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治水神话中，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为著名。在余杭、德清一带也曾出现过一位与鲧、禹同一时代，并协助过他们治水的英雄人物。这位神话中的英雄不仅身材高大，而且治水的能力不同凡响。鲧治水的方法是“堵”，也即筑堤，其子禹作了改进，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而这位治水英雄却融合鲧、禹的不同治水方法，因地制宜，分别采用筑堤束水和因势疏导两种方法，使洪水得到大治。这位治水英雄就是防风。 防风是“汪芒氏”的首领，因在禹大会诸侯于会稽时迟到，被禹所杀。《国语·鲁语下》中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良渚先民迁往何方了呢？我们发现大约在与良渚文化从太湖地区消失前后相若之时，岭南的石峡文化和中原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中也出现了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这些事实为追寻良渚先民的去向提供了线索。 
△防风氏 石峡文化是粤北地区的土著文化，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器物与习俗，但是在石峡文化晚期墓葬中突然出现了袋足鬻、形制先进的有柄石钺和有段石锛，还有玉琮、玉璧、玉环、玉坠和玉锥形器等。这些器物都不是当地固有的文化因素，在石峡文化前期根本不见它们的雏形。这些器物无论是原料与加工技术，还是形制与纹饰都和良渚文化的同类器一模一样，而粤北与太湖两地相距千里，路途如此遥远，很难想象这一现象会是商品交换或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是玉琮、玉璧这一类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对于习俗、信仰都不相同的石峡先民来说，也绝无仿制之必要，因此石峡文化中出现的这些良渚文化器物，必定是良渚移民带来的。由于这些良渚文化器物是和石峡文化器物一起被埋在具有当地葬俗的墓葬里的，因此这些墓主当然不会是良渚移民。大概携带这些器物南下的良渚先民力量较弱，他们在当地被土著吸收同化了，因此良渚文化因素在粤北地区只像昙花般一现就消失了，再没能在南方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在中原地区情况却完全不同了。尽管北迁的良渚先民也未能在中原地区重建自己的文化，然而在中原龙山文化，尤其是陶寺类型中却多方面地显示出浓厚的良渚文化因素，而且，这些因素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原文化，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良渚先民的石器制造技术，比同时代的中原先民要进步许多。随着良渚先民北迁，许多良渚文化特有的石器这时都在中原出现了。此外，良渚文化玉器主要有琮、璧、钺、璜、镯、环、牌饰、三叉形饰、冠形器、锥形器、砭针、带钩，以及管、珠、坠饰、项饰和各种以鸟、龟、鱼、蝉为造型的饰件。大体可分为礼仪和祭祀用器、装饰品三大类，尤以玉琮、玉璧、玉钺及砭针最令人注目，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 禹在中原控制了吴越地区以后，防风如同蚩尤、共工一样成了罪人，大禹治水的神话早已皎皎然举世赞誉，而防风治水的神话却泯泯然知者甚少，防风神话被历史湮没了 古籍中对防风氏疏于记载。先秦古籍仅有片言只语，如《国语·鲁语下》说：“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且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此外，《韩非子·饰邪》《史记·孔子世家》都有关于防风氏的简单记载。以表、策、书、启诸体散文擅名的南朝梁文学家任昉，在《述异记》卷上则言及吴越地区祭祀防风氏的风俗：“今吴越间防风庙，土木作其形，龙首牛耳，连眉一目。昔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防风氏后至，禹诛之，其长三丈，其骨节专车。今南中有姓防风氏，即其后也，皆长大，越谷，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加嗥，三人披发而舞。” 
△防风氏神像 地方志对防风氏虽有记载，但较简略，内容大凡关于防风故国所在地。关于防风如何治水、为何迟到等则没有记载。 清光绪《杭州府志》载：“余杭县有金鹅山，山鸣则出贵人，古防风氏封此。山下有风渚，山旁支垅直抵钱塘，与龙门山相接。”清嘉庆《余杭县志》等都有基本相同的记载。仁和县人翟灏，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曾官金华、衢州府学教授。他好学不倦，经史之外，诸子百家、山经地志无所不读。往来南北十许年，五方风土靡所不涉。其《艮山杂志》说：“防风氏庙在廉德乡朱奥村，父老相传，乡民祈田蚕之所，不知何代所立。”《晋书·地理志》也明确称：“武康，故防风氏国。”“廉德”“朱奥”均为宋时小地名，属仁和县。而金鹅山，旧志说在余杭，今余杭并无此山。据《德清县志》，金鹅山在今德清县乾元镇，南宋时这一带即属德清，不归余杭。