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时而会被问及杭州寻宋的推荐路线。我一般的答复是：一、如果意不在寻访古迹文物，不如安心游览西湖十景，西湖十景正是源自南宋。二、对南宋皇城遗址不要有执念，因为几乎没有地上文物可供观览。皇城所在凤凰山最值得寻访的古迹是梵天寺经幢，但那是五代遗物。如果非要在凤凰山寻访南宋遗迹，还得劳驾爬几步山路，在胜果寺遗址处可以寻访到宋高宗的“忠实”题刻。三、杭州最显赫的南宋遗迹当然是两处首批国保单位——六和塔与岳庙，不知为何近年来日益冷落。六和塔与岳庙以外最值得推荐的无疑是位于劳动路孔庙的杭州碑林，这里才是杭州南宋文物菁华所在。四、离此处不远的钱王祠虽是全新建筑，但所存明刻苏轼《表忠观碑》一度也保存在杭州碑林。此外最近钱王祠还在施工中重新发掘了宋刻《表忠观碑》碎石，至于此《表忠观碑》背后的离奇故事，可以参读拙文《苏轼被退稿》。

从文物价值与观赏性的角度来讲，杭州碑林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吴越国王钱元瓘墓石刻星图与贯休十六罗汉刻石。如果是寻访历史的印迹，杭州碑林所存宋高宗御制太学石经、宋高宗题赞李公麟绘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像刻石、宋理宗道统十三赞及“大成之殿”刻石，不但是三种极珍贵的南宋御制石刻文物，而且基本勾勒出一部南宋政治文化的演变史，或者说是南宋道学的命运史。

要不要客串给特定的游客讲解宋代遗迹对我来说是相当踌躇的同题，因为总是担心自己的兴趣点与人有很大的落差。比如一到杭州碑林，我最想卖弄的就是寻找太学石经的秦桧跋语，辨认出秦桧的落款之后还意犹未尽，又在“宋高宗题赞李公麟绘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像刻石”前指认已被磨删的秦桧跋语。无论如何，杭州孔庙与碑林的故事，首先与高宗、秦桧这对君臣密切相关，其次由杭州孔庙又会扯出南宋太学与岳飞故宅的一系列问题，结果就让南宋太学石经与绍兴和议那历史纠缠在一起了。

现在一般认为“南宋石经刊石太学当在高宗绍兴十三年十一月之后”，依据是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记载绍兴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条记载：

丁卯，秦桧奏：“前日蒙附出御书《尚书》，来日欲宣示侍从官，不惟观陛下书法之妙，又令知陛下圣学不倦如此。”上曰：“朕之性与人异，无事则静坐观书，所得甚多。”又曰：“朕观古之人君有嗜杀人者，盖不能养性，故多恣暴。大率知足更无事，贵为天子，谁能制之，若不知足，更为侈靡，未有不乱，如唐明皇是也。”……时上所写六经与《论语》《孟子》之书皆毕，桧因请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诏可。

但这条记载只能说明御制《尚书》的始刻时间是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后面讲到“时上所写六经与《论语》《孟子》之书皆毕，桧因请刊石于国子监，仍颁墨本赐诸路州学”可以理解为是追述前事。事实上御制石经的刊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南宋王应麟《玉海》记载：

十三年二月，内出御书《左氏春秋》及《史记·列传》宣示馆职。少监秦熺以下作诗以进。六月，内出御书《周易》。九月四日，上谕辅臣曰：“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学字，又得经书不忘。”既而尚书委知临安府张澄刊石，颁诸州学。

十四年正月，出御书《尚书》。十月，出御书《毛诗》。十六年五月，又出御书《春秋左传》，皆就本省宣示馆职，作诗以进。上又书《论语》《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诏：“知临安府赵磻老于太学建阁，奉安石经，置碑石于阁下，墨本于阁上，以‘光尧石经之阁’为名，朕当亲写。参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亲书经传至数千万言者，不惟宸章奎画，照耀万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画天纵，冠绝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阁将就绪，其石经《易》《诗》《书》《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外，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今搜访旧本，重行摹勒，以补礼经之阙。”从之。六月十三日，御书“光尧御书石经之阁”牌赐国子监。

