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0年，庚子年，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皇帝仓皇逃至西安。世纪之交，中国在沉痛和血腥中，真正开始从传统型社会走向现代。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浙江仁和县与钱塘县的交界处，一个叫上纤埠的跨境小镇，河西仁和的汪家，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个男孩便是日后闻名上海滩乃至全国的文化名士汪馥泉先生。 据上纤埠周琴贤老人说，汪家是埠头三家“好人家”之一，祖上靠田地发家，后又经汪馥泉这一代，都出去读书了。对汪馥泉，周琴贤老人只记得他读小学时，老师经常给他们介绍这位了不起的老乡。小学快毕业的那年，大概是1936年，老师给他们看一份《苏州明报》，上面有一篇署名“红英”的文章说汪馥泉是名士做派、长毛教授之类的，其他的就记不得了。周琴贤见过汪馥泉两三次，据说是汪先生回来向为他打理产业的妹妹“阿贤干娘”要钱，可能是他在外面日子不好过吧。 周琴贤老人的“口述”大致是准确的。汪馥泉先生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1919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与俞秀松、宣中华、沈端先（夏衍）等人创办进步刊物《双十》（后改名《浙江新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浙江先驱者之一。同年，去日本留 学，1922年回国，与《共产党宣言》首位中译者陈望道、“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匡互生、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刘熏宇和孙敬文5人，在家乡上纤埠“工读”。几个月后，因为求职几个人先后离开，汪馥泉在家乡、上海从事进步作品翻译工作，一度曾去长沙第一师范任教，与田汉、赵景深共事。1926年回上海，因家遭火劫，去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任《南洋日报》等报刊编辑。1928年回国，与陈望道合办大江书铺，出版社会科学书籍颇多。 20世纪30年代，汪馥泉先后在上海公学、复旦大学、中华艺术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并先后担任《现代》《文摘》《大公》《新学生》等杂志的编辑和主编。抗日战争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编辑部主任，辗转武汉、广州等地。1940年返上海，任《学术》杂志主编。1945年任职《大公》周刊，抗战胜利前夕，曾去苏北解放区，不久返回杭州，蛰居两年，专事译著。1948年秋赴上海，秘密翻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并编辑《透视》周刊，仅出三期，即遭查封。 新中国建立后，汪馥泉历任浙江省公安厅参议（副厅级）、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9年2月9日，汪馥泉先生因急性胸膜炎未得到救治病死在长春的家里。卒年59岁。 汪馥泉先生首先是一名杰出的编辑。作为编辑或主编，他曾任职于《现代》《文摘》《救亡日报》《学术》《大公》《南洋日报》《新学生》等报刊。其中的《现代》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发行，先由施蛰存编辑，后由施蛰存、杜衡合编，第6卷第1期起改由汪馥泉主编，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 汪馥泉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1928年1月，陈望道与正在南洋的汪馥泉互通书信，商讨创办书铺事项，《共产党宣言》首位中译者陈望道是汪馥泉在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时的老师。汪馥泉此时正在印尼任报社编辑，陈望道希望汪馥泉能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经过半年多筹划，同年9月，大江书铺正式开业，书铺设在景云里附近。书铺成为推动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 1933年，由于出版物屡遭国民党政府查禁，造成巨额亏本，再加上经营不善，大江书铺最终停业，剩余财产与存书之后盘给开明书店。作为重要的左翼出版机构，大江书铺在知识分子间搭建沟通渠道，并为“革命文学”论争提供了平台。而大江书铺的筹办或倒闭，也许正是汪馥泉几次回老家上纤埠向他妹妹“阿贤干娘”要钱的原因。 跟钱有关的，汪馥泉还有两件轶事：一是在陈星的《丰子恺年谱长编》里，记录了丰子恺两次向书铺预支稿费以救急的事。一次是1929年10月，丰子恺致函大江书铺编辑汪馥泉：“……弟拟于下月起动手译《现代人生活与音乐》，预计两个月脱稿。然近来不任教课，生活无着，可否尊处预借我此两月之生活费约二百元？”一次是1930年2月，丰子恺再次致函汪馥泉求援：“惟病费丧用，所需甚急，不得不函请吾兄鼎力援助，如蒙劳驾代为支取北新所允付之款，以济急用，感激不尽……”。 二是与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家周楞伽（1911—1992）有关。周楞伽，江苏省宜兴人，中国古典文学学者，毕其一生，留下了上千万的文字。