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摩崖石佛造像位于杭州市北郊的余杭瓶窑镇，距市中心18公里。杭宁公路穿过瓶窑镇由东向西延伸。南山海拔110余米。造像镌刻在南山的东南麓，山岩石质為溶结凝灰岩。这里原有造像30余尊，是元代僧徒利用前期采石壁面，使工匠凿出浅龛，浮雕而成。由东向西延绵360米。这些造像躯形高大，造型端庄，是一组江南罕见的石刻群。文革后由于村民炸山取石，被毁过半，目前造像共计20余尊，保存较好的有12尊。12尊里除一尊为道教造像外，其余全是佛教造像。余杭南山造像与别处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石刻群中居然儒释道三家并立其中，和谐场面独此一处。

据史料记载，元时余杭南山大普宁寺主持孔清觉信奉白云宗，孔清觉乃孔子第五十二世后裔，曾祖父曾经做过高官，父亲又是进士，像这样显赫的官宦子弟居然出家为僧，在先天上就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孔清觉对传统的佛教宗派作了系统的归类与总结，根据自己对教义的理解，从各派中吸取所需，以弘扬自己的主张。他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注重忠孝节义慈善。因此，白云宗的教义不像其他宗教那样纯粹，而是体现出各种教义思想的融合性。这使得这一教义能为更多的人所接纳和认同。于是白云宗风声水起，盛极一时。但因其它反对禅宗的本质，还是让它在开创之初便遭攻击，加之该教“往往有以修忏念佛为名，男女混杂秽乱的情况严重”而被视为“邪教”，自此命运坎坷。虽历宋元两朝发展，但到明初，曾为僧人的朱元璋深知元末佛教社团泛滥对朝廷的危害，自然将白云宗列于明朝法典禁毁之列。自此白云宗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随之淡出人们视线的，就是这些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摩崖石刻，南山摩崖石佛造像同样经历由盛转衰的过程。

南山造像是继杭州飞來峰之后的又一处有确切记年的元代造像群。据题刻記载，从风格和雕造技法分析，南山造像的主要部分造于元代中期，在時间上衔接于杭州飞來峰元代初造像之后。南山造像分布于山岩崖壁间，前后相距一、二百米，有独尊的、兩三尊毗邻的或几尊同龛的，除一尊外均有淺龛。造像的內容分為道教造像和佛教造像兩部分，从西往东依次为1、真武帝像；2、释迦牟尼坐像；3、尊华宿王智佛像；4、慈航观音菩萨立像；5、释迦牟尼坐像；6、观世音坐像；7、说法如来；8、9、10为三世佛；11、阿弥陀如来坐像；12、释迦坐像。其中3号尊华宿王智佛像的左肩上侧有竖刻：“泰定五年孟春吉日比丘明质命工镌刻尊像普颂尊华宿王智佛全忘胜劣印元因随涌现南山石功德庄严万相寺”七行题记和11号阿弥陀如来坐像左肩侧有竖刻：“本寺都寺比丘徒众镌造阿弥陀如来尊像功德普渡众生有者至正元年八月□□”五行楷书题记。南山造像有明确纪年，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尤其是佛教造像与道教造像的并存，更是研究我国佛教与道教共存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南山造像第1号无龛，为元代南山唯一的道教造像，坐式，面相圆润，丰滿略偏，倚石崖端坐，身著道袍。他就是真武神。忽必烈在未登基前就开始奉祀真武，元成宗大德年间，真武的庙号由“真君”升格为“帝”（“玄天元圣仁成上帝”）。该尊著袍服而不现铠甲，虽持剑但面相和蔼可亲，世俗感强，衣袍沉静自然，强调内在修为，淡化了“武神”的性格。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著袍服柱剑的圆雕真武属于同为元代的大型宗教雕塑，武当山玉雕真武则是元代的文神真武像。到了明代，真武神跃居皇家守护神的地位，真武的民间信奉也更为广泛，真武庙、真武像殿遍及南北各地。

其他11号均為佛教造像，大部分佛為螺髻，垂耳，面相圆润，慈祥，眉间白毫相，右手屈举，左手放置脐间，作說法印，右手下垂施与愿印，結跏趺坐于莲花宝座。观音頭戴宝冠，中有化佛，面相庄重，眉间白毫相，身著宝繒，下著長裙，双手捧缽，掛胸飾，結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第8、9、10号龛中的造像相互毗邻成組，均尚未完工，但各自的壶門形龛已露端倪，像的头部亦見轮廓。三尊造像以居中者為最大，龛形也最深。该組造像制于绝壁之上，是整個南山造像群中規模最大的。

南山元代造像多為单独造像，除一尊道教造像外，均有龛。三種龛形：壶門形，是我国南方古代建築中常见的形式，用于摩崖造像中並不多见；尖券形，仅第4号龛，是菩萨龛；上下相交之双圆光形，此种形式似頂光、身光，但又见龛的功能，为两者兼而有之的形式，是南山主要龛形，比较特殊。在雕刻风格和技法上也颇具特色。造像風格显著有世俗化倾向，制作手法更趋于写实，接近和反映现实生活。

南山元代造像1997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