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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前农民运动的影响和《责任》周刊的创办
来源:杭州党史方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3-09-22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韧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新青年》在衙前农民协会建立时,曾全文刊登《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以及《衙前农村小学宣言》。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发表了许多支持和声援衙前农民运动的报道和文章。1921年10月,中共中央指派宣中华为浙江农民协会代表,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对衙前农民的英勇斗争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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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全文刊登《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以后,以衙前农村小学教员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在农村工作,他们在总结衙前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农民运动,并对中国革命道路做出了深入的思考。其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1922年11月27日,创刊于萧山龛山的《责任》周刊上。该刊出至第15期即被当局查封。《责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是刘大白、钱义璋、魏金枝、宣中华、王贯三等,主编为徐白民。《责任》周刊对农民问题特别注意,集中刊登了一批专门讨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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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周刊

《责任》周刊的撰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必须注意和帮助他们。《农民与革命》一文指出:虽然农民与工人相比,存在着许多弱点,但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农民,绝不能成功。《怎样救国?》一文提出:我们唯一帮助的人,还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可算作中国的柱子的农民群众。《劳动运动与农民运动》一文强调:我们如果要谋人类的幸福,做社会事业的同志们,别把大多数的乡村劳动者忘记!农民运动应该十二分注意,十二分努力,不能疏忽的呀!

《责任》周刊的撰稿者认识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阶级斗争已变得十分尖锐,佃户和地主的矛盾必将会越演越烈。《佃户和地主的关系》一文分析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不断侵入,迫使农村中的土地迅速集中,必然会导致佃户的租税不断增加,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工业后进国的被损害者》一文提出:在工业落后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小商人等各阶层中,受损害最重的“决然是农民”。他们在重点分析了自耕农、佃户和纯粹被雇用的农业劳动者后,指出:“佃户受着两重压迫,一重是直接被外国资本家剥夺的压迫,一重是间接——由中产阶级过渡,而被外国资本家剥夺的压迫,原本‘露筋、露骨’的佃户,再加上这样两次榨取,疮痍自然深得不堪了。”他们还深入农家,开展调查,写出了大量反映农民在灾难与深重剥削中的痛苦挣扎和奋起反抗斗争的文章,如《萧山南沙的水灾》《家庭访问记》等。

《责任》周刊的撰稿者坚信,农民经过教育和引导,是具有顽强战斗力的。《农民与革命》一文指出,虽然农民都极安分极耐苦,但农民终究不是呆子,不是都没有脑子的,如果有人向他们一招呼,一提醒,如枯草遇火,不论山上的,地上的,田里的,都大大地燃烧起来,迎风施威。《劳动运动和农民运动》一文提到,农民从外观看如一盘散沙,没有黏性,如果能加以团结的训练,非但不是没有团结力,而且也有很坚固而且不肯胡乱涣散的团结力。

《责任》周刊的撰稿者还对陈独秀等忽视农民运动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同时,他们还指出了苏维埃俄国对农民问题重视不够的错误,提醒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要引起注意。该文认为:新俄国所感到的种种困难,使彼不能不施行新经济政策,于农民方面欠注意,欠努力,不是一个大原因吗?这种情形,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农民与革命》一文,也提到了苏维埃俄国对农民的提携和训练不着力、不深切的问题。

作为衙前农民运动发起人之一和早期中共党员的沈玄庐,还从思想方法上对当时党的路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占最大多数,中国的社会革命应当特别注重农民运动。在他看来,中国既然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农业国,党就应该特别注重农民运动,只有开展农民运动才是最现实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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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

在党的初创时期,杭州早期先进分子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原理,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努力探索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之路,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然而,作为探索者,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一是他们对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关系存在着模糊观念,片面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认为“唯有在民众中间又站在民众面前的知识阶级,能以敏锐的感觉、透彻的观察,而发出有计划的破坏和建设的呼声,唤起民众的觉悟,督促革命的进行。”二是希望消弭残酷的阶级斗争,提出预防提倡阶级斗争的“危险分子”。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在衙前农民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沈玄庐曾主张将与地主发生剧烈冲突的农民协会领导人之一的单夏兰开除出农民协会,并要求农民不可以无限制的暴动,即不主张激烈的阶级斗争,同时要求农民不应触犯国家的赋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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