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崟（1907-1965），字慕骞，浙江瑞安人，早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1931年任松江县立中学教师。1932年-1937年供职于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1937年以后，先后任教于渐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

其任职浙图期间，被聘为编纂组组长，负责整理编目，兼编书刊。如《善本书目甲编》《中日文普通图书总目》，都是由张崟负责组编纂的。浙图出版的《浙江图书馆馆刊》（双月刊，开始一年为月刊）《图书展望》等，也都是由编纂组负责的。以“提倡学术，导扬浙江文献”为旨趣的《文澜学报》对外影响甚大，张崟就是该报的主要编辑之一，且“任劳独多”。尤其是张崟多年潜心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著有《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等著作多种，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成果最多的学者。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谈论文澜阁《四库全书》时津津乐道的大多是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等对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和保护的贡献，却没有人对张崟在“四库学”方面的贡献做出应有的评价。本文拟对张崟在“四库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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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百年学术论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收入了张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

一

张崟和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关系，早在1931年就发生了。那一年春天，张崟任松江县立中学教员时，就曾趁春假之机来到杭州观摩过文澜阁《四库全书》。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展卷摩挲，实惬素抱。惜行色匆匆，未悉究竟。”第二年（1932）春，浙江省教育厅报请浙江省政府批准，委任陈训慈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是张崟在南京中央大学时的老师，张崟应陈训慈的邀请，供职浙图，“因得常与《四库》共晨夕”，致力于《四库全书》的研究。其“四库学”著作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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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百年学术论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收入了张崟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

二

从张崟的“四库学”著作中不难看出，张崟对“四库学”的主要贡献是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撰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诏谕天下，搜访群书开始，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写告竣，历时达十年之久。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也就是第一份《四库全书》告成之后，乾隆皇帝“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朕翠华临莅，士子涵濡教泽，乐育渐摩，已非一日，其间力学好古之士、愿读中秘书者，自不乏人。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因下令四库馆再缮写全书三份，分藏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眷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这就是著名的“江南三阁”的由来。

“江南三阁”建成差不多60年后，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镇江、扬州，文汇阁、文宗阁被付之一炬。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太平军又两度攻入杭州，文澜阁阁圮书散，虽经杭州地方士绅丁申、丁丙兄弟的冒死抢救，也只掇拾阁书残编八千余册，不足原书的四分之一。这残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便成了江南地区的惟一，也是宫廷之外的惟一。为延续浙江文脉，“光东南文教之传”，浙江藏书家和学者们在官府的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难，不仅重建了文澜阁，还费时数十载，“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创造了“四库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左至右，依次为丁丙、钱恂、张宗祥像，三人先后组织了文澜库书的三次补抄工作

张崟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浙江图书馆工作的，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离职。在此之前，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资料，主要有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的档案、《两浙盐法志》、清末民初孙峻、孙树礼编辑的《文澜阁志》以及后来丁丙、钱恂、周庆云等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档案等。至于有关“（文澜）阁之原址，及其失而复聚与移藏浙馆之经过，则知者寥寥。籍更叩以四库之意谊，卷帙之多少，成书之时代及其动机，则知者益寡。而如版本之递嬗，尤非所语于恒人矣”。

有鉴于此，张崟充分利用了与《四库全书》“共晨夕”机会，“参稽旧籍，核要叙次”，撰成洋洋13万余字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发表于1935年1月出版的《文澜学报》第一集上。此前发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七阁四库成书之次第及其异同》《西湖文澜阁规制征故》则附于相关章节之间。

如果说《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目的是向“远宾遐客，学子商侣”介绍文澜阁《四库全书》之今昔、价值，“旨在通晓,无取繁征”，《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则是一部系统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学术著作，而且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专著。（2004年，顾志兴先生出版了《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专著，2018年经增订后，再版时改名为《文澜阁四库全书史》，也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方面的专著。——编者注）

▲丁丙组织的光绪补抄本内页

全稿共分《四库全书》之编纂、《四库全书》与文澜阁关系之由来、文澜阁志遭劫重建及其归并、阁书燹后之补苴、阁书规制之今昔观、浙江省立图书馆藏《四库全书》之现况、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要性、附录等八个部分。其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收录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图为杭州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本）