这样看来，高宗御制石经的刊刻似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绍兴十三年（1143）九月，这时新的太学虽已建成，但主要是在“诸州学”刊石。这个时间点其实非常确凿，因为太学石经各篇末均有秦桧跋语，最后的落款是：

绍兴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魏国公、臣秦桧谨记。

第二阶段是绍兴十四年（1144）以来，这才刊石于新建成的太学首善阁。第三阶段则是孝宗淳熙年间重建“光尧石经之阁”以“奉安石经”并补刻《礼记》五篇。这样梳理下来，杭州最早的刊刻石经并不是在新建太学，而是在临安府学，而绍兴十三年九月临安府学应该刚刚丧失太学的功能。

临安府学就在今天的杭州孔庙。

赵构称帝后，为躲避金兵而从南京（今河南商丘）退至扬州。建炎二年（1128）七月，金军再次南下追击赵构。十二月，金兵攻陷东平府和大名府，知济南府刘豫降金。这时赵构派御营司武将苗傅率八千将士，护送孟太后退至杭州，苗傅抵达杭州后驻扎在奉国尼寺。后来赵构也退至杭州，苗傅与刘正彦等发动政变。政变平定后，赵构升杭州为临安府。直到绍兴二年（1132）正月，赵构遭金军多次追击后终于将朝廷迁至临安。绍兴八年（1138）赵构定都临安后，坐落在凤凰山下的杭州州府就升格为南宋皇城，临安府被迁至当年苗傅驻扎过的奉国尼寺。2005年，杭州市考古所对荷花池头旧城改造工程工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遗迹被认定为是南宋临安府治，并确定其范围南起河坊街，北至三衙前，东依劳动路，西邻南山路。随着府治的迁徙，府学也势必迁址重建。

目前所知有关杭州官学最早的记载是范仲淹笔下的“前知州李谘在任日重修宣圣庙”。李谘于天圣六至七年（1028-1029）知杭州，当时的州学当然也在凤凰山的州治附近。《乾道临安志》记载“旧在府治之南，子城通越门外”，据推测应该就是今南宋皇城遗址西南的苕帚湾西端。而赵构一旦决定以原杭州州治为南宋大内，府学也随府治“于凌家桥东以慧安寺故基重建”，这就是今临安府治遗址东北方向的劳动路杭州孔庙。

因南宋定都杭州，这时的临安府学号称“京学”。都城理论上还需要建设一座规格更高的“太学”，但一时无从着落，于是“绍兴十二年四月议复置太学，诏增修临安府学为太学”，所以现在的杭州孔庙曾短暂承担太学的功能。但府学内设太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时岳飞已经被杀害，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于是南宋又以前洋街岳飞故宅建置太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记载，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秋七月“奉安至圣文宣王于国子监大成殿，命太师秦桧行礼，时学初成，帝自题赐书阁榜曰‘首善’”。岳飞宅或南宋太学的所在地就是今天杭州延安路的嘉里中心，之前这里是浙江医科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医学院）。

南宋太学建成后，临安府学始终是杭州地方官学，历元明清三代再未迁址。1912年民国成立，杭州府学功能丧失，仅府学内孔庙作为祭祀孔子的场所得以保留。1927年国民政府下令废止祀孔，杭州绅儒组织孔圣纪念会，自行筹款办理祭祀并兼管孔庙庙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政府恢复祭孔，1935年孔庙后院空地被建成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新校舍。杭州沦陷后，杭州孔庙被汉奸拆卖后另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再次重建杭州孔庙，1949年以后杭州孔庙陆续为单位及居民占用。1979年，政府决定以原存放在孔庙的南宋太学石经、道统十三赞等珍贵文物为基础，广泛收集与杭州历史文化相关的各类碑刻建成杭州碑林。

依据《玉海》绍兴十三年九月“尚书委知临安府张澄刊石领诸州学”的记载，南宋石经最早是在“诸州学”刊刻，最初并非“太学”石经。但又记裁绍兴十四年以后刻石是“立于太学首善阁及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之前为诸州学所刻石经应该此并入太学石经。

