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以前，杭州美景名胜多因所属政区无闻的缘故而未受文人青睐，相比之下，钱塘江潮作为杭州胜景，其名声稍大。虽然钱塘江潮不断地威胁着杭州城市的安全，但钱塘江潮水，作为一种自然景观，最早在西汉时期即已成为世人观览的对象。入唐后，文人墨客逐渐视雄壮的钱塘江潮为杭州的名胜代表，唐诗中凡地涉杭州（天宝元年杭州改称余杭郡，故唐诗中常称以余杭），常会言及钱塘秋涛。钱塘潮汐的巨浪白涛以及排山倒海的震撼气势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而相关的唐诗也因得钱塘怒涛之助而呈现出新的境界。

杭州地处钱塘江下游北岸、西湖之滨，襟江带湖，江海交会，风景优美；其地介乎古代吴越交界之处，堪称东南形胜。北宋柳永《望海潮》曾称誉“钱塘自古繁华”，然该称誉并不完全属实。自秦置钱唐县起，到南朝梁、陈相继置临江郡、钱唐郡，再到隋初置杭州，在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杭州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其实都比不上周边毗邻的越州、苏州、湖州等行政区域。杭州真正步入繁华，是在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在五代吴越国钱氏政权在该地建都之后，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指出：“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尽管繁华迟来，但钱塘之名却早著，究其缘由，乃在于从西向东贯穿吴越，汇入东海的钱塘江。

钱塘江，古名“浙江”，素以清澈澄碧的江水和排山倒海的江潮而闻名天下，其中尤以澎湃江潮最为著名。正因为钱江惊涛的奇绝，在杭州远未闻名时，当地的江潮已名声在外。西汉景帝时期梁王刘武宾客枚乘在其著名的《七发》赋中，即详尽描述了对于钱江潮的观感，其中对于潮水由远及近的观察与体验，“其始起也，洪淋淋焉（像山洪奔流），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雪白之色），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乱纷纷）如三军之腾装（奋起装备）。其旁作（两旁浪涛）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指挥军阵）……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爬城墙、抢渡口），穷曲随隈（冲击每一个湾口），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其辞令纵横驰骋，想象恢奇夸张，可谓后代钱江潮散文的鼻祖。

只不过，西汉时人们并无称道“浙江”的习惯，枚乘在这篇赋里用了“曲江”这一地名，以致后人都以为那个观潮胜地在今天的江苏扬州一带，而未与钱江潮联系起来。《七发》原文为：“客曰：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明代陈善《（万历）杭州府志》对此认为：“钱塘江又名‘曲江’。汉枚乘《七发》曰：‘将以八月之望，观涛于广陵之曲江’，盖广陵为扬州之别名，杭属扬州，故亦云广陵，而曲者即折之谓也。”事实上，枚乘也做过吴王刘濞（即后来景帝时发起“七国之乱”的领头人）的宾客，那时候吴王濞以广陵为吴国的都城，而杭州属于吴国，所以枚乘称钱塘江为“广陵之曲江”，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

东晋顾恺之观此惊涛奇潮后，作有《观潮赋》云：“临浙江以北脊，壮沧海之宏流。水无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纳景，且激波而扬涛。”郦道元《水经注》也有关于钱塘潮的记载：“（钱塘）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钱塘江西溯而上即富春江。关于富春江之美，南朝齐梁吴均在《与朱元思书》当中提及：“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可以说，杭州钱塘江之美集阳刚与柔美于一体，与越州会稽山水相比毫不逊色，可惜此间卓绝美景，在唐代以前却终因所属政区的无闻而未得到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

