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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之比较研究(上)
来源:临安钱镠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1-11-26

摘要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短短54年间先后或同时出现15个政权,涌现众多历史人物。公元907年,前蜀与吴越立国,吴越钱镠与前蜀王建均由一介平民成为一方明主。他们二人有诸多的共通与相异之处,在他们治理之下,吴越国成为东南最为富庶的国家,前蜀成都成为西蜀最为安定繁荣之地。本文力图真实生动反映两位历史人物的成长轨迹和建立政权的过程,展现他们的历史功绩,挖掘他们“为民向善”的历史品格和至今具有启示意义的历史资源。

关键词五代十国  吴越钱镠  前蜀王建

唐朝末年,政治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爆发,李唐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拉开了五代十国的序幕。从公元907年到96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战争频仍,朝代更迭,中原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封建政权;而在中原政权以外,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北汉、前蜀、后蜀十个地方政权建立。这个分裂战乱统一承唐启宋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变动的时期,先后出现南汉刘隐、楚马殷、吴越钱缪、前蜀王建、南唐李晟等风云人物。

王建于公元891年攻占入据成都,公元903年,唐昭宗封王建为蜀王。公元907年三月,唐昭宣帝“禅位”给朱全忠,朱全忠称帝建立后梁。蜀王王建号召天下兴复唐室,无人响应。同年九月,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蜀,史称前蜀。王建称帝在位12年间,蜀中百业兴旺,民众安居乐业,是当时乱世之中的一方安稳之地。前蜀成都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繁盛大都会,人文荟萃、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是成都城市历史发展中的一段鼎盛时期,而前蜀高祖王建正是开创这一繁荣历史局面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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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位于两浙地区的吴越钱氏,在藩镇割据战争中逐渐崛起。后梁开平元年(907)封钱镠吴越国王,后唐同光元年(923),钱镠称帝。从吴越国建立到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存在半个多世纪和平发展安定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开创者吴越王钱镠则是一位传奇人物。平民出身,发迹于行伍之间,从唐乾宁三年(896)钱镠击败董昌占有两浙十三州算起,到后唐长兴三年(932)镠卒,钱镠在位近四十年的时光里,忠君睦邻,惜兵爱民,礼贤下士,兴修水利,发展农桑,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江浙两省成为当时最为富庶的地区。

五代十国动荡纷乱的五十多年时间里,政权更迭,前蜀王建据蜀和吴越钱镠控制两浙之地的过程,显示了两位平民英雄人物在纷乱的历史时代乘农民起义之机投身行伍通过政治军事实力成就大业,成为一方节帅的相似人生。

本文从人生轨迹、治国方略、宗教思想、家训家风四个方面力图全面阐述展现两位英雄人物。

一、人生轨迹惊人相似

王建生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初八,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一个世代饼师之家。家境贫寒,未受教育。《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记载王建本人隆眉广额,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后弃盗从军,唐僖宗乾符元年(874),二十七岁的王建投忠武军为卒,乾符二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沂州(属河南道,州治临沂,今山东临沂),王建在这一年参加了镇压王仙芝起义军,因军功被提拔为列校。乾符五年(878)二月,王仙芝牺牲后,共推黄巢为起义领袖。黄巢率军渡过长江淮河,进入河南境地,攻陷洛阳,突破潼关,直捣关中,攻克长安。唐僖宗溃逃之余,纠集各藩镇兵力前去镇压。而王建作为“八都头”之一在参与围剿起义军的战争中成为了一名悍将,跻身将领之列。光启元年(885)三月,唐僖宗流亡后回到长安,王建为禁军神策军将领,成为僖宗的亲近卫士。后僖宗又流亡凤翔,出奔逃难途中,王建保护僖宗冲过燃着的栈道,夜宿“上枕建膝而寝”,僖宗脱袍服赐于王建,并赐以金券,深得僖宗信任。光启三年(887)被任命为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他采用谋士周庠之计,放弃了交通便利但易受攻击的利州,进而攻占地方偏僻但较为富裕的阆州(今四川阆中)。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踏上了割据称雄争取“豹变”之途。大顺二年(891)王建攻下西川(治今成都)。王建占有富庶的西川,拥有近二十万庞大兵力,并有一大批骁勇善战的武将和善于谋划的人才。期间不断发动夺取东川和山南西道北部各州,到天复二年(902),三川之地,均被王建占领。天复三年(903)王建被唐昭宗加封为蜀王,天祐四年(907)三月,朱全忠篡唐建后梁,王建传檄四方试图讨伐朱温,兴复唐室,但无人响应。同年九月,王建在大臣士卒的拥戴下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政权,疆域为今四川大部、陕西之南、甘肃之东南及湖北西境一隅之地,面积位居十国第三。王建于六十岁登基,公元918年病逝归葬永陵。在位十一年,也是五代时期在位最长的一位皇帝。主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发展措施,百业兴盛,民众安居乐业,是乱世当中难得的一方富饶之地。

