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从贩卖钱钞的钱铺发展起来的。南宋官府发行纸币关子、会子和钞引，市场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临安出现很多“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用铜钱买卖金银和各种钞引。南宋灭亡后，交易铺消失，但民间买卖钞贯仍然存在。明万历年间(16世纪70年代前后)，又出现买卖铜钱和钞贯的铺户。

△ 图丨钱庄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钱铺发展很快。道光年间，杭州的钱铺已开发钱票，收存豪商大贾之银。此时的钱铺已初具钱庄规模，且多为宁绍商人开设。当时杭州形成钱业市场，钱铺可以借此支持南北贸易，沟通款项汇划。有的与官府往来，受托收解饷、税各款，逐步形成钱庄。钱庄业务尽管与现代银行有所不同，但大端已无相异，有存款、放款、汇兑和货币买卖等。
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开埠，丝、茶等对外贸易激增，汇兑业务日繁，加之外国银元流入，导致钱庄业务大增。当时杭州的钱庄资力雄厚，居于“百商之首”，影响力远达京、津、沪、汉。杭州本帮钱庄数量一度超过外帮。同治末年(1874年)，杭州建立钱业会馆，出现大同行、小同行和现兑庄三类不同的钱庄，形成较为系统的钱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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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丨钱业会馆

大同行钱庄又称汇划钱庄，是钱业同业组织的会员单位，可直接进入钱业市场交易，主要办理异地资金汇划和为工商业调剂资金，是业务规模最大的一类钱庄。服务对象以较大的商号以及鸦片战争后发展起来的一些实业为主。大同行钱庄资本金高的有五六万元(两)以上，小的不足万元(两)，一般在一二万元左右。它们与外地如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汉口、九江等地的汇划钱庄有密切的信用业务关系。本埠同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则无须支付现金，采用“过账”的办法。大同行钱庄控制钱业公所(公会)，它们派有“司月”“司年”轮流坐庄，并订有严密的庄规。
小同行钱庄又称非会员钱庄，也参加同业组织，但不能直接进入钱业市场交易，只是在一个大同行钱庄里开户，服务对象主要是本地客户，一般不经营异地资金汇划，资金结算由所挂靠的大同行钱庄代理。小同行钱庄的资本大多在五千元(两)以下，一般为二三千元不等。
再一类是现兑钱庄，又称“兑换店”“现兑庄”，它们不参加钱业同业组织，从事中外各种货币的兑换业务。

△ 图丨交子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杭州各行业中“以钱铺为第一资本，最大者可盈余三四万金，锡箔次之……典铺仅得官利禄，典质者多，取赎者少，架本过重，以致不能利市”。据宣统二年(1910年)统计，当时入钱业会馆的钱庄有59家，未入的现兑庄和兑换店百余家。清末现代银行兴起，后上海又发生金融风潮，使杭州的大同行钱庄大批倒闭，仅剩下半数。但民国3年至17年(1914-1928年)却又迎来杭州钱业的鼎盛期。民国初年钱庄恢复发展，民国2年(1913年)钱庄和银行分别有“十户和二户：晋泰、泰生、开泰、同和、生昌、寅源、交泰、广大裕、裕源、安孚、浙江银行、兴业银行”。

△ 图丨兴业银行旧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现代工商业发展较快，因为“获利颇为丰润”，钱庄和新兴的银行同遇发展良机。民国4年(1915年)，设在柳翠井巷的钱业会馆改为杭州市钱业同业公会，先后推举宓廷芳、倪幼亭、王子球、李春枝等任主席，下设监事和审查理事会，制定《营业规则》进行行业整顿，推动钱庄和钱业健康发展。当时经营较好的“大同行为泰生、晋生、唯康、怡源、信昌裕、元泰、安孚、开泰、生昌、寅源、仑源、德昌、谦豫、交泰、庆和等；中同行为裕源、瑞泰、永裕、盈丰、恒盛、鼎泰、义孚、慎康、德丰、衡康、泰源、天源、道生、拒康等；贴票店为泰康、瑞和、承康、泰顺、致和等共四十余家”。

△ 图丨宓廷芳与子女在宓家大院合影

民国8年(1919年)，泰生、怡源、信昌裕、唯康等庄盈利“自二万余元至三万余元不等”。至民国20年(1931年)，市区有大同行钱庄23家，小同行钱庄26家，未入会的现兑庄25家。后世界经济危机和“九·一八”“一·二八”等事变影响工商业发展，又几家大银行陆续开办储蓄业务，致使钱庄陆续倒闭。此后到民国25年(1936年)继续开业的只有大同行钱庄12家、小同行钱庄17家，但次年全部停业。又因为实行法定货币政策，现兑业务已无必要，现兑庄、兑换店也全部停业。
汪伪政府统治时期，沦陷区物价不断上涨，利用金融资金从事物资囤积投机有厚利可图，于是一批投机性的钱庄相继开业。当时的杭州市钱业同业公会记录显示，经汪伪财政部注册的银号、钱庄有五源、信昌、裕昌、大春、日新等45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规定，在汪伪政府统治时期注册设立的一概停业，战前停业的钱庄可以申请复业。在市区复业和新设的钱庄有亦昌、诚昌、同昌、盈丰、寿康等34家。但通货膨胀愈演愈烈，钱庄正常业务已无法开展，无不设置暗账，把资金转向黄金、物资囤积的投机活动，或以暗息拆放，攫取高利。杭州的钱庄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部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