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是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抬头，以致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加上从1959年起，中国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灾害等因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群众的经济生产严重困难。严重的经济困难，向全党提出了如何克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和如何探索新的道路，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课题。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十年总结》讲话时明确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于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困难，中共浙江省委、省人委的认识还是比较早的，并从1960年下半年起就进行初步调整。首先是抓粮食供应工作，安排城乡人民的生活。同时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先后采取干部下乡、压缩企业职工，让工矿企业和基建战线上的农民“归队”，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等措施，加强农业建设。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1960年9月，在南湖创建了杭州市丁桥农业企业公司，作为杭州市副食品基地之一。首批拓荒者是来自杭州市96个单位的支农人员961人，以财贸系统为主，市属机关、事业单位为辅，公司隶属中共杭州市委财贸部。1961年3月，划出伏虎大队，由杭州市劳动局另建伏虎农场。是年5月，改名为杭州市大溪河农场，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杭州市食品公司留下种畜场并入农场，财务单独核算，称留下分场。年底，归属杭州市人民委员会农林垦植处，支农人员大多陆续回原单位工作，招收杭州市社会青年予以补充。1963年1月，农场归属杭州市农业局。1964年3月，农场并入杭州市牛奶公司，改称牛奶公司大溪河分场；7月，留下分场撤销，人员回场，土地调拨给人民解放军驻留下部队；10月，又从杭州牛奶公司析出，归属杭州市农业企业公司。并经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接收杭州市地方国营石门农场（前身系1960年同时创建的省劳改局所属南湖农场和杭州市公安局所属石门农场，1963年南湖农场撤销并入石门农场）。1965年1月，定名为杭州市南湖农场。次年，下放归余杭县管辖，改称余杭县南湖农场。

南湖农场

办场初期十分困难，据首任场长董泰义《创建大溪河农场》一文回忆，60年代初，当时国家正处于财政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杭州市委积极响应号召，成立以王平夷、万进东、张世祥、张振国等组成的办农场领导小组。计划动员城市各行各业5万人办6个农场，要求1960年10月1日前，支农人员进入农场。8月下旬，市委第一书记王平夷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召集各区、局领导和办农场骨干共2000余人，作了办农场的动员报告，着重讲了办农场的重要意义，并宣布支农人员“三不变”的政策：城市户口不变；工资待遇不变，由原单位发放；各种票证照发不变。根据市委决定，董泰义离开杭州市商业局党委副书记的岗位，随同杭州市副市长张世祥来到临安县（时余杭划归临安县管辖，编者注）余杭人民公社察勘场址，同去的还有商业局黄立人、马秋松。公社副书记袁封枢接待他们，还带领他们到丁桥、七里一带确定场址。回到杭州，市委又召开办农场会议，决定各区农场场址：上城区在余杭公社仙宅大队的长岗；下城区在潘板桥公社邵家畈大队的平山；江干区在横畈公社泉口大队的泉口；西湖区在潘板桥公社的地方国营石濑茶场；拱墅区在潘板桥公社俞家堰大队的黄泥岭；市级机关以财贸口为主，在余杭公社丁桥大队的丁桥。同时宣布各农场领导人。

南湖农场小学校舍

文章回忆了当时创业的艰难。如支农人员开始暂时借住农民家，农民的房子大多是草房，而且不宽敞，只能见缝插针地挤进去，灶旁、家禽家畜棚边，都要打地铺。9月上旬，第一批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支农大军来到余杭，当时汽车开不到丁桥，只好事先借用余杭镇手工业俱乐部作为临时接待站，再从余杭镇步行到丁桥。支农人员身背行李，不顾风雨和路上泥泞，到达农场。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支农人员散布在东至安山，南至汪家埠，西至竹园，北至白坟这个范围内的农民家里。天雨屋漏撑雨伞睡觉。这许多人要吃饭，基建工作一时跟不上，临时在露天用三块石头砌个灶烧饭，排队盛饭，各自找个地方蹲着吃饭，场部几位领导人也和大家一样住农民家吃大锅饭。搞基建要资金，钱从何处来，开了几次会议还是没有着落。商业局批给农场毛竹5000支作为建房用，而毛竹还在临安县的深山老林里，要农场自己去砍伐。他们组建一个基建大队，背毛竹、割茅草、造草房，先解决住房问题，可让大家安下身来。在张家湾盖起第一座三间食堂房，以毛竹做人字架，茅草扇盖顶，竹壁涂泥墙。国庆节也没有放假，平整场地，召开第一次全场党员大会，要求党员以身作则，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建设农场。开荒需要工具，抽调能工巧匠组建一个工业大队，自己动手制作锄头、铁耙、土箕等小农具。开荒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时间，已开垦荒地300多亩，先后种植桃、梨、桔等果树，也种油菜、香茅草、啤酒花等经济作物。肥料从杭州船运城市粪便到余杭，再从苕溪船运到农场。发动大家削草皮泥，烧焦泥灰，上山搭牛粪。饲养家畜、家禽没有房子，畜牧队长逢连春想出各种办法，挖山洞养猪，由劳动模范胡栋良饲养。露天饲养黄牛，天热竹林放牧，冬冷牛身上捆麻袋。场部办起小吃部，以蕃薯、金刚刺为原料制作白酒、淀粉，以黄豆为原料制作豆制品，改善大家的生活。由于口粮、蔬菜供应不足，体力劳动消耗大，很多同志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当年董泰义虽只有36岁，也感到很累，脸上也有点轻度浮肿。王淑运、姚忠文年龄比他大，已50多岁了，更加感到吃力。