钱镠,字具美(852-932年),杭州临安县人,《十国春秋》记载,镠于唐大中六年二月十有六日出生。贫寒家庭,世代以务农为业。七岁修文读书,《旧五代史》中记载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年少喜武厌文,后喜读《春秋》,兼治武经诸书。[]青年时卖过私盐,后习武练兵,而钱镠在从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为将风范,“临安里中有大木,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挥群儿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钱镠二十一岁“入军”,散家财在乡间组织“义师”,建立起自己的小支武装队伍,成为钱镠发迹的起点。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据《新五代史》记载,浙西裨将王郢作乱,唐廷敕本道征兵讨伐,石镜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逆贼。钱镠率领自己的武装队伍投奔董昌参与到讨贼行动中,骁勇善战,一举将王郢攻破,逐渐得到董昌重用。乾符五年(878),寇盗蜂起,江淮盗贼聚众,大者攻州郡,小者剽闾里,董昌聚众,令钱谬率兵参战,剿灭义军。在击退黄巢军的过程中,钱镠以“临安兵屯八百里”的奇袭战术和出色指挥才能为自己赢得了很高的军事声望。是时,唐廷镇压黄巢起义军的都统高骈召董昌与钱镠到广陵(今扬州)会面,高骈表董昌为杭州刺史,昌乃以钱镠为“杭州八都”都指挥使,成为靖江都将。钱镠在战争中建立培养起自己的一支武装力量,并逐渐在军中树立起威望。随后,在中和二年(882)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与杭州刺史董昌争夺浙东浙西两地的战争爆发,昌以军政委镠,率八都之士进攻越州。钱镠全程指挥了这场长达四年的争霸战,最终于光启二年(886)在会稷斩杀了刘汉宏。钱镠于是奏请董昌代汉宏,自居杭州,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地盘。唐僖宗光启三年(887),拜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从唐乾符二年(875)王郢之乱到光启三年(887),钱镠一直跟随董昌,立下赫赫战功,而彼时,钱镠与董昌一个占领浙西一个占领浙东,已形成龙虎对峙的局面。这也成为钱镠立足建立吴越军事生涯的最初阶段。

光启三年(887),淮南大乱,六合镇将徐约攻取苏州,润州牙将刘浩叛变,浙西节度使周宝仓促逃奔常州。润州发生兵变,钱镠挥戈攻苏州、常州、润州。昭宗封钱镠为杭州防御使,这场战争进一步巩固了钱镠在浙西的军事地位。同年,占据扬州的杨行密与孙儒争夺淮南,钱镠审时度势参与到这场争战之中。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正月,董昌反,称帝,给了钱镠讨伐董昌的极好机会。钱、董战役发生一年后,钱镠占据两浙十三州,至此吴越国的版图初步形成。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授钱镠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金书铁券,恕九死。天复二年(902)钱镠被封为越王,天祐元年(904)改封钱镠吴王。梁太祖即位,开平元年(907),朱温封钱镠为吴越王。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钱镠建立吴越政权,称吴越国王。到后唐长兴三年(932),钱镠病逝,享年81,葬于安国山(今太庙山),赐谥号武肃。

纵观王建与钱镠的成长、发迹、崛起人生轨迹,会发现他们都出生成长于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期,王建比钱镠大五岁,二人幼时家境贫寒,了解民间疾苦。青年时代因缘际会受到道士点拨,武当僧人处洪见王建“骨相甚奇”劝他投军,以求“豹变”。27岁参加忠武军后攻打王仙芝起义队伍有功而得到提拔,随后又因黄巢起义唐僖宗流亡入蜀,王建护驾有功而被擢升。少年钱镠则遇善术者慰镠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遂激起钱镠奋发向上之心。钱镠21岁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一支乡间武装。黄巢起义,唐廷征兵讨伐,钱镠率自己的义军投奔董昌,后因参加镇压和阻击黄巢起义军有功,逐步提升,实力愈加雄厚。仔细分析王建与钱镠的人生成长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同处割据、分裂动荡的朝代和时期,一介布衣投身行伍,机智拳勇,有过人的才能和风范,同在镇压唐末农民起义中发迹,开始军事政治生涯。又在藩镇割据中异军突起,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实力。戎马一生,王建于公元907年,60岁这一年即帝位,建立前蜀政权。公元923年,钱镠71岁建立吴越政权,受封为吴越王。王建在位12年间,励精图治,为达“永致清平”。钱镠在位近10年,“善事中国,保境安民”。

二、治国方略几近趋同

王建、钱镠二位藩雄的施政思想和治国方略如何呢?有何相似之处呢?

