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北宋被金人灭亡。经过与金人多次交战与议和，南宋小王朝定都于临安府（杭州）。宋室南渡，给了浙江文化以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前一次南渡，使得浙江文化融入了中原文化的主流，并且奠定自身特点，那么这一次宋室南渡，则使得浙江一跃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种中心的地位，自然也就成就了浙江文化的鼎盛。因北宋学者的弘扬、积累，加上宋室南渡，给浙江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浙江思想文化也在此达到鼎盛，形成了若干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儒学学派，即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甬上四先生”为代表的浙东陆学，“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两浙朱子学等等，均无疑地表明浙江学术之盛。尤其是以金华、永康、永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表明浙江学术的独特价值关怀和精神追求，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独树一帜，而影响深远。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金华人。登隆兴元年（1163）年中博学宏词科，同年又中进士。乾道五年（1169），除太学博士，任严州（今建德梅城）书院教授。淳熙三年（1176），除秘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重修《徽宗实录》，寻迁著作郎兼编修官。明年，奉敕修成《皇朝文鉴》，授著作郎及两浙东路安抚司参议官等职，以病辞，后除直秘阁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淳熙八年卒，嘉定九年（1216）谥“成”。吕祖谦为学博综，著述丰富，主要有《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少仪外传》、《东莱书说》、《春秋左氏说》、《左氏传续说》、《大事记》、《历代制度详论》及《东莱文集》、《别集》等。吕祖谦以“中原文献”之传而博通经史，兼摄诸家，在当时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曾调停朱、陆之争，与朱熹、张栻并为“东南三贤”，在思想上，与朱熹、陆九渊相鼎足。
吕祖谦像
作为理学家，吕祖谦以“理”或“天理”为世界之本原，他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太极”，与朱熹的“理一分殊”和“太极”极为相似，同样也是以“礼”来作为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展现。不同的是，他亦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其“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与陆九渊的“道，未有外乎其心者”的说法如出一辙。所以，在吕祖谦的思想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对于朱、陆诸家义理的融摄，同时也非常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亦即对现实事业功利的推崇，这也是浙学的基本特征。
吕祖俭述其兄吕祖谦之学时称：“公之问学术也，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参贯融液，无所偏滞。”史学为吕氏家传之学，亦是其为“中原文献之传”的基本特质，吕祖谦之学最大的特色亦在于此。由“理”而“心”，由“心”而“史”，可以视为吕祖谦之思想的基本脉络。因而，我们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在吕祖谦这里，史与经具有同等重要之地位，人的内在德性的涵养与现实功业的开辟同等重要。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在于多识前言往行，以蕴蓄自己的德性，更在于通古今事势之变，以达于当前之治体，即对于历史之研究最终需要返回到现实。经、史的结合，实现了哲学与历史学的视域的融合，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仅代表了吕祖谦学术的特色与贡献，而且也体现了浙东学派的共同特征。
永嘉之学导源于王开祖，至周行己、许景衡为代表的元丰九先生在开封接受了程颐的洛学之后，永嘉程学成为程学南传的重要一支。但是，周行己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温州程学在整个高宗朝日趋于衰微。而在孝宗初年崛起的郑伯熊（1127—1181）、薛季宣（1134—1173）、郑伯英（1130—1192）则重振了永嘉之学。而到陈傅良（1137—1203），永嘉事功之学与“制度新学”的基本特质方得以真正确立。
薛季宣，字士龙，著有《浪语集》，他对永嘉学之最大的贡献在于确立“以经制言事功”的基本学术方向，所谓以“以经制言事功”即强调通过对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从而总结出切合于当世的具体举措，以益于现实的政治实践，故非常强调对于礼乐制度的“确实有用”的研究，“士龙坦平坚决，所学确实有用”。吕祖谦评价薛季宣之学说：“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会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陈傅良则很好地继承了薛季宣的这一学术传统，非常重视从古代的典章制度中发掘出对于现实有用的治具条划，以实现其实际的效用。叶适概况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学问时，使用了“制度新学”这个术语。他说：“时诸儒方为制度新学，抄记《周官》、《左氏》、汉唐官民兵财所以沿革不同者，筹算手画，旁采众史，转相考摩。其说膏液润美，以为何但捷取科目，实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以坐致也。”