南湖农场生产管理用房

文章接着回顾了以后三四年间，从大溪河农场更名为南湖农场的发展变迁情况：

“1961年春节期间，我们学习了中央农村工作十二条，研究了退赔问题，划给农场的土地，办理征用手续，退赔土地报酬费用。部分土地退回当地生产队。上半年，市委对各农场也作了调整，西湖、拱墅农场合并，定名为石濑农场；江干、下城农场合并，定名为平山农场；上城农场定名为长岗农场，丁桥农企公司改称大溪河农场。市委分工由张振国副市长专管农场，各场的隶属关系不变。大溪河农场由董泰义任场长，王淑运、鲁滨塔、任俊三、姚忠文任副场长。

“1962年上半年，贯彻‘巩固、充实、调整、提高’八字方针，杭州各单位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支农人员大调动，到下半年在农场的只剩下60余人。市委决定各场从杭州社会上招收待业青年补充。同时将近300人的‘右派分子’集中到大溪河农场劳动，他们的学习由市委统战部负责。市委还成立一个农业企业公司，由祁耀华任党委书记，张景栋任经理，刘绪贤任副经理，具体管理各农场工作。

“1963年，大溪河农场并入杭州牛奶公司，改称为牛奶公司大溪河分场。牛奶公司党委书记孔兆才，我被任命为副书记。党委分工仍叫我负责大溪河分场。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大溪河分场场长是来顺昌，党委书记徐书钧，可是徐一直不来上任，我就走不开，牛奶公司的事情我也没有去管。那年早稻丰收，农业第三生产队有盈余。市委非常重视我们的办场经验，准备总结推广。谁知9月13日一场洪水，塘堤3处决口，将要成熟的800亩晚稻全部被淹，水深一二米，几十万斤早稻谷来不及抢运，仓库进水1.5米，牛、马棚也进水，牛、马拉上山让雨淋，泥墙房子倒坍，辛辛苦苦办场三年的劳动成果，顷刻间被洪水冲光，使我十分伤心。洪水过了一个星期才退尽。农场要不要继续办下去？我是坚持要办下去，省市领导也支持我们办下去，将农场正式列入国家计划，定性为国营农场。1964年底，经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接收地方国营石门农场的土地、房屋以及所有固定资产，农场规模扩大了好几倍，正式定名国营杭州市南湖农场。”

在严重困难的面前，南湖人与余杭人民一起，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战胜困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不懈努力，其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俞仲达，也是当年南湖农场创建的亲历者，现在虽已成为正厅级干部，并且离开南湖已经22个年头了，但仍难弃南湖情结。他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在南湖工作生活了近14年，从一个不懂世事的孩子，在艰苦生活的磨炼中，逐步长大成熟，从南湖起步，踏上了献身“三农”、服务“三农”的道路；还因为他从南湖最基层干起，先后考入浙江农大，进了省农业厅、省农办、省粮食局、省供销社，直到现在的省政府工作，都没有离开“三农”，可以说是一辈子从事“三农”。南湖情结也就是“三农”情结，南湖使他真正了解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他设定了人生的轨迹。

南湖农场用房

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上山下乡来到南湖。那天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我被分配在远离场部的农二队，住进了四处透风的茅草棚。当夜，单薄的衣被难以抵挡刺骨的寒风，冻得直发抖，根本无法人睡，深更半夜冒着大雪，来到队里的牛棚，拿来几捆稻草铺在竹床上取暖。第二天醒来，毛巾、脸盆都结了冰。就这样我开始了农场的第一天生活。在南湖，我曾经在冰冻的河中赤脚挖泥；在高温烈日下耕、耙、耖；双夏时，早上4点起床拔秧，晚上8点还在农田割稻，中午热得不能入睡，只好像牛一样泡在池塘里；为了生活，一天24小时长途跋涉到临安拉柴火，拉回来就倒在路边熟睡……艰苦的生活，使我不仅成为割稻插秧的能手，而且学会了开拖拉机、开电犁。我还当过炊事员、给养员、司务长，拿到了电工和电影放映员的执照，也当过汽车装卸工，能背上200多斤的油菜籽包。大强度的劳动，一个月十几块、二十几块人民币的微薄收入，使我养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价值观，给了我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对于南湖的艰苦岁月，我无怨无悔，至今仍认为年青人经历一些艰苦生活的磨砺，对人生是有益的。”

在南湖的工作经历，无疑是董泰义、俞仲达等南湖创业建设者人生最富力度和光彩的一笔。其实，南湖人的每一步都演绎着辉煌，他们为南湖的历史竖起了又一座英雄群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