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离开钱塘江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是年七月，秦始皇病死于这次东巡的途中沙丘（今河北广宗）。

但也许是钱江大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钱塘江留下了值得后人，尤其是浙江人探究一番和感慨一番的物事。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一方铜印——“浙江都水”。

这是一方端庄敦厚，又不失水灵之秀的秦代官印。

秦始皇在会稽“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当时撰文和书法皆由丞相李斯所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这里的“审别职任”，便是对地方官员划定职守，明确职责，而授予有关官员以官印，则是这项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授权环节。

▲“浙江都水”铜印

“浙江都水”从一方印章的层面来看，整体上田字界格这一秦印形制上的规范，透露出秦统一六国后施行“书同文”政令在官印制度上给它带来的一种严格庄重气息。但在局部字体的刻画上，又留下了当年治印人面对钱塘江（即浙江）这一特定大川所表达的种种匠心。

印文中有三个字涉及“水”，治印人对此做了一定的推敲：“浙”字笔画较多，三点水的偏旁微微弯曲，但基本呈直流而下，使得这一偏旁犹如三江并流“一泻千里”，不断流，不淤滞，干净利落，仅有微小一点笔画相连之处，兼顾了大江东流的气势和局部自然江野的形态，同时，将“扌”部的直划刻写得很细，让壮阔的“三江”与厚重的“斤”部相隔一“手”顾盼呼应，意可回味，取得了多笔画字体在字形架构上的完美变化和均衡布局；“江”字三点水偏旁突出中间“干流”，自然弯曲，活泼灵动，并让“工”部拉长竖划，缩短横划，使得三条水流仿佛就在堤岸边流淌，整个字勾画出一幅画的意境，而且结体舒散，十分匀称，笔画略显纤秀，曲引自如，摹写出一种江南秀美的风韵；“水”字到了单独成字时，仍然在着力刻画这条南方大江的秀美气质，依然在保持着它那蜿蜒曲流的姿态，但同时又在略微拉长的方型底面上，以规整的笔画架构，完成了对于这条奔流不息的浩荡大水的规范处理。再联系其上的“都”字，篆书本形准确而方整，笔画厚重，与“水”字上下相连，可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都水”这一官职肩负的岗位职责和历史使命。钱君匋和叶潞渊《玺印源流》评价这方官印时说：“虽有斑驳，但奇趣难掩。”

“浙江都水”铜印现藏上海博物馆。据上海博物馆介绍，此印年代为战国时期，来源于龚安顺和龚安庆的捐赠，青铜质地，蛇钮，纵2.5厘米，横2.5厘米，高1.75厘米，阴文篆书，为治水、收渔税之官印。上海博物馆据此认为：浙江，郡名，由此可知浙江郡在秦时已置。

上海博物馆在这里把浙江这一水名，定为郡名，其观点显然有偏差。因为如果要把此印的年代定在战国时期，哪怕是战国晚期，浙江一带还是楚国的疆域，何来“秦国官印”？秦人又怎么可能跑到楚国偏远的“越地”来施行秦国创立的郡县制？又何来“浙江郡”？

1965年，沙孟海先生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浙江都水官印考》的短文，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

“浙江都水”四字印，白文，有田字界格，铜质，蛇钮。印面直2.5厘米，横2.4厘米，通钮高1.8厘米，今藏上海博物馆（沙老此处的数据测量跟上博馆的略有差别）。

都水是我国历代管理水利的官，从秦、汉到清代二千年多年中间，基本上沿用这个名称。此印有田字界格，篆体还不十分方整。凡印文四字带有田字界格及印文两字带有日字界格而篆体还不十分方整的白印文，金石学者一直认为秦代和西汉初期印……根据以上意见，我们鉴定这方“浙江都水”印应是秦代或西汉初期的制作。