当时空转换到了唐代，钱塘江之美才真正在文人骚客的笔下得到肯定。尤其是中唐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杭州也逐步迈入到东南名郡的行列。北宋与司马光同时的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学者陆佃在《适南亭记》中感叹道：“会稽为越之绝，而山川之秀甲于东南。自晋以来，高旷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余杭始盛，而与越争胜，见元、白之称。然杭之习俗华媚善占形胜，而丹楼翠阁辉映湖山，如画工小屏，细巧易好，故四方之宾客过而览者，往往后越。夫越之美，岂至此而穷哉？意者江山之胜虽在，而昔贤往矣。”陆佃作为一名饱学之士，《宋史》本传称其“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他对有唐一代，余杭形胜取代了越州山水在文人名士心中地位的现实有感不平，其中虽不无地域观念，却也应该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唐人对杭州景致之美的发现和推崇。白居易《答微之见寄》中有“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之句，也印证了同样的情况。而在杭州众多形胜中，唐人印象最深的当属钱塘江。唐代士子文人在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热衷漫游，如果说长江在他们的漫游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在不同程度上滋养作家的心灵，给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影响的话，那么，唐代文人对钱塘江迟来的关注同样也或多或少地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一股清风。

唐代文人语及杭州乃至吴越，常会提到钱塘秋潮。在相当部分文人墨客的心目中，雄浑壮阔的钱塘潮水大概已成为杭州的一张天然名片。因此，若唐人作品地涉余杭，则钱江潮涌被言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例如宋之问《灵隐寺》有“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句，全诗虽以吟咏灵隐寺为主，但其中最为精警的句子却是吟咏浙江潮涨情景。关于此联句子，《唐才子传》“骆宾王”条下称它是遁入空门避祸的骆宾王所作，因此与宋之问创作的其余几联诗歌相比，乃成“篇中警策”之句。不管事实如何，不能否认的是，在此诗中，钱塘潮的动感与灵隐寺的清寂相得益彰，才成就了《灵隐寺》的成功。

又比如，唐代文人流动性较大，他们或漫游以开阔视野，或游宦以求功名。在此背景下，风景优美的杭州逐渐成为文人的游历胜地，于是出现了不少送行诗，例如：

海水不满眼，观涛难称心。

（李白《送纪秀才游越》）

树色分扬子，潮声满富春。

（王维《送李判官赴东江》）

李白曾漫游吴越，对当地的自然风景了解颇多，因此送友人游越，他也不忘推荐其观潮经验，语句平凡却不乏豪放之意。王维为友践行也提及富春江潮，但似乎未曾把握钱塘江潮的精粹，因富春江潮与杭州湾钱塘江潮相比，富春江潮无疑是难以匹敌的。中唐以后，居于吴、越交界的杭州愈加受到文人的青睐，相关送行诗的数量也有所增多，壮观的钱塘潮作为杭州胜景，更成为诗人重点表现的内容：

新家浙江上，独泛落潮归。

（刘长卿《送金昌宗归钱塘》）

西兴待潮信，落日满孤舟。

（郎士元《送李遂之越》）

樟亭待潮处，已是越人烟。

（皇甫冉《送薛判官之越》）

春草吴门绿，秋涛浙水深。

（权德舆《送二十叔赴任馀杭尉》）

浙江涛惊狮子吼，稽岭峰疑灵鹫飞。

（刘禹锡《送元简上人适越》）

镜呈湖面出，云叠海潮齐。

（元稹《送王协律游杭越十韵》）

三山期望海，八月欲观涛。

（皎然《送刘司法之越》）

“浙江”乃钱塘江的原称，由以上例子来看，唐代诗人似乎倾向于以此原称来称代钱塘江。郎士元诗中所言“西兴”、皇甫冉诗中“樟亭”是钱塘江一南一北两处观潮佳处。

除了送行诗之外，唐代文人自己若有游历杭越经历，也常在诗歌中展现他们观潮的经历。例如羊士谔《忆江南旧游》中称“曲水三春弄彩毫，樟亭八月又观涛”，每年农历八月，钱塘秋潮最为壮观，由此八月观潮与暮春三月曲水流觞的文人传统一道成为了当时生活在吴越地区文人的主要活动。又白居易《宿樟亭驿》云：“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月明何所见，潮水白茫茫。”登樟亭可观钱塘潮，月夜下，潮白亭空，滔滔江水、满耳潮声唤起了诗人思乡之情。而在晚唐诗人方干那里，钱塘江潮的震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在《叙钱塘异胜》和《途中言事寄居远上人》分别以“一道惊波撼郡城”和“震泽风帆归橘岸，钱塘水府抵城根”来描述钱塘江潮。同样地，李廓《忆钱塘》的“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贯休《献钱尚父》的“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也同样道出了钱塘潮的排山倒海。总的来看，到了唐代，钱塘江潮已成为杭州的一个据有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因此也有了李频《陕府上姚中丞》中“闲话钱塘郡，半年听海潮”的说法。