但绍兴十三年（1143）九月未必是南宋石经最早刊刻的时间，这里的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就涉及到南宋石经内容的问题。南宋潜说友编纂的《咸淳临安志》记载，“光尧石经之阁”有御书石经“《易》《诗》《书》《左氏春秋》，《礼记》五篇（《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及《论语》《孟子》”，前引《玉海》记载也是如此。南宋灭亡之后。元僧杨琏真迦系统毁灭南宋文物，本计划以南宋石经充作塔基，幸得杭州推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未得全毁。此后石经长期未获保护，直至明宣德元年（1426）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重加搜集。而吴讷记述此事称：

绍兴二年宣示御书《孝经》，继出《易》《诗》《书》《春秋左传》《论》《孟》及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总数千万言，刊石太学。

吴讷记述的太学石经就多出了一篇《孝经》，而且将时间大大推前。这里就涉及到御制《孝经》刻石的问题，据吴雪菡《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孝经》刊石确有其事，时间是在绍兴九年（1139）：

（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

这时南宋还没有太学，甚至《孝经》刊石与学校无关，只是秦桧的个人行为。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二十五日，朝廷从秦桧的胞弟湖州守臣秦棣所请，颁秦桧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拓本于各地州学。然后到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二十二日，朝廷又从御史汪勃所请，命各地州学以绍兴十三年所赐高宗御书《孝经》拓本刊石。这里的各地州学应该包括临安府学而不包括新建成的太学，因此南宋太学石经的确不包括《孝经》，但与太学石经差不多同时临安府学中却出现了御制（孝经》石刻。至于吴讷将《孝经》视作太学石经的一部分也情有可原。因为他追述石经在南宋灭亡以后的情形称：

元初，西僧杨琏真伽造塔行官故址，取碑石垒塔，杭州路官申屠致远力争而止。后因改学为西湖书院。岁久阁废，石经断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学于书院，然石经久废，人莫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于杭，观之慨叹，乃以属郡守卢君玉闰，率教官生员收拾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补辏，共得经碑百片，舁置殿后及两庑焉。

原来南宋太学在元朝改为西湖书院，而临安府学在元代改为杭州路儒学，此后屡毁屡建。一次是至正二年（1342）失火，一次是至正十二年为徐寿辉军所毁，永乐十七年（1419）再次失火，“荡熄殆尽，所存者仅戟门”，直至宣德三年巡抚熊概再次重建。因此宣德元年（1426）吴讷重新收集太学石经时，杭州孔庙尚是一片废墟有待熊概重建，原存临安府学的《孝经》石经很可能在这时或者之前被移入时已改为仁和县学的原南宋太学，所以在吴讷看来《孝经》也是南宋太学石经的一部分。

吴讷收集南宋太学石经一百石，当时仍保存在原南宋太学即明代的仁和县学。正德十三年（1518），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宋廷佐才将石经残石移入府学即今天的杭州孔庙，1949年以后清点得85石，1958年单杭州文化局为石经保护问题与孔庙旧屋使用位制氧机厂订立合同。现存85石包括《易》2石、《书》7石、《诗》10石、《中庸》1石、春秋48石、《论语》7石、《孟子》10石。又据现存石经数量及石经总字数比例推算，原南宋石经总量可能是131石。

如果将《孝经》纳入南宋太学石经的范畴，又将太学兴建与岳飞遇害、石经刊刻与秦桧当政联系起来，那么南宋太学石经就撇不开与绍兴和议的联系。吴雪菡就指出，“绍兴九年六月那次《孝经》刊石，其实是绍兴八年高宗决心与金和议的连锁反应”，绍兴十三年“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真实目的在于平息反对议和的言论”。按照这样的逻辑，绍兴十三年正月“诏以钱塘县西岳飞宅为国子监太学”及同时太学石经刊刻同样可以理解为平息反对议和言论的连锁反应。正因为如此，南宋太学石经与绍兴和议一样，是宋高宗与秦桧合作的产物，首先是高宗赐书而秦桧因请刊石，其次是高宗御制而秦桧题跋，清代丁丙所见石经尚保留三篇秦桧跋语：

