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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南塔壶瓶塔遗址
来源:  作者:  日期:2010-11-04

至元十四年(1277),杭州城内因民间失火,殃及南宋故宫,导致“宫室焚毁殆尽”,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年,即公元1278年,元人占领江南,“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为获财宝及灭前宋“王气”,到绍兴宋六陵进行疯狂盗掘与肆意凌辱,把北宋宋徽宗和南宋宋高宗等七个皇帝的帝陵,及后妃、皇子、公主和功勋大臣的101座坟墓都挖开,盗走奇珍异宝及金银等无数,尸骨撒满山沟,当时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杨琏真珈恶行不止于此,据《元史》记载:“(至正)二十三年(1286)春正月,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珈修寺。”杨琏真珈为消除南宋影响,在南宋故宫遗址处建造寺塔。由于“有司奉行急迫”,而所需材料一时难以筹备,“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数百人”——这项工程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起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初完成,用了三年左右时间,紧赶慢赶在南宋遗址处共建起五寺一塔。塔在万寿尊胜寺附近,因此塔名跟着称“尊胜塔”。因塔身为乳白色,民间称白塔。该塔元朝书法家郭畀见过,他在《客杭日记》里说:“(至大元年十月)十八日,晴,客杭。……次观杨总统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丈余,下以碑石甃之,有先朝进士题名,并故宫诸样花石,亦有镌刻龙凤者,皆乱砌在地,山峻风寒,不欲细看而下……”

将“尊胜塔”呼为“镇南塔”的文献最早来自元末明初文人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文中称杨琏真加曾“下令裒陵骨,杂置牛羊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1]从陶宗仪所载发陵一事的行文可知,他并没有亲历这件事,而且也不曾结交认识任何亲历此事的人,文中所载文献全部来自转录。但是陶文中将塔名为镇南的说法,为后世文人所广为接受。到了明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元时,纳胡僧之说,即故宫建五寺,筑镇南塔以压之。”[2]这里直接将尊胜寺旁佛塔名为镇南塔。而明· 彭大翼《山堂肆考》记载,杨琏真伽将这些遗骨运到杭州,压在新建于南宋故宫中的白塔下,命塔为“镇南塔”,以“销王气”,压胜江南士人反抗,意示宋人永世不得翻身。杭民闻之无不悲戚万分,都不忍去看此四十多米高塔。

杨琏真珈所筑佛塔保存不到五十年,在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被雷火所毁,“火燃三日而止”。雷火毁塔的1331年恰好是辛未年,生肖是羊,而羊亦谐音杨琏真珈的杨。元明之际的唐珏词《白塔行》:“塔成始刺天,塔坏渐平地。一曲冬青花,江山肃秋思。冬青花,不堪折,南风吹凉积香雪。揺揺华盖万年枝,上有凤巢下龙穴。羊儿年,犬儿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元朝文人也有诗歌记述此事,像杨维祯“劫火自焚杨琏塔”,“谁觅胡僧话劫灰”等。佛塔遭到雷击焚毁之后,是否重新修缮,尚未从史籍中查实。到了元末,“至正十九年(1359)己亥,伪周张士诚遣平章张士信守杭,坏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驯。”,“元末之乱,张氏毁塔造城;五寺亦就废。”

镇南塔遗址位于现上城区馒头山上。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对馒头山工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一处元代的夯筑遗迹。该遗迹由厚约5厘米的黄土与砖

瓦相间层层夯筑而成,残存3—4米高。”[1]据考古工作人员说,在遗迹中有南宋石经残碑筑于塔底,由此可见,当年杨琏真珈确曾移用石经碑刻造塔。如《元史》所载,申屠致远力图保全石经,可惜没能做到。《杭州的考古》一书的作者认为:“这次发掘的地点与吴山遥相呼应,再结合文献记载分析,这次发现的夯筑遗迹应该与元代镇南塔有关。

数年前,陈珲、棕彝两位学者在对“杭州大佛寺文物遗迹群”项目进行史料搜集整理时,发现明代吴之鲸所撰的《武林梵志》这样记载:“大佛寺……寺畔有塔,俗称‘壶瓶塔’。宋诸帝原葬绍兴府宝山,此山又名上山,又名攒宫山。自西僧扬喇勒智发其冢,将诸帝骨杂以牛马犬羊之骨,并而葬塔于江干,号为镇南塔,俗则呼为白塔,至今相传其地为白塔岭。未几,被雷火所击,杭人惊异,且哀诸帝之不幸也,共收余骨葬寺东,造塔其上,号‘壶瓶塔’。事见山阴唐之淳《怀古集》。”据前所考,杨琏真珈所建白塔位于凤凰山上。吴之鲸所言明弘治年间所修西湖边大佛禅寺畔之塔为西僧所建镇南塔,且把白塔岭的白塔误当镇南塔,则明显不符史实。

《怀古集》作者唐之淳是明初(1350—1401年)绍兴人,建文朝官侍读,领修书事,博闻多识。来自《怀古集》的记载说,雷火击毁白塔后,原白塔下之宋六陵遗骨,被当时的杭州人迁瘗到杭州大佛寺的壶瓶塔下。这是对宋六陵遗骨去向的明确记载。[SITESERVER_PAGE]