钱塘江潮奔腾不息，有万马奔腾、雷霆万钧之势，震撼观者心魄。唐代诗人，如陶翰、孟浩然、宋昱、李白、刘禹锡、姚合、朱庆余、罗隐、贯休等在观潮后都对潮涌场面进行了描绘。其中，陶翰《乘潮至渔浦作》记自己泛舟钱塘，在渔浦停靠：“舣棹乘早潮，潮来如风雨。樟台忽已隐，界峰莫及睹。崩腾心为失，浩荡目无主……云景共澄霁，江山相吞吐。伟哉造化工，此事从终古。流沫诚足诫，商歌调易若。颇因忠信全，客心犹栩栩。”渔浦与樟台（即樟亭）是古时钱塘江在南岸和北岸的重要的两大渡头。钱塘巨潮卷来，如狂风暴雨袭来，从南岸渔浦向北望去，北岸常被用于观潮的樟亭和附近的山峰都被潮水带起的飞沫所掩。浪潮来时，其奔腾壮观令人惊心动魄；当潮水退去，天地又恢复了澄清，不得不让人感叹天地自然的造化神功。

孟浩然游历吴越，钱塘江潮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的《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与颜钱塘登樟楼望潮作》《初下浙江舟中口号》等诗皆言及钱塘观潮事。其中《与颜钱塘登樟楼望潮作》对壮阔江潮作了正面的描写：“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孟浩然诗风历来以“清”见称，然此诗语甚壮伟，盖受江潮雄壮濡染所致。诗歌开篇以雷霆喻潮声之震撼，可谓先声夺人。潮涌未来之时，诗人正与友人鸣弦共乐，闻见潮声，众人皆舍清玄而观潮。江潮涌至，浪卷如雪，飞沫高溅，亦犹如秋雪纷下，使人寒意顿生。对比之下，孟浩然其他两言及钱江观潮的诗虽未对潮涌现象进行正面描写，但恰反映了诗人徘徊于仕隐、进退之间的心态。在《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中，奔腾的江潮唤起了诗人积极入世的心态：“今日观溟涨，垂纶学钓鳌。”面对滚滚江潮，诗人雄心勃发，希冀建立非凡的功业。而在《初下浙江舟中口号》中，孟浩然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浔。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历览三江烟波浩渺、潮起潮落以后，诗人心情归于平静，曾经心怀魏阙之念也归于空灵。处于进退之间的孟浩然，一如钱塘江潮，潮涨时热烈澎湃，潮落后却归于安宁平缓。

与孟浩然友善的李白，在《横江词》中亦对钱塘江潮奔涌表示了惊叹，诗云：“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钱塘江此种独绝奇观使得曾饱览壮丽山川的李白也心生惊异，则其雄壮可见一般。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中，李白再次写到了令人惊绝的钱塘江潮：

逸兴满吴云，飘飖浙江汜。

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还。

涛卷海门石，云横天际山。

白马走素车，雷奔骇心颜。

创作此诗时，李白身处吴越，友人魏万从王屋山远道而来，两人应当共同目睹了钱塘潮汐的壮观，因此，在送别友人之际，李白再次忆起与友同度的难忘时刻。诗人以飘逸文笔，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集中地勾勒出钱塘江潮的神韵：潮涌来时，波涛如千百万的白马素车奔涌而至，惊涛袭卷山石，水石相撞与潮水声产生的巨响骇人心魄。

