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学大师姜亮夫教授生于一九〇二年五月十九日，一九二六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问学，后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任杭州大学教授，历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长，曾被推举为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在楚辞、敦煌、古史及古汉语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著作汇录为《姜亮夫全集》二十四卷。今天是姜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特刊发姜先生的学生并曾担任姜先生学术助手多年的傅杰教授的回忆文章。

先生嗜书如命，中学时代近视已高达八百度。他看书的模样乍见之下令人吃惊——那差不多是把书贴在脸上，然后周而复始地上下移动。初见先生，先生就说：我现在眼睛也瞎啦，不能看东西啦。但直到他卧床不起，十来年里，他都是那样一边声称瞎啦瞎啦，一边孜孜不倦日复一日地捧着书在眼前移过来移过去。为了先生的健康，师母时常要限制他的阅读和谈话。一次师母怀着对先生的不可救药的怜悯与无奈向我抱怨道：你的老师，只要给他一张有字的纸，他就会不停地看呀看的。

我投考到先生门下的一九八三年，他八十二岁。可就买书而言，他彻底是“不知老之将至”——准确地说，是不知老之已至的。在我入学当月，上海古籍书店影印了分订为十六册的《王国维遗书》，定价二十六元，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先生不容商量地说：“这个你一定要买一部的。我的也不全了，你帮我也再买一部。”无论在家，还是住在医院，只要我有一段时间没去，先生见了我不说必问、却也是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最近可有啥子好书？”我把书名报上，他就开始评点：这个你该买的，这个你该读的，这个是可以暂时不看的，这个是完全要不得的。除了那些新著，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书。惟一的例外是我提及巴蜀书社据王利器先生的藏本翻印了清人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先生说他没有见过——当然又是让我赶紧买了回来。

在印象中，常使晚年的先生伤怀的事有三：

一是回想起关怀教诲过他的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老师（他不曾忘记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天晚上去拜谒导师王国维，辞别时王先生让家仆打起灯笼，随他一起把先生送过流水桥，叮咛说你眼睛不好，过了桥路就好走了。忆及六十年前的往事，先生流泪了）；

二是回想起他历年佚失的文稿（他最心痛的是运动既来，因惧祸而自焚的记述廖平、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的《四先生合谱》）；

三是回想起曾经拥有而已不再拥有的图书。所以有了重印的旧籍和新出的好书，他总迫不及待地想买想看。至今我还保存着先生写给我的一张购书单，那是他从报上的广告中抄下来的，其中打头的是清人李道平的《周易集解纂疏》，殿尾的是今人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除了各种单本零册，我帮他买过的大部头书有《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经籍籑诂》《说文解字诂林》和《甲骨文字集释》。他教导我，买书首重三类：基础书、材料书、工具书。像《说文解字诂林》，既是基础书，也是材料书与工具书，虽价贵亦必备。我就跟着亦步亦趋，我想我做对了——凡跟着先生买的书，总是最有用的。

云南昭通姜亮夫先生故居

作为先生创建并亲任所长的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还在入校之前，先生即为我们手订了培养方案，既要求我们由博返约，打下宽广的基础，又要求我们“通过读具体的书，来改革务虚的作法”。他为我们设计了多种课程与专题讲座，除小学和文献学基础外，又由沈文倬师讲授经学源流，刘操南师讲授天文历算，雪克师讲授《汉书·艺文志》，郭在贻师讲授《说文解字》；复请王伯敏教授讲授古代绘画，沈康身教授讲授古代建筑，王锦光教授讲授古代科技，陈桥驿教授讲授历史地理，尽量扩大我们的知识面，试图“使每个学生都能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同时他选定十二种堪称中国文化源头的典籍，根据篇幅分为六大六小，前者是《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庄子》《韩非子》，后者是《周易》《老子》《论语》《礼记·曲礼》《礼记·大学》《屈原赋》，责令我们自选一大一小，精读细读，切实掌握，并以此为范围，来作专题研究。他为这十二种书分别写了言简意赅、很带他个人色彩的研修指导，例如明显是扬荀抑孟的《荀子》提要：

