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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云卷云舒——黄书孟口述自传
来源:经纶图书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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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卷云舒——黄书孟口述自传

黄书孟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ISBN 978-7-308-21381-3

定价 198.00元

01内容简介

本书为浙江大学老领导口述历史之一种,作者是“生于解放前,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的缩影,该自传从个人视角出发,将我国从20 世纪40 年代末到今天重要的历史片断都串联起来,作者长期在浙江高校担任领导工作,该口述自传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个人史与家国史的结合,具有代表性。全书叙述情真意切,娓娓道来,极富感染力。

02作者简介

黄书孟,杭州大学政治系1962级本科生,浙江大学社科系1978级研究生,曾任原浙江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四校合并后任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他又曾任浙江省政协常委、科技教育委员会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

03目录

04试读

我的家乡

公元1940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十三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莱芜县鹁鸽楼村一个农民家庭里。

莱芜,汉时设县,因先秦时这里曾建过牟国、嬴邑,素称“嬴牟故地”,别称“钢城”。县城距泰山90华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的“长勺之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就发生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莱芜成为中国重要的冶铁中心、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中国生姜之乡、中国花椒之乡、中国黄金蜜桃之乡。

凡是看过电影《红日》的人可能还记得,该片有一首主题歌,名曰《谁不说俺家乡好》。歌中唱道: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弯弯的河水流不尽高高的松柏万年青解放军是俺的亲骨肉鱼水难分一家人绿油油的果树满山岗望不尽的麦浪闪金光看好咱们的胜利果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哎谁不说俺家乡好得儿哟依儿哟

歌中所唱的那个“俺家乡”就是我的老家莱芜县!

鹁鸽楼村,在莱芜县城西南30华里处,距泰山70华里,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黄姓建村。

我们这个村庄,三面环山,一边是岭。村南是海拔577米的云台山,曾是佛教圣地,后败落。云台山之阴,有一大块开阔地,我们的村庄就建在这块小平原上。村东是小黄山,西为杏山,北为北岭,三面环山一面为岭,俨然是一个小盆地。牛泉河由东往西穿村而过,至杏山山脚向北流去,直入牟汶河。说她“山清水秀,环境幽雅”,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这个村庄,盛产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花生、地瓜等农作物,山上种满了苹果、梨、山楂、大核桃、花红、柿子、花椒等经济作物。每到清明前后,山上的果树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学校老师就会让我们带上干粮和水,排着整齐的队伍到云台山脚下的果树林里去“看花”,别提有多高兴了!到了杭州读书才知道,城里人文气,把“看花”叫“春游”、“踏青”,我们把“春游”、“踏青”直咕隆通地叫“看花”!

鹁鸽楼村是莱芜县地下党的发源地。莱芜县1931年建党时,第一、第二、第三个党员都是我们村的;年底成立中共莱芜县委时,首任县委书记刘仲莹、首任县委组织部部长黄仲华,也都是鹁鸽楼村的;县委成立会议就是在我们村南云台山上的和尚洞里召开的。所以,当时国民党称我们村为“小苏区”、“赤匪窝点”。

我们这个村庄共有400余户人家,人口2000人左右,是一个自然行政村。

鹁鸽楼这个小村庄,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喝小米粥、啃地瓜长大——是我永远的眷恋!

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黄诗兴,生于1898年。因为家庭贫困,他没有读过一天书,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我父亲个子不高,清瘦单薄。他除了种自己家里的地以外,农忙时还给人家打短工。他还有一门手艺,会织布。母亲会纺纱,父亲会织布,织布卖布,养家糊口。每年到冬天,地里除了麦苗外,没有什么庄稼。北方冬天到处都是冰天雪地,野外根本无法劳动。我们家的后院很大,就在后院挖一个大地窖,冬天的时候,把织布机放进去,上边用木头、高粱秆和土盖上个顶,旁边开个小门,人可以进出。窖子冬暖夏凉,冬天父亲就在里边织布,我们小孩就钻到里边取暖。父亲织布的时候,他的头随着梭子来回的嘀嗒声摇晃着,一边织布一边哼小曲,但我从来没有听清他唱的是什么。

父亲兄弟二人,弟弟黄诗起(参加革命时改名黄仲华)1931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莱芜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2年,叔父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是红军时期的老党员。

父亲一生两次来过天堂杭州。第一次,是1954年4月送我来杭州;第二次,是1962年我考大学的那一年,还去叔父当年工作的温州住了一段时间。高考结束,我送他回老家。

1970年,父亲因病去世,享年72岁。当时,我在浙江省衢县大洲中学当老师。

生我养我的父亲,一辈子没有得到我的一点好处,没有花过我一分钱,我未能对他老人家尽一点孝心。父亲病重还能讲话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你病得不轻,叫书孟回来吧?”父亲说:“不用,叫他回来干什么?他又不会看病,他也没有钱,别叫他回来。”后来,父亲病情加重,已经不能说话了,母亲再问他:“要不要叫书孟回来见一面?”父亲就吃力地摇摇头,还是不让我回去看他:直到临终,父亲还是只想到子女,而不想他自己,我们父子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父亲去世两个月后,我哥哥来了一封信,说父亲去世了,考虑到你的工作和经济条件,没有告诉你,没有让你回来,对不起,这是父亲的意见,不要见怪,等到放假时回来给父亲上上坟磕个头就行……收到信的这一天,我一夜未睡,在大洲中学操场的一个小山坡上抱着一根木棍哭了一宿(因为山上有狼)。