九月甲子，左仆射秦桧请镌石以颁四方，卷末皆刊桧跋语……今《诗》《论语》《左传》末一碑俱存，皆有桧跋，跋语同。

秦桧跋语的中心思想是树立高宗作为皇帝的权威，宣扬圣王是将君主与导师两种身份合二为一，也就是将治道与道统合二为一，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合二为一，其全文如下：

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自古圣王在上，则君师之任归于一，故尧舜之世，万邦咸宁，比屋可封者，治教之功效大验也。伏惟主上以天锡勇智，拨乱世反之正。又于投戈之隙，亲御翰墨，尽书六经以及《论语》《孟子》《左氏传》，朝夕从事，为诸儒倡诵。因奏请刊石于国子监，颁其本遍赐各官，尧舜君师之任，乃幸获亲见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兴起，一人专任其责，所为经纶于心、表仪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于丕应者岂浅哉?《诗》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干。”臣愿与学者勉之。

丁丙在编辑《武林坊巷志》时详细记载了包括秦桧跋语在内的杭州府学宫所存南宋太学石经的情况，其中又提到“朱竹垞《杭州府学宋石经跋》谓秦桧一跋已为明巡按吴讷椎碎者，殊误”。这是说有记载称吴讷当年砸去了石经的秦桧的跋语，其实秦桧跋语至今尚存，故有“殊误”之叹。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吴讷的确砸掉了一篇秦桧跋语的刻石，不过不是石经而是“宋高宗题赞李公麟绘孔子与七十二弟子像刻石”。吴讷不但磨去了秦桧的这篇跋语，而且自己另写了一篇覆刻其上，并清楚说明了他磨去秦桧跋语的原因，也直接引用了秦桧原跋中的“错误言论”。吴讷跋语的全文如下：

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所画也。高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绍兴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飞第作太学，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渊而下亦撰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记。桧之言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呜呼！靖康之祸，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戈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议，攘斥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谓其“倡邪说以误国，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昔龟山杨先生时尝建议罢王安石孔庙配享，识者韪之。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使邪波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念流传已久，谨用备识，俾后览者得有所考云。

这篇跋语的信息非常丰富，特别是说明御制题赞其实是漫长的过程。李公麟本是北宋的官僚画家，宋高宗最早为李公麟画作题赞是在绍兴十四年（1144）临幸新建太学时，此后才陆续为七十二贤人题赞，而秦桧题跋时间已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八月。至于李公麟绘画及宋高宗题刻刻石完成已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二月，这时秦桧已去世将近一年。美国学者蔡涵墨为该秦桧跋语写过一篇题为《新近面世之秦桧碑记及其在宋代道学史中的意义》的长篇论文，其中特别关注秦桧原跋中出现了“道统”的说法。蔡涵墨教授注意到，秦桧所谓的“道统”无非是把宋高宗君师合一，这与石经跋语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

既然如此，吴讷为什么只删题赞跋语而不删石经跋语呢？其实这个问题吴讷已经交待得很清楚，赞美皇帝从来不是一个问题，皇帝继承道统对于一个明代的文官来说更是常识，题赞跋语的错误言论在于被吴讷摘出来的这一句“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秦桧攻击当时出现不纯洁的“狙诈权谲”的儒家思想，这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特指反对和议的道学党人。所谓道学即北宋程颐开创的理学，当时又称为“洛学”，朱熹以后就统称“程朱理学”。这个学派在为南宋太学题写道统十三赞的宋理宗时代就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因此在吴讷的审查中，秦桧跋语的错误不在于赞美皇帝，而在于攻击程朱理学。

其实南宋初年高宗与秦桧一度都扶植道学，只是道学党人既不同意与金和议，又试图以“道统”建立超越皇权的政治文化权威，故而遭到高宗与秦桧的摒弃。因此，南宋太学石经具有为绍兴和议辩护以及由皇帝自立儒学权威的双重意义。至于将秦桧攻击道学的言论刻石于太学，恐怕是因为高宗预感到秦桧去世后道学会卷土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