荀子是儒家在战国时代最坚实最刚健的后继人。有人把他和孟子并举，其实孟子是热衷于人学、间夹了些辩家之学（有时是诡辩），远不如荀子之沉潜深邃。而且荀子对战国诸家学说都有深透了解，诸经各家各派可能都沾着些沫液（《诗经》为最重，毛、鲁传授都说是荀子）。他对儒家学说，是有发展的。如《正名》《解蔽》，发展了孔子正名之说。《礼论》《乐论》，几乎都为汉儒所本。而且批评当时的神秘论以及刮偏风的性善说，《天论》《非十二子》几乎把战国以来主要的带些神秘性的学说都批评到了。他又在楚国做官，老庄的学说虽未正面批评，但是若把《齐物论》与《正名》《解蔽》对着研究，是有一定启发性的。

这样前后左右加以联系，开掘下去，就能以一种典籍为中心，带动其他文献的阅读，触及很多重要的问题。但我当时不能体会扎扎实实精熟一本书的好处，很想一口吃成胖子。正好先生同时还要我们随训诂、音韵、目录等必修课，阅读《尔雅》《广韵》和《四库全书总目》，我便提出要以十二书外的《总目》作为主攻对象。先生当即予以否决，说《总目》是必须看的，但不能代替原典的研习；它评了很多书，你都没有读过，只能徒记所列的书名，焉能知其评价的得失？那样你就只能是浮在面上了。说来这本是前辈学者共同的治学经验，而从先生的《思师录》中，我更了解了先生教学思想的渊源。先生初就学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龚道耕、林思进二名师指导下研读《诗经》《尚书》《左传》《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和《广韵》。龚先生说：读这些书就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而林先生强调：做诗万不可从读诗话入手，读史万不可从读史论入手——

某日余侍先生于霜柑阁，询余近读何书，因敬报读《文史通义》，但多不了了。先生笑曰：“你还老实，读不懂是应当的。此类书如某某诗话、词话、史论、经论等等，作者可能是一生心血；而读者如君辈，则不过助谈资而已。未读历朝正史，如何能读《文史通义》？未读工部全集，如何能读诸论杜诗之作？论史论文在学识已深湛者，可能得所启迪；君辈读此等书，则一生无成矣。”

先生说这些话让他“一生奉为圭臬”。后来我在太炎先生文录中，读到“学无绳尺，鲜不眯乱，徒知派别，又不足与于深造自得者”的警告，不由得惕然心惊，更深深感悟到导师的重要。我资质驽钝，终学无所成，但能稍知向学门径，则不能不归因于先生当年的棒喝。

先生早年转益多师，而复游学欧洲，归国后又辗转任教于南北各地多所大学，所交接的前修同辈至夥。他曾撰《师友新语》以记之，惜稿不存，惟留其序，从中可以想见其书的仿佛，亦可以窥知先生的性情：

余生平多侘傺无聊，惟师事大儒近十人；同门足当一时之彦者，亦数十人；行数万里路，交接通人，亦往往称莫逆。然于达官贵人、妖姬艳妇，则避其车尘马埃、香粉红脂惟恐不及，故生平往还师友，乃尽为寂寞中人，视刘氏《世说》所载独多显达者至不类。虽然余非敢以文自高者，而以至寂寞之笔，写至寂寞人于三五之夜、人静灯昏时，偶思前踪，一检此册，则为师为友之声音笑貌，历历在目，已足以荡其胸臆。苟以传遗诸友，下及子孙，使各能会其一语一言之乐者，则似较大椽为王公大人作起居注以谀墓宠时者，为稍知耻云。

阅人既多，阅书更多，因此听先生忆旧事，谈掌故，评骘并时的学者和学术著作，自是一大快事。他的评骘往往褒贬鲜明，肯定不会都是平正公允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一则先生并不以亲疏别好恶。他的故友蔡尚思先生表示愿意来给我们讲授思想史，先生说他没敢答应，原因是“他书看得很多，但思想完全是乱的”。二则耄耋之年的先生仍然是好学而服善的。一天我去，先生正靠在床头看《管锥编》，他一面举书向我示意，一面大摇其头说：“真是个要不得的书！”这自然使我颇觉意外，等着欲闻其详，却听先生接着叹道：“中国的，外国的，都打通在一起，实在是渊博得不得了，而且又博又精，真是要不得！”我这才恍然：先生说的乃是“了不得”——而不是“要不得”。

