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3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浙大上海校友庆祝浙大建校115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们兄弟二人代表母亲，将父亲在青年学生时代、美国进修期间，以及在浙大教坛辛勤耕耘一生的各历史时期珍贵史料共67件，捐赠给浙大档案馆，为母校传承和发扬求是精神，提供可供借鉴的实物和资料，完成了我们母子的心愿。

父亲于1983年逝世。春风化雨，沧桑变幻，但父亲正直无私、追求真理，和崇尚科学、诲人不倦的共产党人形象，一直鼓舞着我们后辈和求是学子。斯人虽逝，而他的精神风貌，死而未已，依稀如昨。

王仁东教授（1908-1983），应用力学家。浙江大学化工机械创始人，长期从事化工机械、应用力学的教学和科研。

孜孜以求  诲人不倦

       在我们幼小时，父亲就常用“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等民间谚语来教育我们，我们成人后他又要我们把心思用到学习、工作上去。他说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只要不停止呼吸，决不停止工作”，他最爱惜时间，干工作总是分秒必争，不干完决不肯好好休息。记得有一年夏天，他为了上好课，竟一口气亲自做了近千道习题。

       抗战期间在遵义艰苦岁月中，父亲从不消沉，抱定“科学救国”的宗旨，博览群书，钻研理论，先后为学生开设了机械制图、经验设计、画法几何、铁路机械、机构学、机械设计、材料力学等7门课程，且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教材内容，每年总要在课中加些新的理论推导和分析之类的内容，因此他的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在他到浙江大学的第二年，就被竺可桢校长破格由副教授特聘为教授。

1939年，王仁东夫妇带着不满周岁的王恭福西迁经海防时的三人护照照片。

        刘丹校长对知识分子很重视，并且关心爱护，他刚来浙大时，晚上在建德村宿舍中以巡逻为名观察、了解情况，深夜宿舍中大家基本已入寝休息，偶有一、二家还有灯火在夜读，他就要问陪同人“这是哪家？”，回答是“王仁东教授”，他心里就有个印象，觉得王教授刻苦用功。搬到玉泉求是村宿舍后，我们住4幢16号，刘校长住5幢16号，是对面对，有一次刘校长他们开完会深夜从学校回家，看见我们家书房的灯还亮着，他就对同归的人说：“我们学校若能多几个像王教授这样的人就好了。”后来据说刘校长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又提及此事，并多次找父亲委以重任，去化工系创办了化机和化自专业，后在学校要恢复理科时，父亲又替学校办起了力学系，在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博士点中，父亲一人为浙大争取到固体力学和化工机械两个博士点。

1949年10月回国后，王仁东教授向浙大校领导提议“筹备开设研究生班”毛笔文稿。

       父亲注重提高教学质量，且从严要求，始终亲临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20余门新课，在讲课中他善于利用生动形象的实例，阐述抽象的力学原理，使学生获得深刻的理解。如在讲薄壁容器课时留下的至理名言“哪里有曲率变化，哪里就有弯矩”，时隔50年后，还在同学中传诵。

        父亲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悉心培养和言传身教，在1955年上学期，一位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在理论力学期终口试时，父亲给他“良好”（4分），但他认为自己主题讲述准确，副题应答如流，故对评分有疑惑，盯着记分册看。父亲见他质疑，便拿出口试书面提要，指出他有两处不够严密，有似是而非之嫌。一处是理解不透，应当扣分；另一处可理解为书写和口述简化，可扣分可不扣分。接着，父亲严肃地说，“你如此看重分数，那题提要书写和口述均应严谨和无懈可击，不应简化。此处，我可以认为你也是理解未透！”说着，父亲将记分册上的“良好”改为及格（3分）。父亲恳切地对他说：“做学问要踏踏实实，做人也是如此。”这位心中愧疚的学生，回去后在力学笔记本上写了“读书不用功，愧对王仁东”十个字的自警语。在下学期的口试中，他考了理想的成绩。这位学生，如今已是老人，是我们的挚友。谈及父亲时，他说：“恩师两句话，受用一辈子。”可见，父亲严谨治教、爱生如子之情感之深。

       当年浙大力学教师绝大多数出身工科专业，自身数学、力学基础不强，父亲就亲自为大家讲授弹性力学和复变函数等知识。为克服年轻教师教学经验不足，就组织大家钻研引进的教材，分章每周由专人试讲，做大量习题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从中发现教学中学生可能发生的问题，然后集体进行讨论、讲评。请钻研深入、教学效果好的老师作示范讲课，并建立了集体备课和助教开课必须试讲的制度。有一天，父亲发高热，在家服药休息，已定大课由青年教师代授，这位青年教师由于准备充分，讲课效果很好，当下课时，父亲推门而入。原来，父亲对青年教师第一次上大课放心不下，所以带病赶到学校，青年教师正在上课，不便入听而在教室外守候。他走到讲台上和代课老师热情握手说：“你成功了，祝贺你！”此时，青年教师感动得热泪盈眶，全体听课学生也全场起立鼓掌。父亲诲人不倦、孜孜施教，在浙大传为佳话。

