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杭州创造了“苏堤春晓”“三潭印月”这样的奇绝风景，杭州在他的多首诗词中摇曳着万种风情，闪耀着旖旎色彩，正因如此，苏轼一直为杭州人民所津津乐道、喜爱推崇。

2023年6月13日下午，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沈松勤主讲杭州文史讲堂，为观众深刻剖析苏轼的谪居心境与文学意境，让观众对这位中国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的一代宗师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主讲人 沈松勤

沈松勤教授认为，苏轼这位“乐天派”内心的“乐”或“旷”深深扎根于苦难与悲愁之中，也就是说，“悲”与“乐”或“苦”与“旷”在苏轼人生中是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悲”与“苦”赋予其“乐”与“旷”的深度与广度，若无“悲”与“苦”的作用，其“乐”与“旷”也就失去了深刻的内涵和诱人的魅力。

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外任——三次在朝——三次贬居”。

三次外任：

仁宗嘉祐六年（1061）制科三等，凤翔判官；

神宗熙宁五年至元丰二年（1072—1079）相继通判杭州、知密州、湖州；

哲宗元祐五年（1090）起，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

三次在朝：

英宗治平三年至四年（1065—1066），直史馆，继而丁父忧；

神宗熙宁二年至四年（1069—1071），直史馆；

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1089），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三次贬居：

神宗元丰二年（1079），44岁被贬黄州；

哲宗绍圣元年（1094），59岁被贬惠州；

哲宗绍圣四年（1097），62岁被贬儋州。

从黄州到惠州，再到海南，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年纪也越来越老大，凶险不断，变化无常。

谪居心境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作有《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该词有序曰：“（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借用眼前经历，书写胸臆怀抱。郑文焯说：“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有人说：既然如此，应像王维《终南别业》所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才是真正的“任天而动”，旷达自适；词中“莫听”“谁怕”云云，却分明依然纠结于被贬黄州的苦难现实，故非“坦荡之怀”。诚然，苏轼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现实际遇的执念，但破除这一执念，力求不以己悲，不为外物牵萦，却是真实的。

岭南至海南，以及西南黔州、郴州等地在古代均为瘴疠之域，宋朝不杀文人士大夫，对宋代官员来说，被贬往岭南已是极刑。苏轼在不少诗词中也表现了遭贬岭南的困境：

《赠岭上老人》：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到惠州谢表》：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

然而，苏轼面对苦难甚至死亡，具有挑战命运的强大意志，所以他能正视苦难，化解孤独与悲愁，悲而不伤，自适自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谪居惠州期间，苏轼在给孙志康的信中说：

今北归无日，因遂谓惠州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

给程正辅的信中也说：

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

因而在惠州，他向世人宣布：

卢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儋州则又自称：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在这一相对性思考下的人生实践，明显体现为以变应变之道，其《书海南风土》一文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文开篇描写“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但笔锋一转，写道“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的事实，故据而认为只有“习而安之”，适应其环境气候，“百余岁岂足道也”，因此也就有了“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的自适自安之乐。

相对性思考所形成的以变应变的策略，是苏轼谪居期间对抗死亡、消解悲苦的一味良药，型塑了其寄“悲”于旷，寓“苦”于“乐”的谪居心境，而这一策略来自他的易学思想。苏轼对《易》的功能与意义早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苏轼认为，孔子曾指出《易经》有两大功能：一以自用，二以济民。“自用”与“济民”为苏轼终身行之，只是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以参与政治的方式贡献社会，完善自我道德，实现自我价值，将“自用”与“济民”之道统一于政治实践中；而在充满忧患与困顿的贬谪时期，则侧重于“自用”，也就是苏轼所说的“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使自我“炳然日新”。这是苏轼易学思想的两大支架。

文学意境

苏辙曾评价苏轼 “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也就是融汇儒道释三家思想研究《易经》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被转化成了文学意境，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上阙咏赤壁，下阙怀周瑜，最后以自身作结。开头三句，词境壮阔，气度豪迈。江山、历史、人物，逐一奔入眼底，引起怀古思绪。“人道是”以疑似之言，把江边故垒与周郎、赤壁联在一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正面写赤壁景色，岩石壁立，怒涛汹涌，浪花千叠，把眼前的乱石大江写得雄奇险峻，犹有当年战场的气氛和声势。对于周瑜，苏轼激赏他年轻有为，英气不凡。“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三句，看似闲笔，写周瑜新婚不久，春风得意，实际上是衬托他的风流英俊。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三句写周瑜的战功，也很特别，周瑜身为主将，并非甲胄加身，而是纶巾便服，谈笑风生。描写战争，却一点不染士马金鼓的战争气氛，只着笔于周瑜的从容潇洒、指挥若定，这样的写法更能突出他的风采和才能。苏轼在这一年已47岁，不但未及有所建树，反而待罪黄州，同三十多岁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感自愧，因此壮丽江山和英雄业绩既激起他爽迈奋发的感情，也加深了思想上的矛盾。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最后还是在自笑“多情”与“一尊还酹江月”中，心与江游，神与月交，“我”与江月同在，消解了执念，排遣了悲愁，呈现出一派明澈旷达的胸襟与情性。

再如，谪居黄州期间的《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松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黄州团练副使苏某书。

月色下由竹柏之影构成的这一清明澄澈之境，令人心旷神怡！其实，这一风月佳景无处不有，但为“忙人”所忽视，唯有“闲人”能领略。对此，苏轼在《临皋闲题》中作出进一步说明：“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所谓“闲者”是苏轼自指。“乌台诗案”前，苏轼潜心“济民”而“为口忙”，无暇或很少顾及风月，而今赋闲，真正成为江山风月的主人，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发现和欣赏夜月、竹柏、“山川草木鱼虫之类”的天地风月之美。

此外，苏轼在儋州所作《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以及《次韵子由浴罢》《汲江煎茶》等诗篇，都是从理发、午睡、洗脚、沐浴、煎茶之类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写起，展现了他身处困境却依然充满生命活力的安适形象。

由此足以看出，苏轼在钟情江山风月时，表现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孤僻，而是贴近大众的亲和，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愉悦自我，使其生命个体如同一件充满张力的艺术品，即便时过境迁，依然令读者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