余杭原有彭公乡，与德清三合乡隔山为邻。三合乡有封、禺二山，有防风氏庙，传为防风古国，彭公本也应属防风古国。彭公即防公，从方之字与彭字古可通假。如《易·大有元亨》：“匪其彭。”《周易章句证异》：“彭，子夏传作旁。”《诗·小雅·北山》《诗·大雅·丞民》并云：“四牡彭彭”，《说文》作“四牡騯騯”。《春秋经》成公十八年：“晋侯使士鲂来乞师。”《公羊传》：“鲂作彭。”防以方为声符，方是其本字，防与彭古皆阳部字，防、彭自可通假。余杭之彭公可能原为防公，自然与防风氏传说有关。 近年来，经民俗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一批有关防风氏的口碑传说从民间被发掘出来。从这些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的口传文化看，防风氏的形象生动丰满。 防风神话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创造者应当是良渚文化时期的先民。防风故国的所在地是封山、禺山一带。“大禹杀防风”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1世纪，距今有4000多年。这正是良渚文化由盛转衰的时期。在防风故国，这一时期因海平面的波动和苕溪的改道而曾经有过大面积的水灾，一些良渚文化遗址的上层，有受水淹之后留下的淤泥痕迹。良渚文化中先进的玉器、陶器等也在这一时期突然消失，而渔猎采集的经济生活又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上，这实在是浙江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挫折。与此同时，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却在黄河流域传承。 因此，“大禹杀防风”的神话，是否反映了北方民族南下和良渚先民的上层北迁的事实。而防风治水的神话，实际上应是良渚文化先民的后裔们创造出来的。他们面对着被洪水淹没的故土，承受着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需要有精神支柱来支撑着生存下去。他们幻想和期待着有一位伟大的神明，能够驱走这滔天的洪水，让他们重新回到祖辈相传的这片美丽之洲。
△德清防风寺 关于防风治水神话传说，在湖州一带流传的《防风治水》《防风井》《防风为何封王》等神话，都描绘了防风故国处于山区与平原过渡地带的特点，一遇暴雨，山洪暴发，淹没原本地势低洼的水乡平原，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危害。身高3丈、心系百姓的防风在洪水中察地形、观水势、住山洞，以树皮、草根充饥。最后采用筑堤束水和因势疏导两种方法，选用息土堆筑了一个硕大的盆，用以储存洪水，又在其四周开据49条渠道，其中24条引进西北滔滔而来的洪水，25条将大盆里的洪水导泄到东南大海里去。这就是传说中太湖和太湖流域的来历。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冰后期以后太湖与太湖平原是一片浅海，仅有少数孤岛出露水面。后来随着长江、钱塘江、苕溪等河流所挟泥沙的沉积补偿作用，太湖及太湖平原渐渐地形成了。这与防风治水神话中用息壤造大盆，然后开渠疏导，将洪水赶到东海，最后形成了太湖及太湖平原的传说颇为相似。 无论如何，防风治水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吴越地区在何时开始立庙祭祀防风，至今已不可确考。据古籍载，西晋元康元年（291年），武康县令贺循在封山建防风祠，说明至迟在距今1700多年前的晋代，吴越地区就建庙祭防风了。据文献记载，较为著名的防风庙有三处，一在仁和，一在绍兴，一在武康。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第十四《古神祠》载：“防风氏庙，在廉德朱奥。”《咸淳临安志》中亦载：“防风氏庙，在廉德乡朱奥村父老相传播，乡民祈田蚕之所，不知何代所立。”其地在今杭州北郊笕桥镇，已废。清朝李享特重修《绍兴府志》卷三六载：“防风庙。南宋嘉泰《会稽志》：在县东北二十五里，禹诛防风氏，此其遗迹。”《晋书·地理志》称：“武康，故防风氏国。”武康的防风庙位于今三合乡封山南麓。它是历史最悠久、祭祀最隆重、规模最大的防风庙。民间传说，大禹杀死防风后，想到防风曾辅佐自己风里来雨里去治理洪水，并将太湖地区的滔滔洪水疏导到太湖和东海中去，使一方百姓能安居乐业，感到自己错杀了防风。为补救自己的过错，大禹就封防风氏为防风王，令防风国建立防风庙祭祀防风。原庙规模甚大，包括三进建筑（前殿、戏台、正殿）、一处天井、一处广场、一条庑廊。据当地父老传言，供奉防风庙的正殿为三间歇山式大殿。百姓为纪念防风氏一生劳碌奔波治水，将其塑为坐像。大殿柱子上还镌刻着一副讴歌防风氏的楹联： 五千年藩分虞夏，矢志靡陀，追思洪水龙蛇，捍患到今留福泽； 一百里壤守封禺，功垂不朽，试看崇祠俎豆，酬庸终古沐神庥。 楹联今已不存，正殿前的阶沿石犹在，长达21米余，由7条3米左右的长条石砌成。近年来，德清防风庙已修复，背封山面风渚湖，不仅建筑宏大，自然环境也十分优美，成为一处颇为吸引人的旅游胜地。 
传说有时会折射出历史的真实，大多则表达百姓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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