《宋书·百官志》说：“秦、汉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属太常，汉东京省都水，置河堤谒者。”《后汉书·百官志》说：“世祖（光武帝）改都水，属郡国。”又说：“其郡有盐官、铁官、都水官者，随其广狭置令、长及丞。”《历代职官表》卷五十九《河道各官表》说：“汉百官表太常、大司农、少府、水衡都尉、三辅皆有都水长、丞。盖太常掌陵邑，其都水主陵邑之水利也。大司农掌谷货，其都水主郡国农田之水利也。少府掌山海地泽之税，其都水主郡国山海地泽之水利也。而都水使者居京师以领之。”这样，我们知道东汉省都水，只是将中央的都水官改为河堤谒者，地方则仍称都水如旧。

我曾见到《汉印分韵》采入“长沙都水”印，这是汉代长沙国的都水官（长沙，秦置郡，汉高帝五年改为国）。《齐鲁封泥集存》有“齐都水印”，这是齐郡的都水官。又有“琅琊水丞”印，这是琅琊郡或琅琊县的都水官（齐郡、琅琊郡皆秦置，汉因之。琅琊郡所辖有琅琊县）。《玺印集林》有“都水丞印”，那是不著地名的都水官。《续古印式》有“左河堤谒者印”，那是东汉时代中央总管水利的都水官。以上各印，字体方整，除“长沙都水”未见钤本外，余皆无边栏界格，可知都是汉代中期以后或三国、两晋的官印（王国维编次《齐鲁封泥集存》，将“齐都水”“琅琊水丞”两印定位汉代）。

“浙江”二字，在秦、汉时代还不是行政区域的名称。现今的钱塘江下游地区，秦、汉时代皆属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至钱唐，临浙江”。钱唐是县名，浙江则是江名，即钱唐江。“浙江都水”这个官，顾名思义应是专为钱塘江水利而设，与其他郡国县邑的都水官又不相同。秦、汉时代已设钱塘江水利专官，这点还是新发现，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记载的。

龚自珍曾说：“私印欲其史，官印欲其不史。”（《定盦文集补编》卷三“说印”）意思是说：私印中的人名最好是历史上原有记载的，可以增加此印的历史价值；官印中的官名最好是历史上不曾有过记载的，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欠缺。这方“浙江都水”印，可说便是“不史之官”了。

此印不知何时出土。《望古斋印谱》《龚怀西藏印》皆曾收入。二千多年的遗物，得到很好保存下来，这不但足以补充历代职官志记载的遗漏，同时也为研究钱塘江水利史提供了可靠的物质资料。

沙老的考证把“浙江都水”印的年代确定、名称指向以及此印现世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介绍，也为我们梳理了一段有关“都水”的“职官史”，有根有据，非常明晰。而除了沙老，在此印的年代归属问题上，当今虽然也有著述把它归入汉初，如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但很多考古和印学界的专家认定它的年代应该是秦代，如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和许雄志《秦印技法解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都将它归入了“秦印”之列；辽宁师范大学刘婉《关于蛇钮印的几个问题》认为，秦封泥中有“都水丞印”“琅邪都水”，经过详细比对后，可以推定此印（即“浙江都水”印）为秦官印。而我们再看上海书画出版社所编的《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也把“浙江都水”印归于统一六国的秦代。

“浙江都水”印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蛇钮。刘婉认为，蛇钮印是中国古玺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动物钮式官印，具有独特的风格，目前学术界对其尚没有统一的定论，普遍的看法是出现于高祖时期且仅流行于汉初文、景时期，为汉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现在存世的蛇钮印数量不多，对其研究的有限，使其在出现年代、持续时间、颁发对象等许多问题上仍然值得商榷。刘婉例举一些蛇钮铜印如“代马丞印”“琅左盐丞”（或释为“琅盐左丞”）、“雏丞之印”（“雏丞”即“雍丞”）等，包括这方“浙江都水”印，认为均是秦官印。

我们不妨检阅一下“浙江”一词在正史中最初出现的频率，及其相关事发的大致时间，究竟是在哪个朝代。

《史记》记载到“浙江”凡六次：

《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过丹阳，至钱唐。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