关于杭州大佛寺壶瓶塔,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载:“寺畔有塔,俗称壶瓶塔,乃元时西河僧所建”。清人翟灏等撰《湖山便览》记:“大佛寺……门外有塔,俗称壶瓶塔,国朝康熙初圯。”所谓“壶瓶塔”,即元代藏传佛塔,此类塔的外形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下半为一方形似屋建筑,上半为一颇类蒜头瓶的塔头塔尖。

据明夏时撰《钱塘湖山胜概记》述,大佛寺畔“路有过街塔”。该塔在文献中既称“壶瓶”,又曰“过街”,可知壶瓶式塔具有“过街”功能。即其下的方形建筑为中空而通,稍似骑楼,可以行人,应是取法大宝楼阁陀罗尼等意趣,其中装藏有经像,通常都是建在一条过道之上。这在一般的壶瓶式塔中是不常见的,但解放前布达拉宫前有此样例的塔,另外与镇江的元代昭关喇嘛式过街石塔也大致相同。  从现在大佛寺旁犹有元代梵文摩崖石刻和藏传佛教造像等来看,大佛寺在元代是杭州藏传佛教较为活跃的一个区域,大佛寺的元代壶瓶过街塔,应该是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就是说,此塔显然是为佛教而立,并非为葬六陵遗骨兴建。

陈珲、棕彝的《杭州古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综述》一文认为:“与遗骨被埋入白塔下不同的是,这次迁葬宋六陵遗骨的发起人是杭州民众。当时公开为前朝皇帝在杭州建坟不太可能,但将宋六陵遗骨葬于此塔下,似乎同样不太合情理。因为建造此壶瓶塔的元僧,没有理由同意遗骨埋于塔下。一般来说,壶瓶塔地下可能会有一些装藏,但不会用来葬普通人(包括帝王)骸骨的,白塔是一个特例。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杭人在佛教僧人的通融下,借用了大佛寺壶瓶塔的地理位置。对遗民来说,主要是要在有明确地标物的地方安葬,让人们能够找得到,同时又要可以方便祭祀。那么埋骨大佛寺壶瓶塔下,一方面可以用拜佛的名义进行纪念,一方面又是一出城门就 明确找到的地方,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

元时有“吴中硕儒”之称的郑元祐(1292—1364),在《遂昌杂录》中记:“宋太学生东嘉林景曦,字霁山。当杨总统发诸陵时,林故为杭丐者,背竹箩,手持竹夹,遇物即以夹投箩中。林铸银作两许小牌百十系腰间,贿西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两庙骨,为两函贮之,归葬于东嘉……葬后,林自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树一株,植于两函土堆上。”文中“杭丐”显然是“杭州乞丐”之意,可见其事发生在杭州;而从 “宋常朝殿(南宋故宫中)前掘冬青树一株,植于两函土堆上”看,不可能“归葬于东嘉”,倒应该是葬于杭州。时间则有两种可能:一在宋六陵遗骨到杭后犹未压塔下时;一在雷火击毁白塔时。从情势上判断,似为后者。

如果遗骨埋大佛寺壶瓶塔旁的推测成立,那么林景曦葬骨事就可解读成同一故事的另一半碎片。需要补充的是:即使白塔遭雷火焚毁,塔下的遗骨也不是可以随便取的,故林必须化装成乞丐,还要去贿赂看守,才能取得部分遗骨。这比较符合史实。然后安葬到大佛寺壶瓶塔旁,再去宋故宫移来一株冬青树,植在葬骨土堆上,一为标识,二象征宋王朝。当然,以上只是对有关历史记载作一种真相探索,或有偏颇,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佛寺壶瓶塔是杭州宋六陵遗骨去向悬谜的重要部分。

位于西湖畔泥土小道上的大佛寺壶瓶过街塔有图片可佐证,源于日本狩野元信的《西湖图》。壶瓶过街塔位于一座小桥边,该塔圯于清康熙三年,大佛寺则七十多年前犹在。1912年7月,杭州开始拆除从涌金门到钱塘门的沿湖城墙,从此西湖与杭州城连在了一起。1920年至1922年,杭州拓宽沿湖马路,湖旁的泥土小道变宽了,从此,北山路开始有了路的模样,吸引无数名人筑园隐居。1928年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时,为修北山路拆去了大佛寺的寺门,保留寺庙,后来渐成民居,如今只剩下大佛头遗址。

“秦皇缆船石暨北宋大石佛”承二千多年沧桑还静静伫立北山路边,唯宋六陵遗骨,雪爪鸿泥了无痕,只能推测掩埋地在北山路与古大佛寺原大门中轴线

交叉处东侧,现北山路路面或北山路人行道乃至花坛下,至于确切地址和遗物,也许是永久的悬谜。

杨琏真珈将诸帝骨杂以牛马犬羊之骨,埋入镇南塔下之说有多种版本,真伪莫辨。像元末诗人张光弼写有《观拆塔》,里面谈到他亲眼目睹了拆尊胜塔的情景,诗中并未涉及遗骨,如果有,一般说来,张光弼不可能不写进去。而宋六陵遗骨有没移葬壶瓶塔下,一时恐怕也难以说清(包括一个个衍生的民间传闻),但元时西湖边曾矗立过镇南塔和壶瓶塔却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市文保所《镇南塔》、陈珲、棕彝《杭州古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综述》,赖天兵《杭州西湖宝石山造像考述》等整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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