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我到东莞的“粤晖园”游玩。这是一处很有代表性的岭南园林，园内的“五元坊”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来只知道“三元坊”，这里怎么会有“五元坊”呢？原来，在“解元坊”“会元坊”“状元坊”之外，还有“士元坊”和“兴元坊”。

“士元”是指殿试后在翰林院任职多年，经考核政绩政声俱佳者，回京再考国策及治国之道，得第一名者为“大学士”，简称“士元”。封大学士后而分阁，如宋朝有“龙图阁”“文渊阁”“直宝谟阁”等。在宋代杭州人沈括的墓碑上，就写着“龙图阁直学士”。“兴元”，首先得考中“大学士”，然后，再由各部自选考题，得第一名者升“尚书”。明、清两代有六部尚书，即：“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兵部”。尚书还只是“兴元”考核的初级阶段，要在岗位上经多年历练，又得皇上及亲王的考核，最优秀者去做太子师，太子师往往升至太子登基而拜为丞相。为师为相，辅国兴邦，称为“兴元”。

走到“粤晖园”内的“状元坊”时，看到柱上镌有一副楹联：“廼有秘书，博览典雅；皓尔太素，栖峙渊深”，我思量了一番，这似乎是一副集《礼记》《诗经》等古籍中名句而成的楹联，也是读书人的自勉，既要博览群书，也要藏而不露，更要纯洁光明。当看到楹联落款“吴士鉴”的名字，不免亲切。

吴士鉴是杭州人，也是近代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吴士鉴书的楹联怎么会镌刻在东莞的“状元坊”呢？他与东莞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便从吴士鉴的身世查起：吴士鉴（1868—1934），光绪十八年（1892年），24岁中进士，且高居第一甲第二名（榜眼）。也是在这番查阅中，我新“认得”了一位广东东莞人陈伯陶（1855—1930），他与吴士鉴同年中进士，是第一甲第三名（探花），为东莞历史上唯一一名探花。

我又在吴士鉴的《会嘉堂日记》中发现，吴士鉴和陈伯陶参加殿试时，最终的阅卷人正是翁同龢（音为hé），翁同龢认为他俩都是难得的人才，奉卷呈送皇上，经一番评判，吴士鉴为第二名，陈伯陶为第三名。殿试后，他俩都在翰林院编修，成为皇上的近臣。吴士鉴官至侍读、江西学政；陈伯陶为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国史馆协修总纂，两人都曾述《起居注》。

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上曾刊有一张相片——《南书房四位翰林》（1905年）（见上图），自左至右分别是吴士鉴、袁励准、张亨嘉和陈伯陶。这一年，吴士鉴37岁，陈伯陶50岁。看了照片，证实了我的猜想。杭州的吴士鉴与东莞的陈伯陶，不只是殿试时的榜眼与探花，还是一起在翰林院、南书房共事的好友。他俩之间的书诗来往，则是平常之事了。我由此推测：“廼有秘书，博览典雅；皓尔太素，栖峙渊深”的楹联，是由陈伯陶请吴士鉴书了一副，携回故里，并为乡梓所重。

人生过往，雪泥鸿爪。纵观吴士鉴、陈伯陶的一生，虽然官位不显，但都廉俭似水。吴士鉴所居住生活过的吴宅，就在靠近新华路的岳官巷，往西两公里就是西湖。1986年，吴宅被杭州市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这里成为杭州市文史研究馆。很多年前，吴士鉴的父亲吴庆坻曾经在此书写：“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