵秣马准备对契丹发动战争，他们拔营兴师，进入契丹人疆土。当契丹皇帝闻奏这一消息之后，也统率王师前往迎敌，于是便“爆发了一场艰巨的战斗”（《列王记》语），蒙古人于此战败，军中所有的蒙古贵族都被杀，唯有七名幸免。所以，从此之后，当人们恫吓他们时就说：“如果您们进入这一地区，那就会被杀死。因为那里居住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他们都是一些能征惯战的尚武之士。”而后者也回答说：“我们从前遭到了杀戮，当时仅仅幸存下来七位，现在却又发展得人丁兴旺了，所以我们不害怕这种打击。”党宝海将此记载中所记早年蒙古人战败，仅七人幸免之事，与《元典章》中的下列记载联系起来：刑部呈：“于至大三年三月二十五日，蒙都堂钧旨，分付到木八剌告指乱言文状一纸，仰本部约请尚书事官怀都、詹事院断事官朵儿只，一同归问明白，连衔呈省。奉此。依上约请各官到部，一同归问得木八剌状招：‘既是回回人氏，庄农为业，自合守分过日。却不合于至大三年三月十九日，为知官司捉获贴里等谋歹，将首告人给与官赏，及怀恨本村住坐人马三等时常指攀木八剌应当一切杂泛差役，因此将木八剌幼小时听得妄传词话，自行捏作乱言事情，虚摭马三：于至大元年六月二十日，有马三就于甸内锄田处，对木八剌道：（住）[往]常时汉儿皇帝手里有两个好将军来，杀底这达达剩下七个，走底山洞里去了。上头吊着一个驴，下面一个鼓儿，听得扑洞洞响，唬得那人不敢出来。您杀了俺，几时还俺？那将军道：日头月儿厮见呵，还您。如今日月厮见也，这的是还他也。’”党宝海还进一步将这两则史料的内容，与波斯史家朮兹札尼的一则与拉施都丁有关记载十分相似的记录相联系。钟焓在党宝海文的基础上再撰文，聚焦于早年蒙古兵败后，仅七人幸存之事。特别注意到中亚游牧民族中有关七位避难祖先的叙事，引述了11世纪波斯史家葛尔迪齐在其《故事的装饰》中讲述寄蔑部（Kimäk）起源时，提到的塔塔儿贵族后裔因长幼矛盾分裂，逃亡至也儿的石河，收罗了七位塔塔儿人形成部落的故事，和汉文史料北宋时王易之《燕北录》中记契丹祭祀时，其女性始祖赤娘子，“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潢水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即契丹人将其祖先上溯至七位男性；并进一步从14世纪马木路克史料中找到钦察人宾·达瓦达利（Ibn al-Dawādārī）《编年史》第7卷中有关突厥-蒙古人起源于躲避祸难的三男四女的记载，和元以后16世纪察合台文著述《选史》（Tārīkh-i Guzīda Nuzrat-i Nāma）中有关古时七人携七马为避祸逃入额儿古涅昆，后与七犬交合，繁衍为蒙古人始祖的故事。作者将元代形成的以《脱卜赤颜》为代表的蒙古祖先历史称为成吉思汗家史，而将族源上溯至七位避难者一类的叙说视为蒙古各部的“史前史”，多有发明。显然，这里所述蒙古各部的“史前史”，并非成吉思汗家族的祖先史，而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广义”的蒙古史。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进一步探讨。上述《元典章》中所述福建回回人木八剌幼年时所听说的汉人进攻达达时，将七名幸存者驱入深山时的另一个情节，即以“上头吊着一个驴，下面一个鼓儿，听得扑洞洞响”，也就是说以悬牲击鼓之计，吓唬敌方的描述，党宝海与钟焓均未细究。类似于悬驴击鼓的有“悬羊击鼓”之计，作为兵法用于撤退时施行的一种惑敌诡计，被收入《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中举例南宋将领毕在遇撤退之策的解说部分，并被视为中国传统智慧被收入许多当代出版物中。除此而外“悬羊击鼓”还因民间多用，而变为成语，常与意义相近的“饿马提铃”并用，如“悬羊击鼓，饿马提铃”条被收入李翰文、冯涛所主编之《成语词典》，释文为：把羊吊起来，使羊脚乱动击鼓；把铃绑在饿马蹄子上，蹄动发出声响。古时作战，在军营中作这样的布置以诱惑敌人。元·无名氏《千里独行》楔子：“俺今夜倒下了空营，着悬羊击鼓，饿马提铃。”清·钱彩《说岳全传》第五十七回：“又暗令兵士道知各位元帅，将各营虚设旗帐，悬羊打鼓。”该释文说“悬羊击鼓”在文献中初见于“元·无名氏《千里独行》楔子”，对照有关《三十六计》成书年代的研究，可知此说失之过晚。查宋人刘时举所撰《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在记宋金战争时的南宋将领毕在遇时，描述道：“尝与金人对垒，度金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虑金人来追，乃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复相持数日。及觉，欲追则已远矣。为伏虎之法。法用桩六十枚，横木三十枚缚而为架，制如曝竿。缚羊三十腔于桩架之上，拽鼓三十面于桩架之下，羊足与鼓面相及，羊怒则双足击鼓，夜不绝声。贼人闻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此法也被南宋末谢维新的《事类备要·别集》所收。而在岳珂《桯史》亦可查得“为诘曲如印盘，缚羊鼓上，使以蹄击，革盖柬矣”的描述，足见宋代“悬羊击鼓”已是兵法中世人习知之内容之一。“悬羊击鼓”在元代文献中也并非如上述《成语大辞典》释文所举之“无名氏《千里独行》楔子”一例，施耐庵所著小说《水浒传》第98回《卢俊义大战昱岭关，宋明公智取清溪洞》有下列文字：二将入得寨门,直到中军,并不见一个军将。却柳树上缚着数只羊,羊蹄上拴着鼓槌打鼓,因此更点不明。两将劫着空寨,心中自慌，急叫“中计！”。入明以后，更多文献提到“悬羊击鼓”计的使用。（明）沈瓒等编撰《五溪蛮图志》引《永绥志》文字：相传，明时，有杨二指挥把守之。后以孤悬苗地，转运难艰，议撤。