《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堂邑侯陈婴）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费侯陈贺）击项羽有功，为将军，定会稽、浙江、湖阳，侯。”

《越王句践世家》：“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

《货殖列传》：“越、楚则有三俗（《史记正义》在此有条注解说：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再看《汉书》的三处记载：

《陈胜项籍传》：“秦始皇帝东游会稽，渡浙江，（项）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陈婴）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渐，定自为王壮息，侯，六百户。”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费侯陈贺）击项籍，为将军，定会稽、浙江、湖陵，侯。”

《后汉书·郡国四》也有一处记载：

会稽郡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从以上史料记载可知，《史记》中“浙江”出现了六次，除了捎带了一个汉初的同姓王“吴王濞”（刘邦之侄，后因发动“七国之乱”谋反，兵败后被杀），其他涉及浙江之事，均为秦代和之前的战国时候。《汉书》提到“浙江”只有三处，《后汉书》仅一次，而且提到的“浙江”所属年代也在秦朝时候。

也就是说，“浙江”一词的出现及其相关史实，在正史记载中与整个汉代都没多大瓜葛（东汉许慎《说文》提到：“江水东至会稽阴为浙江。”但因为这是字书，“浙江”在此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看不出相关的其人其事）。至于野史记载，有东汉人写的两部著作《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其中多处提到“浙江”，详情与正史记载的情况相仿，就不细说了。

事实上，把“浙江都水”印归入秦代，还有诸多基本历史事实上的依据。秦朝是一个特别重视“水”的国家，早在战国秦昭王时，就起用著名的“水工”李冰父子，在巴蜀地区营建了“都江堰”，一举将四川变成天府之国，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六国，就在于有了这个最根本的粮食“仓廪”。接着，在赢政执政前期，将计就计，接受了来自韩国的“疲秦计”——在关中修筑“郑国渠”，将渭水平原变为丰饶之地，使得秦国征战六国有了最前沿的粮草基地。秦国大军灭楚之后，又大举进兵南越之地，修建了技术绝妙的“灵渠”，使得南征大军粮秣无忧，一举底定了广袤的岭南地区。秦人修筑的这三座水利工程，不仅举世闻名，更重要的是惠泽后世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秦始皇东巡之所以能够抵达钱唐，有一个重要基础设施的完成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沟通陵水（即溧水，在今江苏溧阳。伍子胥出昭关至于陵水）和浙江这两条水系的“通陵水道”，秦始皇一行人正是沿着这条新修的水道“临浙江”的。此外还有沟通汨罗江相关水系的“汨罗之流”、咸阳至潼关的三百里“兴成渠”、甘肃灵州一百五十里“秦渠”，疏浚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等等水利工程。在秦代以后直至清末，所有水利方面标志性工程相加，也不如秦朝这十几年创建之多，真是奇迹！秦国不但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得到了巨大收益，甚至还利用水来获得灭亡敌国的重大胜利，秦国大将王贲曾决河淹灌魏国都城大梁，以最小伤亡代价最终逼迫魏王举国投降，取得了灭魏之战的大胜。而秦人对于水利的重视，也体现在相关职官的设置上，我们现在仍可以从什么地名也没有出现，仅仅“水印”两字的秦印，以及“都水丞印”“琅琊都水”和“琅琊水丞”等秦代封泥上感受到这一点。

再从秦代官方的“崇尚”来看“水”对于秦人的重要性。《史记》记载说，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也就是说，秦以周为火德，能灭火者，水也，故称从其所不胜于秦。“封禅书”还提到，以前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于是，相对应的秦人在颜色上崇尚黑色，连同服饰、军旗、仪仗等均以黑色为基本色，总之，处置事务每每以“水”为本。后来秦始皇之所以千里迢迢冒险渡江直奔会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祭大禹”，而大禹以治水享誉天下，自诩“水德”的秦人怎会不对他顶礼膜拜呢？