可以说，周行己所传程学尚局限在祖述师说的阶段，创发不多，而孝宗年间崛起的永嘉学者开辟了“事功”与“制度”的学术取向，尽管没有正面地批评以内向的“心性”工夫为主轴的程学，但其学术实践中已孕育了对程朱理学的分道扬镳的萌芽。最终确认这一分歧并加以理论论证的工作，是由叶适完成的。
叶适与永嘉学派的“制度新学”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永嘉人，祖籍龙泉，故常自署“龙泉叶适”。因其晚年居于永嘉城外的水心村，自号水心居士，故学者称为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官至宝文阁学士、通议大夫。卒赠光禄大夫，谥文定。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著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
当南宋偏安之际，作为强调现实事功的学者，叶适在政治上是稳妥的主战派，并且有过积极的军事实践。就其作为南宋著名的思想者而言，其思想的起点是理学，而终点是事功。之所以说其起点为理学，乃是因为理学是当时之大势，叶适之观念也是基于这一氛围出发的，然其精神实质则在永嘉事功之传统。叶适是从对理学的一个重要观念——“道统说”——的批判，开始其理论建构的。“道统说”首倡于韩愈，而为理学家所广泛接受，并成为理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其意在于建构儒家之道的传承系统，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孔子，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后不传，至二程出，乃得续道统之传。叶适是从批判道统说开始的，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个系统中的曾子和子思，他断然否定曾子、子思，曾子是断不能独得孔子之道的，而子思做《中庸》，也未必能得孔子之道，因为孔子本人就说“中庸之德民鲜能”。这是第一层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层批判，叶适不否认道统之存在，但认为道统不应像理学家所说的是心性之学，而是天道。既为天道，则无疑是内外交相成之道，即既要注重内在道德之完善，同样要注重外在事功之实现。换而言之，事功同样是根源于“道”的，是“道”的要求。就理学的发展的现实而言，虽然不断强调“道统”，但却没能真正理解“道”之含义，而将它归于心性，这无疑是导致当前一切混乱之源头。他说：“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很明显，叶适不是否定道统本身，而是对于尧、舜之道作重新梳理，并以这种方式，将事功与作为本体的道联系起来，这样，无疑为事功之学找到了权威的来源和根据。
当南宋偏安之际，作为强调现实事功的学者，叶适在政治上是稳妥的主战派，并且有过积极的军事实践。就其作为南宋著名的思想者而言，其思想的起点是理学，而终点是事功。之所以说其起点为理学，乃是因为理学是当时之大势，叶适之观念也是基于这一氛围出发的，然其精神实质则在永嘉事功之传统。叶适是从对理学的一个重要观念——“道统说”——的批判，开始其理论建构的。“道统说”首倡于韩愈，而为理学家所广泛接受，并成为理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其意在于建构儒家之道的传承系统，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传孔子，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后不传，至二程出，乃得续道统之传。叶适是从批判道统说开始的，他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这个系统中的曾子和子思，他断然否定曾子、子思，曾子是断不能独得孔子之道的，而子思做《中庸》，也未必能得孔子之道，因为孔子本人就说“中庸之德民鲜能”。这是第一层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层批判，叶适不否认道统之存在，但认为道统不应像理学家所说的是心性之学，而是天道。既为天道，则无疑是内外交相成之道，即既要注重内在道德之完善，同样要注重外在事功之实现。换而言之，事功同样是根源于“道”的，是“道”的要求。就理学的发展的现实而言，虽然不断强调“道统”，但却没能真正理解“道”之含义，而将它归于心性，这无疑是导致当前一切混乱之源头。他说：“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很明显，叶适不是否定道统本身，而是对于尧、舜之道作重新梳理，并以这种方式，将事功与作为本体的道联系起来，这样，无疑为事功之学找到了权威的来源和根据。
陈亮的永康“事功”之学
陈亮（1143—1194），字同甫（一作父），学者称龙川先生，永康人。陈亮一生主张抗金，收复北方，反对苟安，其毕生的精力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与吕祖谦和叶适一样，陈亮同样强调实政、实德对于当时政治社会的重要意义，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认为人应当投身到天下大事的实践当中去，作为“士”的阶层，要对国家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尤其应当注重为社会办实事，那些“不知事功为何物”，也“不知形势为何用”者，则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陈亮以自身的实践，充分地表明了其经世致用的主张。他自幼“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十九岁即写成《酌古论》，总结汉唐以来的军事活动经验，以为抗金之借鉴。他“留神政事，励志恢复，罔敢自暇自逸”，于孝宗乾道五年（1169）连上五疏，即《中兴五论》，提出“中兴”、“复仇”的方案，要求朝廷在政治上“任贤使能”、“惩奸吏以明赏罚”，经济上“节浮费”、“斥虚文”、“滋户口”，军事上经营好荆襄作为抗金的根据地。不过上疏石沉大海，没有音讯，陈亮于是退返家中，继续寻求改变困境的办法。淳熙五年（1178），陈亮更名为“陈同”又连续三次上疏，痛斥朝廷偏安之心态，“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置中国于度外”，主张移都建业，力陈抗金之种种方略。此举震动朝野，可惜仍未见用。公元1188年，陈亮经过在建业、京口的实地考察，再次上书孝宗，力主迁都以激励抗金，恢复北方。终未见用，落魄还乡。公元1193年，50岁的陈亮中状元，翌年去世。著有《龙川集》。陈亮廓落豪迈，为时事奔走一生，然因其崛起于乡间，其为学全部过程均未能融入当时主流，然其特色亦是非常之鲜明。终其一生，陈亮始终为抗金复国而呼号、奔走。陈亮用其一生的努力，实践着浙东学人经世致用的基本精神。在理学占据主流的时代，陈亮之不被接受，甚至被斥为“异端”也是非常自然的，但这并不能掩盖陈亮思想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永康五峰书院
