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西湖赏梅之风的复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西湖梅花
一、逃避现实的迫害
明代的知识分子虽比元代有更多的入仕机会，也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与宋代相比，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却险恶得多。明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至末代皇帝朱由检，他们的能力姑且不论，其中的很多人要么暴戾，要么多疑，要么荒唐，尤其是明代独有的“廷杖”，辱士尤甚。
 自明初方孝孺至明末东林党，有明一代的士大夫经常如行走于刀锋箭镝之间，以“泠风热血，洗涤乾坤”，在青史上留下悲壮惨烈的血痕。很多人将嘉靖年间的“大礼议”视为明代士风的一个转折点。“大礼议”是明代士权与皇权规模最大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抗争，结果不仅有很多官僚当场毙命于廷杖之下，还有更多的人遭到罢职、贬官、流放。虽然此后热衷于仕途经济的知识分子依然很多，但嘉靖年间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人的归隐倾向越来越明显。许多士大夫开始将关注点从庙堂转向山林，从自我约束转向自我认知与精神解放，避世高隐和高品位的燕闲游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追求。这种价值取向在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江南一带尤为显著。这是中晚明杭州赏梅之风复兴的一个因素。
二、追求个性的舒展

      政治环境对学术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人的思想又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在中国思想史上，人们常常将宋明并举，这主要是因为明人的主流学术思想基本沿袭了宋人的理学和心学。关于明代学术的变迁，《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七之《朱子圣学考略》中说：

      朱陆二派，在宋已分。泊乎明代，弘治以前，则朱胜陆。久而患朱学之拘。正德以后，则朱陆争诟。隆庆以后，则陆竟胜朱。又久而厌陆学之放，则仍伸朱而绌陆。讲学之士，亦各随风气以投时好。

      明代前期，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有曹月川（端）、薛敬轩（瑄）等祖述紫阳家法，修养功夫从敬门入，走整齐严肃一路，明于天理人欲之辨。此一路功夫，若最终未能在心地起受用，而又用功过猛，就会使身心被拘，反受其病。当时虽然也有吴康斋（与弼）、陈白沙（献章）等人能于清苦自砺中见得鸢飞鱼跃的气象，但明代前期的学术风气总体上还是以深沉内敛为主，有时学者自律之严近乎苛刻。

王阳明

      正德间，王阳明的龙场一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此一悟非个人之悟，而是整个时代的顿然开悟。王阳明没有将自己的思想根植于天理，而是将其根植于自我的真实生命，即本心之良知良能。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人的心灵由此获得呼吸和舒展，展现出巨大的魅力，因此风靡大江南北。阳明心学有一个副产品，便是“乐”，“乐是心之本体”，“常快活便是功夫”。这与整齐严肃的朱子学风格迥然有异，引导了一时学风。然其末流误认“妄心”为“良知”，猖狂肆行，已非名教所能羁绊，在获得心灵自由之后，没能找到新的方向，遂使社会陷入新的困境，又为朱子学的复兴提供了条件。此处暂且不论。

      杭州地处两浙之交，受阳明心学影响深远。嘉靖、万历年间，杭州有位著名的藏书家、养生家兼学者高濂，他的思想便深受阳明弟子王艮的影响，主张怡情养性、养性遵生，所著《遵生八笺》就是“虞燕闲之溺邪僻，叙清赏以端其身心”。以清赏端养身心恐怕是当时杭州士人的共识。通过高濂，我们会理解当时杭州士人的心态，以及他们何以如此注重清赏，虽然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

      在高濂看来，性灵重于事业，人要安于成命，懂得放弃，使得自我生命得以舒展。他说

      古云:“得一日闲方是福，做千古调笑人痴。”又云：“人生无百年，长怀千岁忧。”是为碌碌于风尘，劳劳于梦寐者言耳。吾生七尺，岂不欲以所志干云霄、挟剑寒星斗耶？命之所在，造化主宰之所在也，孰与造化竞哉？既不得于造化，当安命于生成，静观物我，认取性灵，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狎玩鱼鸟，左右琴书。外此何有于我？

高濂《四时幽赏》

      能知清风明月为可乐者，世无几人。清风明月，一岁之间，亦无几日。就使人知此乐者，或为俗事相夺，或为病苦障碍，欲享之有不能者。有闲居无事，遇此清风明月不用钱买，又无人禁，而不知此乐者，是自生障碍也。

      我辈能以高朗襟期，旷达意兴，超尘脱俗，迥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妙观真趣。况幽赏事事，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举足可得，终日可观。梦想神游，吾将永矢勿谖矣。果何乐可能胜哉？

      在个体生命和道义并不冲突的情况下，突出个体对生命的感受力，对幸福的感受力，乃至实现精神上的高峰体验（大乐），表明一个人对生活品位和生活艺术的追求，其核心是对性灵的认取。人在品味和欣赏的时候，就是在和性灵打交道，在给性灵以滋养，使其有充分舒展和生长的机会。这是生命最重要的任务，是一种自我实现。同时，性灵的舒展和生长又使得体内气机调和，有利于身体健康。身心致和的表征便是油然而生的喜乐，以及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在此状态下，人会与周围的人与物产生某种亲和，由此实现身、心、人、物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人、人与万物，乃至人与宇宙之间的大爱、大和谐。这是高濂所未言而应有之意。

      武林一带山水秀甲东南，明清之际性灵派、公安派文学家多曾结缘杭州、加上以高濂、李渔、袁枚等为代表的文人雅士的推动，使这里的清赏之风大盛。西溪植梅、赏梅，孤山的多次补梅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三、居民致富的需要

      明代中后期，江南一带的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经济上的富足，必然将人的生活引向精致，人们有财力、有心情去追求高品位的生活方式，植梅、赏梅也因此有了物质上的保障。同时，西溪一带的“居民以树梅为业"，梅子需求量的大增，使农民通过植梅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因此，在嘉靖以前尚不十分著名的西溪梅，在万历间突然繁盛，就与西溪居民和寺院僧侣的大量植梅有关。一些文人雅士参与西溪梅花的种植可能只是为了玩赏，但规模浩大的十八里香雪，则一定是西溪僧侣和居民为了生计大量植梅的结果。

      马如龙《（康熙）杭州府志》卷六云：“西溪十八里夹道种梅，巷曲数十万树，惟绿萼者结实尤佳，他处莫及。”这是西溪一带绿萼梅兴盛的原因，又由于这种梅花白萼绿，清逸高雅，为士人赏爱，所以绿萼梅便成为土著居民谋利与士大夫清赏的最佳结合物。然而，当梅子已经不足以成为西溪人的最佳经济来源时，他们的主业也会随之改变，从而导致西溪梅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