而在汉初，内有异姓王、同姓王诸侯相继而起的叛乱，外有北方匈奴铁骑长驱直人的侵扰，立足未稳的汉朝政权经常因战乱内外交困，疲惫不堪，相对偏远蛮荒的江南地区按常理并不进入朝廷的眼界。也就是说，治理和管理浙江绝非汉初政治和经济的“急所”。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浙江都水”印乃是出自秦代中央政府的一方官印。

“浙江”之名在古时有浙江、浙河、浙水、淛江、之江、曲江等不同称谓，意义指向均为今钱塘江。最初见于《庄子》作“制河”（制也作淛，淛、浙声近，古字通），《钱塘江志》等现在通行的说法，“浙江”一词最早出自《山海经》作“浙河”，《史记》作“浙江”，《汉书》《水经》等作“渐江水”（郦道元注作“浙江”，或以为渐即浙字）。今钱塘江上游称新安江；桐庐至萧山闻堰称富春江；闻堰至杭州闸口段，河道迂回曲折，形如“之”字，又称之江；闸口以下始称钱塘江。

钱塘江的名称开始出现在东晋时代。宋代《太平御览·地部》：“虞喜《志林》注曰：今钱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涛，水势折归，故云浙江。”虞喜，东晋会稽余杭人。东晋时期，东南一带进一步开发，地名细化，于是出现了钱塘江名。

杭州及其以东地区在秦代隶属会稽郡管辖。“浙江”一名在秦代官印上的出现，也第一次从官方权威的角度，为这个曾经有多种叫法的江水正了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于“浙江”职官的“审别职任”直指水利（“都水”一职可解释为水利主管），这当是由“浙江”大潮自然而然“推举”出来的职官。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这方官印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良渚文化因水而夭，大禹治水因浙而终，秦始皇帝因波而却，人类从来都不是钱江大浪大潮的对手。但到了秦代，第一次有了官方的常设机构，有了专职人员来治理和管理钱塘江了，人类开始要正面面对这个罕见的自然现象，要摆脱完全处于挨打地位的被动局面，要学会与它争锋、与它共处，要在它的面前坚强“雄起”！以秦人对于水的理解及其长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凭借秦人对于水利超乎寻常的重视程度，说不定举国家之力，也能在“浙江”创造出可与都江堰、郑国渠或灵渠那样等量齐观的奇迹来，也许在那时就会出现一个可与北方万里长城相媲美的江南捍潮“长城”——海塘。

然而世事难料，大泽乡九百戍卒揭竿而起，大秦帝国烽烟四起，刚刚受印的那个“浙江都水”官吏，还未来得及施行理水职责，便随着这个太过短暂的王朝的覆灭，消失得杳无踪影，只有这方小小的铜官印成为“遗孤”孑遗人世。

我们今天评价这一事件的后果，那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导致了人类有效抵御钱江大潮的历史进程，一下被耽搁拖延了好几个世纪，一直到东汉时期，治理钱江潮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那还是以一人财力举一县之力做到的）而以国家名义设立职官或设专人治理钱塘江，一直要到秦之后一千年的北宋仁宗时才出现，“景祐中（1034—1038），以浙江石塘积久不治，人患垫溺，工部郎中张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真可谓是“千年等一回”！五代吴越国钱镠虽然“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但此官的主要职责是“营田”，并非为治理钱塘江专设。

——可惜了，被耽搁的“浙江都水”！

这虽然让人遗憾，但我们今天追根溯源“浙江”之名的来由，决定它今后正式以这一大名应用于世的秦代这个节点，无疑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应当记取。

由这方“浙江都水”铜印，我们甚至还可以为秦始皇当年东巡浙江的历史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秦始皇因为浙江水波之恶（其实应该理解为他正好遇上钱江大潮），不能顺利渡江，不得不很“委屈”地退避三舍，又往西跑了一百二十里，才得以渡过江去，这番绕道折腾之后，他才得以最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会稽郡。但他最终并未因此而“恶”浙江之水，而是专门为这条潮汐破坏力极大的大江，设立了专职管理和治理的官员。这绝对是一个开明而负责任的君主所为，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