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杭州市区存有的雕塑数量不少，但主要都是以宗教造像雕塑为主。杭州宗教造像开始于唐代，现存最早的寺院雕塑是唐开成二年（837）兴建的龙兴寺经幢上的浮雕（现存于灯芯巷、延安路口）。五代以后，受吴越国国王推崇佛教思想的影响，在环西湖周围的山上，陆续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石窟。根据《佛教年表》记载，杭州最早的石窟造像始于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烟霞洞佛教石窟的开凿。7年后，开始开凿飞来峰石窟。我们最为熟悉的飞来峰大肚弥勒佛像则是雕刻于宋乾德四年（966）。

▲飞来峰大肚弥勒佛像

古老的传统中只有神仙、佛陀、菩萨、圣贤等可以塑像，塑像意味着摆脱凡俗躯壳成神成圣。而至民国时期，新观念的输入使各类雕塑作品纷纷呈现。至民国杭州最早的名人造像出现在西泠印社。1921年，西泠印社的丁辅之“得石于曜山之阴，似人状”，于是让工匠雕刻成了印社成员丁敬的坐像。作品风格延续了中国古代石佣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重在意味上的传神，并不追求绝对的形似的准确。同年，由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为吴昌硕做的青铜头像也安放在西泠印社，这是杭州第一个西方写实手法的人物雕塑。后来西泠印社请石匠补雕石刻下半身，成为一盘膝造像，让这件作品成为一尊独特的中西融合的人物塑像。这是杭州写实人物雕塑的开始，也是杭州现代城市雕塑的开端。他们的出现还意味着长久以来中国人对于雕塑造像思想的变革，人们开始接受新兴的城市雕塑理念。民国10年（1921）《吴昌硕铜像》在西泠印社石龛内建立。13年，《丁敬坐像》《邓石如立像》在西泠印社建立。

▲丁敬坐像

民国初期，随着一批批莘莘学子从国外学成归来，西方文化开始与中国社会相交融，杭州的浙江两级示范学堂开始教授西洋美术技法课程，民国17年（1928）5月，国立艺术院成立，设雕塑系，李金发、刘开渠等名师任教，第一届招收6名学生。这是杭州近代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从传统“匠人”身份向“雕塑家”身份的转变。

▲刘开渠

这种转变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实践层面来讲，在近代，尽管中国传统的‘雕’、‘塑’下匠与西方的‘雕塑家’在创作形式上极为相似，但是两者肩负的社会责任大相径庭。在中国，‘雕’、‘塑’工匠仍然是传统社会分工中的一员，其主要职责是为寺庙塑像、为建筑雕刻石头。一方面，他们没有独立创作的自主空间；另一方面，从表现对象、作品所处空间等方面来讲，他们的作品缺少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而在西方，在‘工作室’自由创作的‘雕塑家’能借助作品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作品力量丝毫不弱于同时代的画家。接受各方定件、从中获利的‘雕塑家’，其作品则可以进入各种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比如广场、街头、公园，其作品自然会引起公众关注。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对‘雕塑家’身份的认同经历了一个过程，而‘认同’的最终实现与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密切联系。雕塑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这才使他们在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层中从‘工匠’跃为‘艺术家’。在中国，‘雕塑家’身份问题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有直接关系。从西方留学归来的‘雕塑家’是中国现代雕塑领域的拓荒者。这些‘雕塑家’回国以后，从实践层面、理论层面引人西方‘雕塑’。实践层面主要是借助雕塑创作，理论层面主要是翻译相关资料、撰写文章，借报刊杂志传播西方雕塑。”

伴随“雕塑家”的身份被日渐认同，这些艺术家在现代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中积极展现自己了的才华，民国雕塑创作进入了相对繁荣度的时期。湖滨三公园内（今平海街口）建立《陈英士烈士骑马铜像》，该像原来立在上海，后来转移到杭州西湖湖畔的陈其美墓旁，今天平海街真对面的湖滨，作者江小鹣于1928年造，人立像旁塑骏马一匹，连基座高达8米，为当时国内最大的雕塑工程，也是杭州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雕塑家创作的现代写实人物纪念雕塑作品，落成后引起巨大轰动。1950年拆除。1929年在湖滨一公园内建立《北伐胜利纪念塔》，后毁于50年代。

民国24年（1935），《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湖滨六公园建立，原名《一·二八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碑上部为两个立像，军官手握望远镜，右手指向东方，士兵手握步枪做冲锋状。底座四边为四块浮雕《纪念》《抵抗》《冲锋》《继续杀敌》，用两个人物和四块浮雕展现了爱国将领英勇抗敌的情景和人民对殉难者哀悼的情景。这是我国第一座由本土雕塑家创作的纪念碑式雕塑作品，也是第一座表现抗日战争的纪念碑。作者刘开渠。在他之前的雕塑家江小鹣、李金发大多创作名人雕像，其风格以写生为基础，对人物作比较翔实的刻画，刘开渠在中国开启了纪念碑式雕塑的先河，“《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不是单纯的以某个人物为表现对象，而是纪念‘淞沪抗战’这一著名历史事件和英勇的抗日群体。它所记录的是当时妇孺皆知的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本身又凝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奋发图强、自强不息的精神。相对于名人雕像而言，此类作品有更大的社会效应，观众观看雕塑的感受、雕塑家创作雕塑的初衷、政府定制这座雕塑的目的，都是值得深思的课题。这件作品的辐射面、信息量超出了以往的雕塑作品。这种以匿名人物为表现对象，反映著名历史事件、特定群体的创作方式开启了中国纪念碑式雕塑的先河，是现代雕塑的一个转折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雕塑主体由刘开渠完成，基座是由一位建筑师完成的，基座高5米，这使得雕塑显得过小，与刘开渠的原意相违，并且在基座四角加了四个炸弹，显得不伦不类。当刘开渠对此提出异议时，已经无人理会。此作品在1963年曾经被拆除，2003年在原址又按原貌重新复建。

▲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顶端为两个站立的军人，军官手执望远镜，右手指东方；士兵手握枪杆，身略前倾，作冲锋陷阵状。

民国时期中国旅行社编《杭州导游》中曾将这些新作品当做当时的重要的文化艺术景点予以介绍：“杭州西湖孤山旁有秋瑾墓、浙江先烈祠、阵亡将士墓，湖滨公园内有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和陈英士铜像。”可见其社会影响。

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认为：“雕塑艺术是歌颂人类，表现人的聪明才智和刻画人的正气的。雕塑品的形式要稳重如山，要简朴深沉、含蓄完美，令观众从作品中得到各种启发，体会到人类为万物之灵。在形态上不必要的夸张，手法上不必要的花样，情节故事上不必要的穿插，就会使作品不能长久耐看。”他还说：“屹立在街头、广场、园林、建筑物的雕塑不分季节，不论昼夜，总是默默地放射艺术的光华。”“好的城市雕塑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代文化、一座城市的标志，它既为当代服务，又为未来的历史时代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

城市雕塑是城市的眼睛，它注目着这座城市，并在注目中默默蕴集这个城市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