母亲张纪英,生于1913年,她娘家是贫雇农,家里很穷。母亲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完全不识字,但她可以教我背《三字经》、《百家姓》和若干唐诗——她是听人家学生念时记住的,但背不全。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就会背一点“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了。

母亲也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有时,县委晚上在我们家开会。这时,父亲负责放哨,母亲就给他们烧饭烧菜;有时上级来人,也住在我们家里,我家是县委的联络点之一。

父母亲一共育有10个子女,5个男孩,5个女孩,长大成人的是四男三女,这个成活比例在农村是很高的了。男孩里有我大哥书增,我是老二,还有三弟书营、五弟书昌,三个妹妹书珍、书荣、书香。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村里把各家的坟地全部扒平,墓碑拿去修了水利。三年前,我回去把父母的、叔父的坟墓重新建起来,墓碑全部重新竖了起来——这在我们老家是允许的,大家都恢复了。

三父四母

我一共两次被过继。

曾祖父生了4个儿子,我祖父是老大,叫黄庆奎,二祖父黄庆熬、三祖父黄庆弟,四祖父黄庆云。亲祖父生了两儿两女——我父亲是老大,叫黄诗兴,叔父叫黄诗起。

我三祖父黄庆弟只有一个儿子,叫黄诗孝,18岁时,还未成亲就因病去世了。于是,就把我过继给黄诗孝当儿子(当年的过继文书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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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过继文书(1940年)

过继是有规矩的:三祖父要过继孙子,首先要从老大那里过继。假如老大那里没有第三代,就从老二家里过继,如果老二家也没有,再从老三家里过继……那时,我父母亲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即我哥哥和我。老大是不能过继的。刚好这时我出生几个月,便把我过继给了堂叔黄诗孝做儿子。在农村,过继在族里是一件大事情,主要涉及财产继承问题:过继谁,他的财产就全部归谁。当时,我才出生几个月,便继承了黄诗孝家的全部土地、农具和房屋。当时,村里有人指着襁褓里的我说:“这小子有福,刚生下来就有房、有地、有院子,衣食无忧啊!”这是我长大后人们说给我听的。

第一次过继,我多了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还有第二次过继。

我叔父黄仲华,1931年入党,1937年参加山东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任排长。1943年,叔父在部队与张玉芳结婚。1944年,时任莱芜县雪野区抗日救国会会长的张玉芳在雪野区遭到日军和伪军的围攻。当时张玉芳身怀六甲,群众要把她掩藏起来,但她怕连累老百姓,坚持要突围,结果在冲出包围圈时,被敌人的机枪射中三弹,肠子都流了出来。群众把她送到战地医院,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时年仅24岁——她和她未曾出生的孩子一起为国捐躯!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要把她的遗骨迁回到鹁鸽楼村。按当地习俗,迁移灵柩,一定要由儿子接回。当时,我叔父虽然已娶了陈化文,但只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是不能去接灵柩的。而且,这时他们已南下浙江金华,女儿才两岁多一点,不方便回山东来迁坟。所以,便从我父亲那里过继了我,给叔父黄仲华和婶母张玉芳当儿子。

当时,我年龄尚小,未让我去莱芜县北部的雪野区迁坟,只让我披麻戴孝在村口迎接灵柩。

2019年6月,我和夫人回莱芜老家省亲时,专程去张玉芳母亲牺牲的地方和她住过的战地医院拜谒,并看望了当年用大箩筐抬张玉芳母亲去战地医院的刘老。当时,他们四个人抬张玉芳母亲去战地医院。当年,刘老是个19岁的青年人,如今已是94岁的耄耋之人。

老人对发生在75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向我作了详尽的描述,我听得泪流满面,感动不已!

黄仲华在他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家庭成员一栏中,填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我作为大儿子填在家庭成员中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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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爹亲笔填写的干部登记表(此表填于1974年至1978年间,此时我在衢州化工厂中学任教)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过继——这第二次过继,又使我增加了一个父亲(黄仲华)两个母亲(张玉芳、陈化文)。

这次过继,使我成了烈士子女——虽然我从未提出、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烈士子女待遇,我也从未在任何场合、在任何人面前说过我是烈士子女。

亲生父母、第一次过继、第二次过继,这样,我便有了三个父亲、四个母亲——其中的一个父亲、两个母亲我都没有见过面。

人这一辈子中,呼叫“爸爸、妈妈”的次数可能是最多的了,我虽然有三父四母,却很少呼叫,因为我没有这个条件:我14岁离开老家到杭州,远离父母,千里之遥,当然就无法叫了。到了杭州,原是叔叔婶婶,现改口叫“爸爸、妈妈”,已经14岁了,改不过来,开不了口。还有一个原因,在老家,我们叫父母为“爷”、“娘”,在杭州如果叫“爷”、“娘”显得太土了,叫“爸爸”、“妈

妈”又太洋了,也开不了口,一拖二拖,就干脆什么都不叫了。一般人想象不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件痛苦的事:有爹不能叫,有娘不能喊。人家说“呼爹唤娘”,我却都没有……听到人家叫老爸、老妈,我心里就想:人家多幸福呀。所以,每当儿子、媳妇叫我“老爸”时,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有时又会很痛苦,会想到自己的身世……唉!有爸有妈叫的人,是幸福的人;有爸有妈没得叫的人,是痛苦的人。有爹有妈时要多叫几声,等到没得叫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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