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龙游县发生一件命案。县民卢标于十三日迎花灯，与邻居余某为了争抢道路，大打出手，被余某踢伤小腹，当即倒地不能言语。卢标当晚被抬到余某家，县衙中典史来验伤。余某取保候审，并请外科医生医治卢标。到二十八日，卢标伤痊愈，自己走回家。二月初二日，卢标赴宴醉归，次日早上发烧，嘱咐其弟请内科医生汪某来诊治。初九日卢标病故，家人遂报案。因为王士昕公出未归，由邻近汤溪知县何某代为勘验，验得尸身小腹伤痕与典史原报尺寸、颜色相符，于是断定卢标是被余某踢伤致死，于是录供通禀。禀文中只记叙卢标迎灯被踢一事，汪姓医病一事却未曾提及。

汪辉祖认为，如按小腹踢伤致速死之律而论，死期应在三日以内，而卢标之死，距离踢伤已有27天，远在定罪期限之外。卢标伤愈后，自己能够步行一里多路回家，可知原伤确已痊愈。初三日患病，不请外科医生而请内科医生诊治，可见病非踢伤。知县王士昕传讯汪姓医生，查阅药方、医案，认为卢标之病实属伤寒。汪辉祖还指出，伤痕尺寸、颜色，应当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失，而何某所验尸身之伤，竟与27天前没有变化，恐怕所验也不实。他请王士昕会同何知县一起复审。至十月会审，何知县坚持初判，王士昕只得禀请上级派人来开棺验尸，只见尸腹已经腐烂，牙根、顶骨并无红色。衢州知府委派兰溪梁某重验，见两位县令意见相反，为明哲保身，竟不敢填写验尸报告。

汪辉祖画像

十二月，王士昕携卢标骨殖赴杭州，而何知县已于三年一次的任职考核中，因为此案被定为最低等：才务不及、浮躁浅露者降调。次年初，汪辉祖也至杭州。浙江臬司李封与何知县有交情，就想迁就其初判，王士昕不同意。臬司再委派处州杨知府、衢州王知府复检，两人迎合臬司之意，见卢标牙根、顶心无故，就对医生用刑，逼迫其推翻原来的诊断。最后，李封亲自验看，认为方骨黑色为小腹受伤，判决将余某绞首。

杭城官员与幕友对此案议论纷纷，都认为卢标死于限外十日之内，余某即使拟绞，也须奏请，死罪可减为流放，指责汪辉祖太固执。汪辉祖说：“我的幕主是朝廷命官，我以律例辅佐办案，只知奉行法律。依照法律只能判鞭笞的犯人，却要判成绞首，于心不安。”王士昕非常信任汪辉祖的办案能力，即使得罪上官、同僚也不计较。然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以区区一个知县之力，势必不能与早有成见的臬司相抗衡。汪辉祖眼看冤狱将成，自己无能为力，五月初一，就找个借口辞职了。汪辉祖只是一介幕友，正确的意见得不到上司认可，只能选择独善其身，敬而远之。卢标案因为臬司成见，竟以方骨为证，将余某绞首。

当时，卢标案称方骨案，另有杭州府新城县逼嫁案，倒是按汪辉祖意见查清并判决。两案轰动省城杭州，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新城县妇孙叶氏，时年34岁，初嫁于黄某，过了17年丈夫去世。此后再嫁，不久第二个丈夫孙某亦死，这下，她又成了寡妇。孙某给孙叶氏留下前妻所生4岁的儿子，田产20余亩。孙叶氏雇了个姓秦的短工帮忙耕种，就住在孙家。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孙某有个远房侄子孙乐嘉，因为孙叶氏与秦某孤男寡女相处，有瓜田李下之嫌，难免遭人非议。他就劝孙叶氏辞退秦某，另外雇工。孙叶氏当即答应，却迟迟不见行动。孙乐嘉前去催促，孙叶氏以欠秦某工钱为由，久留如故。族长孙某与孙乐嘉商议，因人言可畏，就劝孙叶氏早点改嫁。孙叶氏说合适的人难找，请求稍缓。

刚好邻村周某妻子去世，族长与孙乐嘉想为孙叶氏作媒，改嫁出去。秦某听到这个消息，连忙告诉孙叶氏，孙叶氏让秦某去衙门告发孙乐嘉等人逼嫁。清代大力表彰寡妇守节，逼嫁寡妇是违法行为。县令受理后，立即批查，族长等人就去找秦某对质。秦某原本想通过起诉，吓唬一下孙氏宗族，见势不妙，赶紧外逃了。族长等人于是斥责孙叶氏不该诬告，孙叶氏推托秦某是主谋。没想到，孙叶氏当晚就上吊自尽了。

新城县令认为孙乐嘉是首犯，依照威逼尊长之律，拟杖责并判处徒刑。杭州府驳回初判，认为孙叶氏虽是再嫁之妇，既不愿嫁，就不能强逼，应照威逼孀妇自尽例充军发配。案情上呈，臬司认为族长等逼嫁，肯定意在图财，就委派钱塘县令复审，结果是拟将族长绞首，孙乐嘉流放。浙江巡抚见此案罪名屡改，判决一次比一次重，就委托湖州府同知唐若瀛重新审理。唐若瀛曾任萧山县令，一向佩服汪辉祖的办案才能，就拿出详细案情卷宗，向他求教。

汪辉祖见历次招供案情，写得支离破碎，只有最初的现场勘验报告很清楚，但历次审讯均被忽视。当时，孙叶氏遗体面抹脂粉，上穿红衣、衬色衣，下穿绿裙、红小衣、花膝裤、红绣鞋。卧楼一间，里面是孙叶氏卧室，中间用木板隔开，没有门，外面就是秦某的床铺。

汪辉祖看完案卷后，心中有数，于是告诉唐若瀛说：“历次审讯都是舍本逐末。族长与孙乐嘉，不但不应绞首、不应充军，而且也不应判徒刑，这只是一个杖枷就可以完结的小案子罢了。”

唐若瀛忙问其故，汪辉祖解释道：“孙叶氏之死，距离丈夫孙某之死不到一年，面抹脂粉，服装艳丽，这哪里像是守寡的样子？她舍弃前夫17年结发之恩，却要为结婚才11个月的后夫守节，天下断无这样的道理。所谓守节不愿再嫁只是托词而已，实际上是舍不得秦某离去。秦某因为家贫而在她家佣工，没有工钱却乐意长期干活，其中必有隐情。乐嘉劝嫁之说，孙叶氏并没有严词拒绝，周姓议姻的言语，孙乐嘉也没有当面说。官司起于秦某，案发后在逃。乐嘉等追问秦某下落，并非威逼。因此，孙叶氏轻生，是由于秦某弃她而去，只要追究秦某，自然会查清实情。”

唐若瀛听了汪辉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追捕秦某。杭城官员、幕友众口一致，讥讽汪辉祖办此两案的法理。不久，秦某被抓获，承认与孙叶氏通奸，并无所谓逼嫁之事。唐若瀛于是判秦某通奸罪，孙乐嘉等分别判处杖刑和枷号，案遂了结。汪辉祖在此两案中，都与臬司意见不同，卢标案因为不能按已意判决而辞职，逼嫁案幸得唐若瀛信任，得行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