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其对于包括杭州在内的江浙一带的影响尤为显著；1896年杭州开埠，则进一步加速了杭州的近代化进程。这些都给杭城西部原处于“世外桃源”般的西溪以深刻的影响，原始、古朴、幽静的西溪被日益卷入商品经济大潮，西溪的经济在晚清民国时期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种植业经济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商品化手工业逐步发展，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商业贸易也有很大发展，但商品化种植业始终是民国时期西溪的经济支柱。

（一）

西溪是杭城郊外传统的蚕桑区，明清时期蚕桑业就很发达。但在近代以前，西溪蚕桑业主要还是“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模式，商品化程度并不高。鸦片战争以后，西溪地区的蚕桑业也被卷入国际市场。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近代化由此而艰难起步。而东南五口通商对中国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尤著，对外贸易由广州一口而变成东南五口，使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而且对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上海因为得天独厚的优越区位而迅速崛起，很快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丝绸、茶叶是出口贸易大宗，以上海口岸的生丝出口为例。如以1843年上海的生丝出口量指数为100，则1845年为 723.8，1848年为1252，1852年为1354，1856年为3215.6，1860年为3798，可见生丝出口增长之迅猛。而上海出口的生丝主要产自浙江，当时的英国对华贸易报告就说“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1896年杭州开埠后，杭州口岸的丝绸出口增长也很快，1896年的出口量仅为124担，1899年已增至4193担，增长33.8倍。

上海、杭州等口岸生丝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杭嘉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西溪地区蚕桑业的发展。自民初至20年代，西溪乡民普遍植桑养蚕。20年代末的调查资料说，西溪地区“农民以养蚕为主业”，出产以蚕丝为大宗。受蚕丝业利益的吸引，西溪地区原来种植观赏作物如梅花的，也纷纷改种桑树，西溪梅园逐渐为桑园所代替。1925年，陆曾藩在《西溪秋雪庵》一诗注释中写道：“西溪本以梅得名，近梅林已悄悄变为桑田矣”。

西溪地区植桑业的发达，除了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影响外，也与西溪地区特殊土壤条件密切相关。据土壤专家的调查分析，西溪地区的土壤多为“桑林堆积土”，这是“杭县最奇异之土壤”，既不受气候支配，也不受潜水影响，土体全部之形成，由人工堆积而成，而以留下北之西溪深潭口等地最为显著。西溪地区之所以多人工堆积土，是因为西溪地区河网密布，纵横交错，乡民将疏浚河道的淤泥堆积于河道两岸，就逐渐形成四周环水如星散岛状的堆积土壤。这样的土壤极宜植桑，民国时期的土壤调查报告称“以地面生长之植物言，此种堆积土可谓纯系桑林果树区。”

这种地理环境和土壤特点，使民国时期西溪地区的“桑树多植于池畔河边等处”，很少有成片的桑园。“植于池畔河边者。野桑居多，火桑次之。植于成方之地者，均系家桑”，其他还有富阳桑、山桑等品种。野桑也叫草桑，叶肉薄，叶子边呈锯齿状，栽培比较容易。火桑因苞皮为红色、叶梢初放时先端稍现紫赤色而得名。火桑发芽早，宜养幼蚕，硬化早，属早生桑种之一。家桑也叫湖桑，叶形大，肉质厚，品种优良。

民国西溪地区桑叶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区域内桑叶贸易极为兴盛。有史料说“该区各小镇，均有叶行，专行代客买卖，而取佣金”。但因西溪地区多系水域，植桑虽然非常普遍，但桑叶总产量仍不能满足当地养蚕之需。20年代末的调查资料说，因西溪“水多于陆，故桑叶求过于供”，每年约不敷五分之一，不敷之数需依赖余杭良渚、勾庄和德清的塘泾等地供应。

从上述西溪地区植桑之普遍、桑叶贸易之盛，可以想见民国时期西溪农户养蚕之广、蚕产之丰。西溪农民以养蚕为主业，稻麦居于次要地位，其春蚕鲜茧收获量平均每户达2担多。除育春蚕外，西溪农民还有育二化性及五化性蚕的。蚕种主要来自当时余杭西区，以余杭的陈白皮种居多，嵊州市种次之。余杭也是1927年杭州市蚕户蚕种的主要来源。西溪乡民所产的蚕茧，有的“自行缫制土丝”，售卖于各机坊纺织成丝绸。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溪古荡至闲林埠一带缫制的土丝都称“肥丝”，俗称“南乡丝”。有的出售鲜茧供应杭县及杭州市各缫丝厂，西溪区域内的留下镇及毗邻的余杭仓前、长桥及杭县三墩、湖墅、良渚、勾庄等都设有不少茧行，专门从事蚕茧贸易。