▲李白

而另一盛唐诗人宋昱在《樟亭观涛》中同样也道出了钱塘江潮的汹涌：

涛来势转雄，猎猎驾长风。

雷震云霓里，山飞霜雪中。

激流起平地，吹涝上侵空。

翕辟乾坤异，盈虚日月同。

艅艎从陆起，洲浦隔阡通。

跳沫喷岩翠，翻波带景红。

怒湍初抵北，却浪复归东。

寂听堪增勇，晴看自发蒙。

伍生传或谬，枚叟说难穷。

来信应无已，申威亦匪躬。

冲腾如决胜，回合似相攻。

委质任平视，谁能涯始终。

诗人对潮汐的描绘与孟浩然、李白相近，皆突出钱塘江潮涛白如霜雪，潮声如雷霆的特点。不过在此诗中，诗人却较有创作性地以千军万马的互攻决战来比喻江潮，此外，更言听怒潮以增勇，言语间透露着盛唐文人所特有的豪迈之气。

中晚唐时期的诗人在表现钱塘江潮时，诗意多与初盛唐诗人相近，不过部分诗篇也能自出新意。例如刘禹锡《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诗有柳色春藏苏小家之句因而戏酬兼寄浙东元相公》以“鳌惊震海风雷起，蜃斗嘘天楼阁成”之句，简言江潮气势；在《浪淘沙》中，诗人具体写到钱塘秋涛：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刘禹锡创作好别出新意，在此诗当中也不例外，除了和前人一样极言钱塘秋涛的壮阔雄奇外，诗人更紧扣诗题，描写了潮水骤来急去后，遗留在河床上色白如雪的沙堆，这层层的沙堆的出现其实同样呈现潮涌排山倒海的力量。

又如徐凝有《观浙江涛》诗云：“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诗歌写钱塘江潮部分，语句通俗流畅，诗意却并不新颖，该诗的特别之处在于提到了钱塘弄潮的习俗。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杭州钱塘县“浙江”条记载，“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相传为“潮诞”，当日钱塘潮最为壮观，当地渔民往往借此机会大显身手，在大潮来时泅水弄潮。能掀起数米巨浪的钱塘大潮本身已震撼人心，再加渔民的弄潮活动，使得观潮活动更让人惊心动魄，因此徐凝有“直至白头看不足”之叹也不足为奇了。关于弄潮风俗，晚唐陈陶在《钱塘对酒曲》中也曾提到：“风天雁悲西陵愁，使君红旗弄涛头。东海神鱼骑未得，江天大笑闲悠悠。”由诗中“使君”可知，中晚唐时期，钱塘弄潮活动已有官府介入举办，由此成为钱塘秋季一项盛事。除了上述中晚唐诗篇外，姚合的《杭州观潮》、朱庆余《观涛》、贯休《秋过钱塘江》和罗隐《钱塘江潮》都以钱塘江潮为表现对象，其诗意及诗境多与前人相似。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罗隐的《钱塘江潮》：

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

漫道往来存大信，也知反覆向平流。

任抛巨浸疑无底，猛过西陵只有头。

至竟朝昏谁主掌，好骑赪鲤问阳侯。

晚唐诗人罗隐作诗为文常蕴激愤，而语带讥讽，此诗中也不例外。诗人在写钱塘怒涛的同时，篇末宕开一笔，借潮涨而及政事，此种过渡也可谓别出心裁。

▲罗隐像

总的来看，入唐以后，文人墨客对钱塘大潮的关注大大增加，浙江秋潮的排山倒海、汹涌澎湃也恰与宏大的盛唐气象相呼应。到了中唐以后，钱塘秋潮被视为杭越一绝，成为了文人士子向往且津津乐道的名胜景观，由此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观涛诗作。当然，唐代文人除了对钱塘江的雄奇表示惊叹外，也不乏抱怨之音，例如周匡物《应举题钱塘公馆》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此乃贫穷士子面对钱塘天堑的悲苦言语。卢纶《渡浙江》则讲述渡江之难：“飞沙卷地日色昏，一半征帆浪花湿。”而贯休在《怀钱唐罗隐、章鲁封》中称“风涩潮声恶”，似对钱塘江潮嫌恶多于喜爱。当然，此种抱怨之音并不多，而且归根结底，诗人言钱江险恶，实叹人世之多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