陈亮的思想，主要是在与朱熹不断辩论中完成其建构的。在中国传统的语境中，对于思想的阐释，就离不开“道”，区别在于对“道”的内在规定不同。陈亮的思想亦是由此而出发，然他给予“道”的规定性与朱熹是截然不同的。在朱熹的观念中，道是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是理的代名词，道是至善的，但它不必然呈现出来，所以，朱熹认为汉唐以后“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间”。在朱熹这里，道与现实可以分离，作为最高之本体，道并不必然表现为现实。而在陈亮那里，道必然是呈现出来的，“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道即是现实，而现实则意味着“道”必须通过主体的实践来具体呈现。换句话说，“道”应当通过主体的具体实践来呈现，而不能单靠理论的抽象来讨论，不能靠“安坐感动”。这样的论述，自然是和陈亮一生孜孜不倦的事功努力不无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为这种事功实践提供了哲学基础。
陈亮事功思想之中，最为后人所关注的就是其对于功利的倡扬。陈亮对于义利关系的认定是在与朱熹的往来论辩之中确立的，“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洁净。……圣人之心者，圣贤建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洁净”，“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陈亮针对当时盛行的义理性命之空谈而强调功利主义，他反对将义利对立，把义作为评价社会历史行为、政治行为的唯一标准，认为义要体现在利上，有利才能有义，两者缺一不可。而他所谓的“利”，并不是一己之私利，而是“生民之利”，“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从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陈亮对于人的现实功利的肯定，对于人的合理欲望的承认。因此，在陈亮看来，所谓的道德，也不是空谈，必须从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出发。所以，所谓的“王”、“霸”之辩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必须切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而言，陈亮是结果论者，即以现实之结果来考虑行为是否真正合乎道德。
浙东学派的意义与特征
那么，浙东学派的兴起在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什么意义，又有哪些特征呢？我们认为，浙江思想文化，因宋室南渡而迎来其鼎盛的发展，形成浙东学派。浙东学派之兴起，意味着浙学独特精神价值的确立，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言心性的基本倾向，亦即传统所谓的“事功之学”，或者“功利之学”。关于这一点，朱熹在对以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为代表的南宋“浙学”的评判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朱熹以“功利”来概括浙学（浙东学派）的思想特征，自然是不全面的。浙东学派与程朱理学更深层次的冲突，可以理解为如何调适“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上。在永嘉学派那里，“制度新学”是儒家“外王”的手段，而朱熹则将“性命之学”置于“内圣”、“外王”之上。从朱熹的批评中，可以发现浙东学派的兴起对于理学有一定的纠偏意义，其思想特色也通过这一批评而凸显出来。概而言之，浙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在学术态度上，充分关注社会民生的实际状况，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学术使命感，坚持学术的根本价值在于经济世务，增进社会全体的普遍利益，因此学术的价值必须有利于国家人民的全体之用，而现实社会则是学术体现其价值效用的基本场所。
其次，在哲学观念上，坚持“道常行于事物之表”的基本理念，强调道器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反对脱离于事物存在的当前状态而将道作为一个抽象的实体去追寻，从而坚持道必随事物的自身变化而运动的观点。
第三，在学术主张上，反对将“义”、“利”相互对立，强调“以义合利”，认为“义之所合处即是利”，既坚持合乎道义前提之下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又坚持凡切合于国家人民之用的利益追求，本质上便是“义”的，便是道德的。
第四，在学术方法上，注重历史考证与哲学阐释相结合，将道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而贯彻于社会历史的整体研究之中，强调古今虽时势不同，但都是道在不同阶段的展开形态，因此有必要在通古今之变的前提下整合出切合当前社会的治具条划，从而实现学术对当前社会的有效价值。
第五，在学术精神上，强调自作主宰。对于求实的精神而言，重要的不仅是在思想观念上确定以关注现实、注重功利为其基本旨趣，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具有一种自作主宰的精神，强调以自我的判断、自我的意识和观念作为行为的出发点和价值评判的标准，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将求实的学术精神贯彻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
以上这些特征对于浙江思想文化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浙学的成熟，在当时即对思想、社会都产生了冲击。浙学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影响着浙江社会的发展，这种影响一直绵延至今。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