1963年，王仁东教授（后排中）与化机教研组同事合影。

       对于外单位科技学术传播的邀请，只要时间安排许可，他有求必应。1975年8月，恭福在上海708设计院参加研制中国第一架运十大客机工作，设计人员对于飞机的疲劳和断裂力学新概念还不太清楚。总设计师马凤山听说父亲是这方面专家，盼请他能来设计院给强度、结构、材料方面技术人员讲课，父亲欣然应邀。孰料当日马总奉命赴京，让挚友王允昌先生与党委书记联系，书记是王洪文的铁杆弟兄，反应冷淡也不出面，可父亲却并不在意，见到室内有二十几位工程技术人员正静候听课时就很感欣慰，随即热情开讲，听众都极为认真、勤记笔记。中午书记也不招待午餐，作陪的王允昌先生很感不悦，建议父亲可到此为止，可父亲认为这么多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听课，实属不易，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还是留下继续讲课，结果由王允昌先生自掏腰包俩人在食堂吃了一份客饭。下午按时讲课，父亲还专门留出时间让大家提问，反响热烈。讲课费分文不取，事后马总深感愧疚，一再嘱咐王允昌先生向父亲道歉，父亲却不以为然，说：“我是去传授科技知识的，不会计较邀请单位的接待热情与否。”父亲淡泊名利、求真务实、宠辱不惊的长者风范深深地打动了王允昌先生，之后他和父亲成了忘年之交。

爱国情怀  敢为人先

       父亲自小受家庭爱国主义的熏陶，尤其是祖父的爱国思想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他爱读《三国志》《水浒传》《岳飞传》等小说，并经常在家做一些模仿小说中的侠义游戏，他代表“正义”方总是冲在前面，突破“重围”，勇于“牺牲”自己。在南洋中学读书期间，父亲于1925年随上海交大学生参加了“五卅”爱国游行，此时，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抗战爆发后，为了不在沦陷区当亡国奴，1939年经好友介绍，他携妻带着不满周岁的长子，经香港、海防、镇南关（今友谊关）、柳州等地投奔正在广西宜山办学的浙江大学任教。不久南宁沦陷，又随浙江大学迁至遵义，从此他献身于教育、科学事业，是求是精神把他与浙大紧密相连。

        抗战胜利后，竺校长送父亲去美国考察进修，他深感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将来才能更好报效祖国，因此他和别人不同，首选了全美生产各类大型机械享有盛名的阿立斯却默斯机械制造公司。1948年9月，父亲怀着对祖国的热爱，真诚热情地在美国密尔沃基市国际关系俱乐部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解中国”的演说。演说内容包括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古代发明、宗教与宗教生活、地理背景、粮食与洪水及中国古今教育诸方面状况。让美国朋友知道：中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的民族，在近百年中受列强欺凌，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1949年5月，解放军已过长江，国内战局已定，父亲毅然放弃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回国，成为密尔沃基市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位回归祖国的人。由于国民党撤退时在长江口埋下了许多水雷，外国船只不敢开进上海港，只好停泊在香港，当父亲到达香港时，国民党政府倒台，于是父亲在香港停留了两个多月，最后丢弃了所有行李物品，冒险乘走私船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抵达天津，辗转回到了浙江大学，开始了为新中国的教育科研事业奉献一生的征途。

        几十年中，他在力学、化机、轻工机械、断裂力学各领域都培养了大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四人帮倒台后，他深感“文化大革命”造成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我国科技水平已落后世界一大截，内心十分焦急，感到要做的事太多了，首先要保持健康的体质。于是，他每天坚持跑步锻炼，日以继夜的伏案工作。他珍惜时间，在节假日也不休息，家母的日记中曾记载，他从1973年起到去世的十年中，不论寒冬或炎夏，每年有120天以上，奔波在外。他不辞劳苦地到合肥、上海、自贡、武汉、北京等地，为断裂力学在压力容器上的应用举办学习班、作报告、进行学术交流，还主持了从日本引进大型乙烯球罐断裂力学安全分析攻关组的工作和中带裂纹氨合成塔的安全性研究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坚持和大家一起值夜班，风尘仆仆地来去于现场、试验场和谈判桌之间，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尊、自强、不畏强手的精神，指出日方存在的问题，驳斥他们裂缝无碍的谬论，让日本专家目瞪口呆，显出一副前倨后恭的样子。在这场国际性较量中为我国争得了声誉，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父亲攻克了这些国家重点课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从而开创了我国用断裂力学分析、评定大型工程设备安全性的先例，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

       父亲是突发疾病和医疗的失误而病故的。直到病危的前二天，他仍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为研究生上完最后的几节课；在送医院抢救的前一天，他还亲自扑在英文打字机前打出国论文……父亲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他经常用来鞭策自己的座右铭“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体现了老一代爱国科学家春蚕吐丝、至死方休的精神风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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