第一，详细叙述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沿革。张崟之前，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不乏记载和介绍，但没有如是之全面且系统者。《史稿》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研究，系统梳理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沿革，虽涉嫌简略，但一目了然。正如作者在《文澜阁四库全书浅说》引言中所言，“苟得使览者得闻大概，馆员稍省辞费”。

第二，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证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有许多问题存疑或过于简略。比如，阁书入藏的时间问题，补抄的有关细节，文澜阁志之主司、管理人员，阁书的储藏、阅览的方法等，不仅一般读者无从知晓，即使专业的学者也都无从谈起。张崟在《史稿》中广征博引，尽可能详细地进行了考辨，第一次系统的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已经为四库学研究者所借鉴。其中，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价值问题，张崟在是书中单列一节“文澜阁《四库全书》之重要性”，特别指出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因抄补而转较原著录为更可宝贵者在焉”，并举数例以证之，开了抄本文澜阁《四库全书》学术价值之先河。

第三，保存了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的珍贵史料。文澜阁《四库全书》毕竟不是原抄，且文澜阁也在1928年之后与《四库全书》脱离，有关晚清民初的关于文澜阁及《四库全书》补抄的故事也渐渐成为历史。因此，《史稿》中所保存的有关文澜阁及《四库全书》沿革的史料，为后来者研究文澜阁及文澜阁《四库全书》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尤其是附录中所附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大事年表》《丁氏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缺简记》《文澜阁四库全书燹余原抄表》，对于我们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历史，对于我们将来研究文澜阁《四库全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据笔者所知，目前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的主要著作，均直接或间接使用了《史稿》所提供的资料。

▲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内页（图为《文澜学报》杭州古籍书店1987年影印本）

三

除撰写《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致力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之外，张崟还积极参与了民国间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讨论，是民国浙江“四库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民国间影印《四库全书》的动议，最早发端于1919年，由北洋政府倡议印行。但由于曹锟亲信利用手中的权利索取贿赂，以及直奉战事爆发等原因，未能施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告急，古文物南迁，文渊阁《四库全书》转运至上海。为避免《四库全书》遭《永乐大典》之厄运，有识士之士遂重拾影印之议。

▲钱恂组织的乙卯补抄本内页

1933年春，教育部委托当时庋藏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合同》，正式启动影印《四库全书》项目。此议一起，在教育界、文化界内部掀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众多知名学者，如陈垣、王重民、柳诒徴、孙楷第、傅斯年、董众、郑鹤声、金梁、董康、叶恭绰、谢国祯、黄云眉、吕思勉、孟森等纷纷著文发表意见，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

▲张宗祥组织的癸亥补抄本内页

作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研究的专家，张崟自然也不甘置身事外。该年九月末，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守和自京城来杭州访书，赠所携油印《四库孤本丛刊拟目》一帙,张崟读后，认为此目与北平馆之《罕传本拟目》及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颇多异闻，遂“爰不惮烦撰，为之整齐排比，成比较表”，以“资书林掌故之谭助”。这就是发表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五册上的《最近景印四库书三种》一文。

该“表”横分六行，依次是“部”、“类”、“四库罕传本拟目”、“四库未刊本草目”、“四库孤本丛刊目”、“版本”。其中“版本”一行，又分为二，以示“所列库书之原来底本与近世所已刊行者”。表中所列书目，计北平馆拟目260种（经部24种，史部30种，子部36种，集部170种），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草目343种（经部89种，史部29种，子部59种，集部166种），目录委员会所编之孤本丛刊拟目180种（经部35种，史部15种，子部24种，集部106种），功夫之巨，实为罕见。

▲文澜阁《四库全书》原抄本内页

张崟作此表之目的在于欲“荟萃全国专家之主张，折衷《罕传》与《未刊》两方之意见”。从实际情况来看，表中每列一书，辄用不同的记号注明其版本，使读者对三种“拟目”优劣一目了然，从而为影印《四库全书》书目的制定提供了版本学的依据。不仅如此，他还特地标注了三目中浙江图书馆藏之文澜阁本有原抄足本者，以“可供将来互勘作校记之用”，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尽管由于时局的原因，民国影印四库的工作没有如愿完成，但张崟作为一位“四库学”专家为之所做的努力，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失去价值，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进行“四库学”研究的优秀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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