又恐苗之蹑其后也。爰设羊蹄擂鼓、饿马摇铃之计以去。足见《元典章》所记至大年案例中所述回回人木八剌幼年时所听说的七名蒙难蒙古人的故事中的悬驴击鼓情节，大概不是该历史叙事中原本含有的，而属被后来掺入的汉地文化因素，其掺入时间不会太早。三、“广义”与“狭义”两种蒙古史观与蒙古祖先世系谱中外学界在研究早期蒙古世系谱时，所依托的几种主要史料，溯源头长短不同，其中如蒙文《秘史》、波斯文《史集》与藏文《红史》，在上溯祖先世系时，均追溯至“苍狼白鹿”（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而汉文《太祖纪》《大元宗室世系》（以及《宗室世系表》），波斯文《史集·五族谱》《贵显世系》和《通鉴续编》等，则不涉苍狼白鹿，仅从成吉思汗的11世老祖母阿阑豁阿开始讲述（或同时提及其丈夫朵奔篾儿干；只有《亲征录》从成吉思汗降生开始），其叙事主线是成吉思汗家族，如果我们联系本文启首处所提到的“广义”和“狭义”两种早期蒙古史观，可以发现前者讲述的从阿阑豁阿上溯至“苍狼白鹿”的事迹，均为与成吉思汗家族不存在父系血缘关系的蒙古人的历史，换而言之，应当属于某种“广义”的蒙古史。而后者则应归于“狭义”的蒙古史。由此可见，“广义”与“狭义”两种不同的蒙古史观，在元和元以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再看元代将蒙古人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类的例子。13世纪拉施都丁在主持编写《史集》时，通过在西域的蒙古人对成吉思汗及其以前时代的蒙古和中亚草原游牧民的状况作了调查。他把当时被称为“蒙古人”的欧亚草原游牧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 اقوامی از اتراک که ایشانرا این زمان مغول میگویند لکن در زمان قدیم هر یک قوم از ایشان علی الانفراد بلقبی و اسمی مخصوص بوده اند و هر یک علی حدّه سروری و امیری داشته و از هر یکی شعب و قبایل منشعب گشتهaqūwāmī az atrāk ka īšān-rā īn zaman mughūl mī-gūyand, likin dar zaman-i qadīm har yik qawm az īšān ‘alī al-anfurād ba-laqabī wa ismīyi makhṣūṣ būda-and wa har yik ‘alī hadda sarwarī wa amīrī dāšta wa az har yikī š‘ub wa qabāyīl manš‘ib gašta那些突厥人中的一些部落，现今人们称之为蒙古人，而在古代他们中每一个部落都曾分别有某个专门称号和名称。而每一个都分别拥有某一位首领和某个异密，并且从每个〔部落〕都产生出许多支族和部落。换而言之，第一类是前蒙古时代在中亚和波斯曾被划入“突厥”的一些部落，它们原本各有自己的名称的君长，至成吉思汗西征及旭烈兀来到西域后，才知道他们称为“蒙古”，其体质相貌与语言皆同于蒙古。拉施都丁在其书中专辟一节逐一记录之，包括下列十余种。1.札剌亦儿，属于下文之“迭儿列斤”，相当于陶宗仪《蒙古七十二种》中第2种之“札剌儿歹”与第15种之“扎剌（只）[亦]剌”。据《史集·部族志》，此部有10个分支，其中之第1支名札阿惕，第4支名忽母速惕，其传统牧地在斡难之地和哈剌和林。其1支札阿惕（jāat），伯希和、韩百诗提出来自蒙古语ja’ an，即“察罕”。《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云：“忙哥撒儿，察哈札剌儿氏”。伯希和、韩百诗认为，“察哈札剌儿氏”应复原为čaqa[t] jalar，即《史集》之“札阿惕部”，他们还提出，此名称是蒙古语čaγan“白”的复数。忙哥撒儿与木华黎同族，是故木华黎也属札阿惕氏。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一之一《太师鲁国忠武王碑》称“木华黎，札剌儿氏”，“生于阿难水之东”。《元史·木华黎传》亦云其先祖“世居阿难水东”。阿难水即斡难河（Onan），今蒙古国鄂嫩河。因此可大致确定，《部族志》所提到札剌亦儿的居地之一斡难之地，应为札阿惕这一支札剌亦儿人，即木华黎的祖辈的世居地。其第4支“忽母速惕”的单数形式似可还原为Qumus。《辽史》卷二《太祖纪》载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三年九月西征，“次古回鹊城，勒石纪功”，又“诏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同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胡母思山是10世纪时古回鹘城附近的地名，而山中的蕃部则以此山命名。一百余年后的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可见此部仍以山为名。在元代，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中提到，钦察大将创兀儿帅师至元末与西北诸王作战时，至“和林兀卑思之山”。周良霄认为“兀卑思”即“胡母思”و میگویند یورت ایشان قدیما در قرقورم بوده است و ایشان را تعصب آنست کی شتران نر کور خان را کی پادشاه اویغور بوده روغن مید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