著有儿童文学《哪吒》，历史小说《李师师传奇》等，还有一部科幻作品《我们生活在南京》，讲述了一个生活在2019年南京市的高三男生，通过无线电台偶然联系上了一个生活在2040年同一地理位置的女生，二人共同面对末日天灾的求生故事。1938年5月，在广州《救亡日报》当编辑的汪馥泉向周约一部有关上海沦陷的报告文学，说好每千字3元。5月28日，周如约将10多万字书稿交汪馥泉，约定5月31日付稿酬三四百元，想不到话没说完，日军轰炸，只得暂时各自逃命。 1936年，一位署名“红英”的作者曾在《苏州明报》撰文谈汪馥泉，对他的外表有这样的描写：“那时他的头发有四寸长，身上穿件七穿八洞的长衫，袜子破得不成样，脚后跟在卖蛋，脚上那双平等鞋底、面脱离了关系，脚底在地上擦。蓬头垢面一副脏相。坐在电车里，周围的人会站起来让他‘独霸一方’。”红英又说：“有一段时间，他老人家竟脱了道袍，换上华达呢的新夹袍，新黑袜，新黑直贡布鞋，居然变成了摩登人物。那时，他在上海复旦大学讲一年国文，那几天教员休息室里是挤满了人，一批又一批的去参观汪馥泉，名之曰时装表演。他也满不在乎。他虽然换了新行头，但头发还是长的，于是，有一天，在黑板上，汪馥泉看到了匿名者这样的留言：‘长毛鬼汪馥泉注意：有道牡丹虽好，尚须绿叶扶助。既换新袍，何不同时开光。些微理发费，明日可以发售参观门票捞回也。以为如何？’他看了，微微地一笑。第二天果然是焕然一新，从此以后，过去的那副尊相没有重现过。”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李嘉德在《燕园追记》中这样回忆复旦上国文课的场景：“在师表中，我不能忘怀两个人，一是孙寒冰教授，二是汪馥泉教授，前者授政治学，后者授国文。……汪教授的风度，与孙教授恰成对比。一个是儒雅风流，一个则是不修边幅，十足的名士派。头发乱蓬蓬，经常不剪。上起课来，手夹香烟。记得……有一篇作文，他出了个题目是颇富诗意的：‘三分春色二分愁’。我想了半天，便编了一个故事，主角是自己，当灿烂的春光来临，一个人孤寂无奈，出游郊外，看到很多对情侣双双，心中感慨万千。当然文字描写得很优美。想不到汪教授竟在文后批示：‘独踏迢遥桃李影，忍看别个绰绵情’，佳作也。发还作文时，还特别把我叫住了抚抚我的头说：‘小子，你很有文学天才，好好努力。’从此以后，我对文学就特别发生兴趣，读遍了中西文学名著……说真的，今日我能替正中书局编六册的高职国文，在《联合报》写专栏，在大专教书，这一切，都是汪馥泉教授的赐予。” 汪馥泉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其与张闻天（曾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沈泽民（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茅盾胞弟）合译王尔德《狱中记》，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还有著名译文《不规则的诗派》和《近代文学》等三十余本。学者龙扬志在《新浪漫主义的中国旅行与实践困境》一文中称：（当时的）《民国日报》还大量刊载了厨川白村、升曙梦等人的文学理论译稿，汪馥泉算是用力最勤的一位，译文质量也很高。 汪馥泉同时是有名的作家兼学者。主要的著作有《椰子集》（1928年）、《现代文学 十讲》（1931）、《记者常识》（1931年）等。文章有《寄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的主笔》《什么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改造与监狱》（《浙江新潮》1919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会”底提议》（《文学旬刊》第55期）、《文艺上的新罗曼派》（《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等等。诗歌有《妹嫁》（诗歌29首载于《诗》1卷4期1922年）等。编著有《大学文科：民智历代文选》（民智书局1932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册》（上海抗战出版社 出版1937年）、《中日战争预测》（文化出版社1937年）、《我们的祖国》（普文出版社1951年）、《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普文出版社1951年）等等。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2020年由谦德文化策划、团结出版社重印出版的《西南联大国文课》《复旦国文课》《清华国文课》《北大国文课》四本大学教材，被称为最值得珍藏的“民国四大名校的国文课本”。其中《复旦国文课》是民国时期复旦大学一年级学生使用的必修国文课教材，也是较早收录新文学作品的大学国文教材。《复旦国文课》与其他三本国文教科书不同，它是汪馥泉独编的。《复旦国文课》选录文章不拘一格，时而现代文，时而古文，时而小品文，时而评论类文章，学生能够交替学习国文，不坠入既定模式。但是，它也有其鲜明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两个旗手——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被编选其中。汪馥泉视野开阔，编选的文章并不局限国内，也将目光看向国外，选录了周作人译著的日本诗歌选。汪馥泉曾编辑过《民智历代文选》作为大学本科教材，《复旦国文课》便从中精选十八篇文章，附录在该书后边。 汪馥泉生在富家，却受西方人文主义影响，富有自由主义精神。据周琴贤老人说，他养着长发，落拓不羁，不讲究生活，穿着普通。家中简陋，满屋是书，子女们也整天扎在书堆里。他关心乡里、重乡情，每次回乡休养生息，总是带着大箱小包的书籍，将卧室置满。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衫，说话低弱缓慢，满口本地话中略带上海口音，好与乡邻交往而无半点狂气和洋气。