随着清末以后日本缫丝工业的迅速发展与进步，中国生丝逐渐失去国际市场而衰落。1909年，日本生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1925年，其出口额已是中国的2.6倍，至30年代初，日本生丝产量已占世界的80%，是中国生丝产量的五倍多，而输出额已是中国的7倍。另一方面，人造丝发明后，其质量逐年提高，而其价格远较生丝为低，且具有耐穿美观的特点，自20年代初开始大量为国内绸厂使用，大有替代生丝之势。以杭州为例，1924年人造丝的输入量仅为24担，1928年增至3366担，1931年达到14587担。由于上述原因，中国蚕丝业自20年代中期后面临空前的灾难而急速衰落，这对于浙江、对于杭州影响尤大，损失尤重。江浙皖三省的厂丝，最旺时年出口量达15万担，而至1930年代初仅1万担而已。作为蚕丝大县的杭县，在蚕丝业全盛时期年产值在千万元左右，但到30年代中期，“尚不及百万元”。生丝呆销，丝价惨跌，致茧价暴跌；茧价跌又使叶价惨落。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西溪地区大片桑园被砍伐，乡民植桑养蚕的日益减少，但蚕丝业依然是西溪农户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直至40年代末，人们从留下坐船游秋雪庵，“循着这溪流而去，两岸遍植着桑枝柿树”。

（二）

民国时期西溪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种植业当然不仅仅是植桑业，茶叶、柿子、竹笋等经济作物种植既普遍，商品化程度也很高，都是西溪地区农民重要的副业和经济来源，在西溪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

西溪地区自古盛产茶叶，西溪南岸自石人坞至秦亭山，沿山十八里，皆广植茶叶，尤以西南部今留下、小和山、龙坞一带为主；西溪河两岸及河北地区也种植茶叶。西溪地区种茶之广、茶利之厚，有盛于龙井之说。《西溪梵隐志》引明代冯梦祯语记载道“西溪茶利之厚，十倍龙井。至石坞之佳，不啻胜之”。清代文人孙之在《南漳子》说：西溪河渚一带因地少水多，“无田可垦，则谷无从出，每以茶、笋易米。外此，养鱼育蚕。”又说“土唯出茶，然河地味薄，不如山地味厚，而芬芳袭口。村人有采二三茶至四茶者，则更索然矣。”

民国时期，茶叶仍为西溪重要的经济作物和特产。民国《杭县志稿》说“春日培茶石坞，香闻十里，盖安乐山西麓为西溪镇，即留下，环山之茶，皆聚于此，自昔著名，山农持此为大宗收入，今统称龙井茶，在内销茶叶中，素负盛誉，采制费工甚多，每担龙井茶约需三四十工，近年杭市毛茶产量六百三十七担，杭县所产，亦并计其中”。该书记载上泗区茶叶时，特别提到龙坞乡：“茶叶有红、绿两种，绿茶产龙坞、树塘、寿民、云泉、定山、回龙各乡，尤以龙坞、树塘为佳，俗称‘定北茶’，与龙井相埒。红茶产自云泉乡，尤以该乡之大坞旗红为上品。其色香味据京津客评，有凌驾浙江温州、江西祁各地出品之上。”1930年代前期，杭县种茶面积约3万亩，“以第六区（即上泗区，引者注）为最著，第五区（即包括西溪地区——引者注）次之”。山户几乎家家种植茶叶，所产茶叶，出售于当地茶行之客商，由茶行客商运至杭州市及上海、哈尔滨、香港等埠，或转运海外。留下镇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也是最主要的茶叶加工场，镇上茶叶炒制工厂与茶行林立，加工、销售衔接，所以才有“春日焙茶，香闻十里”的繁荣景象。

西溪地区广植柿子，据传说清乾隆帝下江南时，曾在此处驻马小憩，并让人在此处栽种了3000余株柿子树。民国时期，西溪地区遍植柿子，与诸暨的陶朱同为“浙江产柿最盛之区”，因整个产柿区分布以古荡、宋家村一带柿树最密、“可谓产柿之中心”，所以整个产区常以古荡命名。30年代的调查资料说“古荡产柿区域甚广：东至湖墅、小河及瓜山一带，西至余杭县境之仓前镇附近，南至古荡、老东岳及留下镇等处，以山脉为天然之界；北至良渚镇、勾庄镇延至瓶窑镇一带。产区之广，东西约四十市里，南北三十余市里，总面积达一千余市里”。可见，引文所说的“古荡产柿区域”覆盖了整个西溪地区，所以民国时期的史料常有“古荡多产柿”“留下镇是柿子的著名产地”、西溪两岸遍植柿树等不同的说法。