当时我正重读《围城》，发现第三章中一个时间疏误：方鸿渐得罪了苏文纨，第二天去信致歉，称“昨日”如何如何，信末署了昨天的日期，又补两行道：“此书成后，经一日夜始肯奉阅。矜气护短，斤斤不肯遽屈之情，思之自笑。”然后再写了当天的日期差人送去。我上书钱先生，说方既存心作伪而您又不存心让他出丑，那么他信中的“昨日”应改为“今日”才能不露破绽；同时也转述了先生关于《管锥编》“真是要不得”的评价。钱先生复信说：

杰兄文几：忽奉惠书，不胜感愧。“昨”字宜为“今”字，作者、译者、读者皆未觉其讹，独具只眼，非君谁属！五十年前与亮夫先生在巴黎一面，饥驱南北，暌隔乖违，未遂请益之忱；鲁殿灵光，表式学人，烦代起居为荷。久病初痊，草复即颂春禧！

钱锺书上 元宵

杨绛同候

我拿了信给先生看，先生认真地说：他才真正是鲁殿灵光，我是不够资格的。

先生的父亲曾是云南东部昭通十二州县光复时的首领之一，自幼受其影响，先生很早即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自中学起就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中年以后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但却从来没有忘怀过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三十年代，先生留学法国，目睹巴黎的风土人情，都表现着法国人的历史与文化，他把这种对传统的承继和护惜称作“历史的因力”，深慨巴黎“一草一木都足以显示其历史的因力”：

因此回想到东方的故国，一般所谓较上层的人有几个不曾忘了自己的历史因力的！忘了历史因力因而无自信之心，于是而天天随人之后，永无安定之机，则所谓百年大计，又从何时下手？何地下手？大家都走到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之道，为社会中坚、群众领导的人既是如此，而真的群众又教育未普，知识低浅，不能择别是非得失，这样一个无目标、无计划的国家，安得不被人零敲碎打，且又岂仅零敲碎打吗？别人已建设了二三百年才有今日，我们即使追赶，此时也大来不及，况且还在睡梦昏昏，不知何时才醒，时间这样不待人，说不定真是亡国亡种的时候到了呵！

这是他一九三五年的日记。这种融透在他血液中的忧国情怀，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并无改变。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被送进浙江医院之前，从广播听新闻、让家人读《参考消息》，一直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我把一九八九年酷暑之后的十月先生出席古籍研究所青年教师论文报告会时的讲话，看成是先生的最后一次讲课，也看成是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嘱。那天，在家人搀扶下，年近九旬的先生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会场，他说他所以来参加，是想趁机跟大家说几句话：

我们的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概念是有些不同的。这一点事情，我们应有所了解。我们所谓的学术是学术里面有“道”，我们的学术是由“道”来贯穿的。这个“道”字是观点立场问题。传统的“道”，现在看来是有些不适用了，但不是完全不适用。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五四时期，吴又陵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当时我在读大学，对这话不太理解。后来，我慢慢体会，觉得孔子的话有些地方是有问题，有些不合时代了，所以要打倒。但是，孔子仍有许多话，到现在看，只要细心琢磨，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譬如这样两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意思是说，如果用政法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整顿他们，那么老百姓只是勉强听你的话，但是没有廉耻之心。孔子接着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那么老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先生说：每一种学术，都有它自己不可磨灭的“道”在，当然，这不可磨灭是一个时间概念——有一万年的不磨灭，有一千年的不磨灭，有的则可能几年后就磨灭了。他引前人关于读书有君子之学、有小人之学、有妾妇之学的名论，语重心长地希望大家“要把握住自己的‘道’，搞一些光明正大有价值的学问”。

时隔三十多年，先生也早已离去了，但他的话仍然回响在这个世界上，还是那样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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