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救亡日报》停刊，文化界救亡协会成为分散的地下工作机关，进步文化人士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有一天日本人来到了中国书店，搜查《救亡日报》的人，当时，《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就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情况危急，搜查时，汪馥泉先生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像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以幸免。日本人一无所获。敌人的密探也没再来中国书店侦察，那一批《救亡日报》的合订本，便由汪馥泉先生秘密送到了香港。后来，汪馥泉先生继续追随《救亡日报》，辗转武汉、广州、桂林等地，直至《救亡日报》解散。 汪馥泉活跃于30年代的上海文坛，长期从事编译工作，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小有名气。他交友广泛、好善乐施。他一生坎坷，青年漂泊，中年奔波，解放后又因被错划为右派郁郁而终。而他的早逝更让他的一生变得扑朔迷离。 1940年，汪馥泉先生在“孤岛”上海任《学术》杂志主编。此时，为了迫使一些坚持反伪抗日的新闻出版人就范，汪伪特务机关曾故意放出风声，列出一份多达83人的暗杀黑名单，其中新闻从业者占40%，达三十余人。这个时期被汪伪特工76号暗杀的著名报人有《大美晚报》经理朱惺公、《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社长朱作同等，仅《申报》和《新闻报》就有约二十人被列入“黑名单”。一天傍晚，大汉奸、汪伪特务头子丁默邨派人通知汪馥泉，说晚上要来看他。当天晚上，丁默邨果然来了。汪馥泉等在楼下客厅里接待他，把他请到二楼亭子间里，丁默邨说：“久闻大名却一直没见过。”然后又威胁恐吓汪馥泉：“你在香港经常跑书店，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现在回到了上海，不知有何打算？我决定还是和你见见面，以后有个来往。”汪馥泉先生硬着头皮敷衍。然后丁默邨说，他们有家报纸《国民新闻》，希望汪先生去当社长。汪馥泉先生推辞说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主要是在家养病，只编了个学术性刊物糊口。《国民新闻》是张大报，责任很重，身体无法胜任。不得不说了些客套话。丁默邨让汪馥泉先生考虑考虑。便扬长而去。与丁默邨见面后，汪馥泉先生向地下领导潘汉年同志作了汇报，便由组织安排汪馥泉先生去袁殊（党的秘密特工，时任江苏省伪教育厅长）那里工作，与党的地下工作者恽逸群、翁从六等人共事，在苏州创建了江苏教育学院，汪馥泉先生时任院长职务。 汪馥泉还是1941年12月下旬香港沦陷后，周恩来电示，廖承志组织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活动的被营救者之一（见图），其中的民主人士、文化界精英人士还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蔡楚生、戈宝权、柳亚子、廖沫沙、金仲华、胡风、丁聪等。1944年，为便于生存和斗争，可能是经“组织”安排（无直接档案可查），汪馥泉先生名义上挂了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职务，实际上自己却去了南京，和章克等人筹办起了《大公》周刊。利用《大公》反映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每出一期，顷刻抢购一空，甚至有卖黑市的。刊物一到，只消一个小时就卖完了。1945年《大公》周刊被陈公博亲自下令查封。汪馥泉先生通过秘密渠道从南京六合去了苏北解放区。直至1946年初夏，汪馥泉先生从苏北解放区回故乡蛰居，从事进步文学的翻译工作，直到1948年冬再次受到组织指派回到上海办《透视》丛刊。这段时间里，他多次通过信件与苏北解放区秘密联系，信封上写的是“淮阴、天主教堂、杨牧师收”。杨牧师就是当时汪馥泉先生的上级领导，解放后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淮阴、天主教堂”是他们之间的联络地点。新中国成立后，汪馥泉任浙江省公安厅参议，跟扬帆的推荐应该不无关系。可惜的是，1955年，扬帆因是“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的主犯之一被判刑16年（1983年平反），这也为汪馥泉1957年成为“右派”埋下了伏笔。 汪馥泉长子汪新泉先生（1924—2022）曾经这样谈到他父亲：“父亲一生无党无派，这是确切无疑的。有人说他是国民党，也有人说他是汉奸，这都不是事实。他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君子不党’。他认为一参加党派就会涉足许许多多的纠纷中去；还是超脱一些，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好。他甚至对文化领域里也有派系斗争感到不愉快，因此他主张我学理工，将来靠‘一技之长’吃饭。可惜我没有听从他的话。他的一生爱好就是文化事业，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也表现在他的一生行动中。”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1期 作者 姚水林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