民国时期西溪地区的柿子有扁花柿（俗称扁柿）、火柿（也称火珠）、高脚方柿（俗称方柿）、油柿、野柿、金盆柿（也称野方柿）等诸多品种，以扁花柿最多，约占60%，火柿次之，约占30%。若论品种的地区分布，则留下镇一带主要种植火柿，古荡延北直至勾庄、良渚一带主要是扁花柿。关于民国时期整个古荡产柿区历年的柿子产量，缺乏明确的记载。30年代中期，有调查资料说估计柿子总产值约30万元，而当时柿子价格在每担3—4元。依此测算，则当年古荡产柿区柿子总 产量当在7.5万—10万担之普。民国《杭县志稿》也记载：杭县柿子“以古荡出产最多，每年自处暑起至寒露，二月出产，约值三十万元”。两则史料所说古荡产柿区的柿子年产值完全一致，提高了史料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古荡产区的柿子60%以上运销上海，销于杭州城区乡镇及邻近如绍兴、萧山各县的约占40%。《杭县志稿》就说：古荡柿子“销路以上海为最大，次则绍萧等处”。30年代中期的调查资料则更具体地说：“古荡柿子每年自拱宸桥运往上海者，数额已达七千余担”

包括西溪在内的古荡产柿区柿子年产值竟达30万元，这确已是当时杭县的大宗生产和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民国杭县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农民重要的副业和家庭收入来源。诚如当时调查资料所说“古荡产柿区域内之农民于田亩作物之外，栽柿亦为重要之生产，故此项柿价之收入，对于农村经济之补益殊不小也”。

柿子原是蜜源植物，但在民国时期的西溪同时也是重要的观赏植物。百余年的老柿树，绵亘十数里，树姿葱茏，浓荫蔽日；幽径曲折，宛如修蛇；浓荫之下，溪流幽邃，水道纵横；秋季柿熟之时，火红的柿子挂满树枝，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使“柿林平眺”成为与“西溪观芦”齐名的景观。

西溪地区多竹，盛产竹笋，产区包括西溪地区南部沿山十八里山麓一带、西南部龙坞小和山地区，西溪河以北水网岸边也有大量种植，产笋之多、笋味之美，为杭城之最。20年代的游记、笔记有大量记载。如《游杭纪略》说：西溪竹笋之盛为杭之最。《西湖韵事》也说“西溪竹木最多，笋产极盛”。邹仁达在《西湖新志》中甚至把春品西溪笋作为西湖四时之胜景之一，说“西湖之胜，胜在四时景色”，而春时之胜，在“看孤山梅，试虎跑茶，啖西溪笋，赏苏堤柳”。干人俊编纂的《民国杭州新志稿》也说：竹笋西湖周边山中皆产，而以“西溪最盛”，并把“西溪之笋”与“孤山之梅”、六和塔“江边之鲥”等并列为杭州著名之特产。西溪地区竹笋最集中产区在法华山、花坞等地。早在明代，地方文献中就有“松竹、杨梅、茶笋之盛，法华为最”的记载[15]。《西溪梵隐志》也有“法华多笋，钱塘之门，日进竹竿万个”之说。成书于40年代的民国《杭县志稿》仍说：“法华山一带多笋”，并说“今竹笋销杭州外，多由铁路运销沪埠”。花坞也是民国时期

西溪竹笋主要产区，人称“三分坞地，竹有其二”，所以有人认为花坞之名实在是有违事实，应该易名为“春竹坞”。竹、笋也成为西溪地区农民重要的副业和经济来源。

论及西溪的种植业，还不能不说植梅。西溪栽梅历史悠久，宋代就有关于西溪梅花的明确记载。自明万历年间始，西溪梅花开始兴盛，从万历到清康熙、乾隆年间，是西溪梅花最昌盛时期。光绪《杭州府志》载：“西溪一带梅花甚盛，沿亘 十余里。”汤右曾《题宝崖〈西溪梅雪图〉》也说西溪“沿山十八里，家家种梅树。春来梅花发，绕屋不知数”。当地居民中有不少以种梅为业的，黄楷《西溪探梅》说：“路入秦亭山，溪流忽浅狭；居民数百家，半以梅为业。”从秦亭山至石人坞沿山十八里山麓及西溪河南北两岸，无论山行溪航，一路梅花绵延不绝。

进入近代后，由于丝绸外销的迅猛增长，西溪地区农人纷纷将梅花改种桑树，养蚕缫丝。晚清陈豪在游西溪的诗中就有“几湾芦雪犹飞絮，十里梅花改种桑”的诗句。不过，“十里梅花改种桑”未免稍有些夸张。虽然西溪地区有不少农人将梅花改种桑树，到30年代西溪赏梅已“输将邓尉”，但即使到三四十年代，种梅采果依然是西溪农户重要的副业之一。民国时期的游记依然有不少反映西溪梅竹之盛的文字，民国后期成书的《杭县志稿》仍说西溪自石人坞至秦亭山，沿路十八里，旧皆茶、竹、梅、栗。“西溪之梅”也成为民国时期杭州的著名特产，除了供应本地外，大量运销上海、苏州等地，民国时期资料所说“上海冠生园所出之陈皮梅，其原料大都采之本县（即杭县——引者注）”，应该也包括“西溪之梅”。（未完待续）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2期 

作者 陶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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