钱镠唐乾宁三年(896)受封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据有两浙起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钱镠统治控制两浙36年。钱镠建立吴越政权后,疆域极盛时,拥有十三州、一军,包括今浙江全境、苏南、闽北一带地方,东濒大海,西邻歙州,南连漳、泉,北达常、润。[]唐末以后两浙地区长年征战,《资治通鉴》卷282记载,“自黄巢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数十年,然后诸国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吴越建国,战火平息安定以后,钱镠为巩固政权统治,着手整顿秩序恢复经济社会发展。钱镠治国期间,重视人才,礼贤下士,招揽贤能之人为其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项事业,并采取系列措施,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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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王建本人宽宏大度,知人善任、重视人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锦里耆旧传》卷5中记载开国大赦召文:“诸州府或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达于教化,明于吏才,政术精详,军谋宏远,韬光待用,藏器俟时;或智辩过人,或辞华出格,或隐山林之迹,或闻乡里之称,仰所在州府奏闻,量材叙用”。在用人政策的感召下,王建身边汇聚了一批来自各地的贤能之士,各有所长,在王建的礼遇与重用下,励精图治,为前蜀政权的巩固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梁纪一》评价道:蜀主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一)息兵安民,以文治世

“保境安民”是钱缪治理吴越国的基本国策,安民和众事中朝。钱镠作为吴越开国之主,志向远大,曾与淮南杨行密抗衡并有兼并藩镇之志,但钱镠也深知战争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吴越的北面是吴、南唐,南面是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经》卷89中载“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钱镠始终以吴、南唐作为其制定军事战略的首要因素,吴越尊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联姻闽楚,睦邻藩镇,对契丹称臣。钱镠“保封疆”施政用兵的基本思想,为吴越国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欧阳修在《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中描述了吴越时期,杭州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说明,当时杭州这座都城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和对外贸易的中心。


与此相似的是王建为民利政、“以文治世”的主张。藩镇割据,三川地区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前蜀立国后武成元年,王建颁布大赦诏:革弊从新,去华务实,有利于民者,不得不用;有害于政者,不得不除。公平必致于民安,富庶自成于国霸。恩虽不吝,法且无私。赫宥者各迎自新,厘革者皆宜共守,俾从荡涤,永致清平。[]前蜀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前蜀立国后,蜀地安宁的社会局面。前蜀王建据蜀,与后梁保持友好关系,前期与歧王李茂贞修好,结成姻亲。不与邻国为敌,巩固边防,谨慎用兵。王建本人虽然目不识丁,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前蜀开国之初,就设国子监,学校教育按唐朝旧制把京城和各州的学校与孔庙加以恢复。永平元年(911),修建新宫,储存四部书籍。宰相王锴上表劝高祖兴文教,选用名儒专门掌管图书。通正元年(916)八月,起文思殿,购置群书存放在里面,用清资五品正品官管理,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从恢复庠序、崇饰孔庙到两次集中图书来看,前蜀王建在兴复文教方面作出大量工作,为前蜀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这也正是王建推行以文治世的政治方略,蜀地重视文化典藏的收集与整理,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二)整治水利,重农兴商

唐末,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江浙海塘失修,钱塘江水患严重。钱镠据两浙后,积极兴修水利,治理潮患,发展农业。据《资治通鉴》记载,“开平四年(910),镠定两浙,就开始从六和塔至艮山门,修筑瀚海石塘”。后梁贞明元年(915),积极治理太湖水系,并组织人力整修浙东诸湖,包括东府南湖(绍兴鉴湖)。后唐天成二年(927),钱镠派遣士兵数千人,日夜割草、清除淤泥,疏浚西湖,以利航运和灌溉。据史料记载,吴越国八十六年中,只发生过一次水灾。而在吴越国之前的唐朝,却是每隔九年一旱灾,每隔三十六年一水灾。吴越国之后的北宋,因为缺乏水旱治理,平均每七年半受旱灾一次,五年半受水灾一次。[]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钱镠对吴越国水利工程的重视,通过设置专门的治水治田机构“都水营田使”,整修水系,设闸治水,修筑堤坝,既可防洪又可灌溉,且利于农渔业发展。开垦农田,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增产,蚕桑丝织业发展。吴越江浙一带,农业发展的同时,丝织品、茶叶、冶炼、造船、盐业、越窑青瓷等手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商品的增加,进一步促进贸易的繁荣。吴越都城杭州也一跃成为东南繁荣大都会,商贾云集,《旧五代史》卷133中记载:“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在钱镠和其继任者的治理努力下,吴越逐渐成为富庶之地。

而王建着手整顿社会秩序,通过减免赋税,赦免犯人,劝课农桑,整治农田、水利,发展农业,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生产等系列措施,缓和阶级矛盾,扭转生灵涂炭混乱的社会局面,以达“永致清平”的政治目的。前蜀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农业粮食增收,手工业当中,丝织、茶叶、蜀刻印刷、冶炼制造、陶瓷等进一步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都城成都出现各类集市,《五国故事》记载前蜀王建时期:“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商业的繁荣,贸易往来不局限于境内州县,与后梁、后唐、吴越、南唐、南汉等割据政权以及海外诸国都有贸易往来。前蜀武成三年(910),后梁遣使通聘前蜀,前蜀高祖王建获赠大量珍贵礼品,其中产于域外的即有“金香一十斤,麝香五十剂,犀一十株,琥珀二十斤,玳頊二百斤”。另有新罗人参、羚羊角等一些域外药物,被后梁国书称为“或来从燕市,或贡自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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