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钱唐县治的记载，以南朝宋刘道真《钱唐记》（“唐”一作“塘”）“县理灵隐山下，今余址犹存”为最早，《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皆引以为征。清毛奇龄《杭志三诘三误辨》提出“夫作县治，亦必有千百庐旅周居其中，灵隐寺前方丈之地，能容之乎？乃复曰故城。”但是“理”即为“治”，县衙而己，不能与县城混淆。灵隐山下未必不具备没“理”的条件。至于是否有钱唐县城之建，虽然古代常常“县”“城”连称、互称，但毕竟缺乏记载。即使有建，历史上毁城之事时有发生，加上地理环境的变化，寻找城址绝非易事。但是从城市必为聚落集中之地这一点讲，灵隐西湖之间金沙涧两岸可能性较大。当然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待考古发现以及新的鉴定科技。

壹

 “县理灵隐山下”

历史上最早对钱唐县治所在地进行记载的当数南朝宋刘道真《钱唐记》（“唐”一作“塘”）。刘道真《钱塘记》早已散失。后来学者说钱唐县治往往引录其说。著者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杭州钱塘县下云：“《钱塘记》云：‘昔州境逼近海，县理灵隐山下，今余址犹存。’”

▲刘道真《钱唐记》中的记载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杭州、钱塘县》：“刘道真《钱塘记》云：‘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山下，至今基址犹在。’”

上引“县理灵隐山下，今余址犹在”与“县在灵山下，至今基址犹在”，均称引自刘道真《钱唐记》，文字虽有差异，但其含义相同，盖因古人引文重其内含而轻细节，故“灵山”即“灵隐山”，“县在”即“县理”。

刘道真，里籍未详，南朝宋文帝元嘉（424—453）间为钱塘县令。《晏公类要》云：“道真为钱塘令，刘道锡为余杭令。元嘉十三年，上遣沈演之行郡，上表以道真、道锡为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道真又作《钱塘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地记类志书大量出现，《钱塘记》为名作之一。志书作为“资料性文献”，以真实记述本地区人物事迹、山水特色、地理沿革、地名由来、水陆交通、风俗物产为特征。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记可以视为信史。

“今余址犹存”“至今基址犹在”，显然是实地考察的结果。毕竟相去秦始皇置钱唐县己过去六百多年，仍能看到“犹存”的“基址”，实属不易。可以视为实证资料。这大概也是刘道真在《钱塘记》以及后人引录时一再强调遗址“犹存”的原因。鉴于记载明言东汉华信筑塘之后钱唐县“乃迁理此地”“乃迁此地”，可见“犹存”“余址”为“乃迁”之前的“县理”，或即秦、汉钱唐之县治。

贰

 “灵隐山”的命名及地理形势

“灵隐山”之名是起自东晋的外来佛教地名。“晋咸和元年（326）西僧慧理登而叹曰：‘此乃中天竺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仙灵隐窟，今复尔否？’因树锡结庵，名曰灵隐，命其峰曰飞来”，即此。遂因灵隐寺而名灵隐山。即淳祐《临安志》卷八《山川、城西诸山、武林山》）所谓“灵隐寺山名，天竺非山名也”。（又，《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县注“武林山”当另有所指，详本文“五、《汉书、地理志》‘武林水’试解”。）原名未详。

秦汉时期“灵隐山”位处钱唐县西部，东望浙江。其地形胜奇独，林木郁茂。南朝宋人刘道真云：“灵隠山北有石穴，傍入行数十步有水广丈余，昔有人採钟乳，见龙跡，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又云：“灵隐山四布似莲花，中央夾生穀树，甚高大。”还云：“灵隐山，谷树树下生莪，郁茂若沃土所生。”

▲灵隐山

与《钱塘记》作者同时代的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四十《渐江水》记载灵隐山为：“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住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郦道元（约470—527），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一生未到过江南。《水经注、渐江水》关于灵隐山的记述，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当地图书的记载，与刘道真《钱塘记》正可互相印证。即使当今，我们仍可在灵隐寺一带感受到刘道真笔下灵隐山的形势。此也可知《钱塘记》的真实程度。

灵隐山东，有金沙涧直下浙江河口杭州湾（西湖形成以后，金沙涧则为西湖最大自然水源）。“先时涧浦深广，可以通舟。”故白居易《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僧徒多怅望，宾从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别桥怜白石，辞洞恋青台。石桥在天竺。明洞在灵隐。渐出松间路，犹飞马上杯。谁教冷泉水，送我下山来。”与《游恩德寺》“予以长庆二年冬十月到杭州，到郡周岁，方来入寺”，其差异显而易见。虽为唐人之言，但交通框架自古已有。虽然情景迷人，但六百日内十二游，交通方便也是原因之一。

由灵隐山（灵隐寺）向西翻过山岭，有大路北接余杭，南通富阳。唐末天复二年（902），钱镠部将徐绾据杭州反叛。钱鏐率部平叛，其部“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绾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新城在杭州西南，杜建徽进军杭城北门，当以灵隐山北此道为捷径。徐绾则在灵隐山设伏兵拒守，钱镠又一部“湖州刺史高彥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

后世学者还誉称灵隐山“起歙出睦，跨富春，控余杭，蜿蜒数百里，结局于钱唐。如引两臂，南垂胭脂岭，北垂驼岘岭”“控湖扼江，有龙盘凤飞之状”，堪称钱唐县发脉之地，祖山所在。

灵隐山对于习惯于“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古越人而言，也堪称理想聚居之所。虽不是“平易之都”，也可算“四达之地”。秦置县，虽以征收赋税、掌管户口为要务，但春秋战国时期据守地方的职能仍在，“县理灵隐山下”，既可据守浙江（钱塘江）以西，又可雄视浙江以东，实为最佳选择。

叁

 县理与县城

文献中所说的钱唐县“余址”“基址”，很显然只是钱唐县“县理”（县治、县衙）之“余址”“基址”。

刘道真《钱唐记》关于钱唐县“县理灵隐山下”之说，独领风骚将近四百年。《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凡说钱唐县，大凡皆承《钱唐记》。及至《名胜志》总结钱唐（塘）县治的迁移，仍持此说，其云：“钱唐旧治凡四：一在灵隐山麓，一在钱湖门外，皆汉、魏时治也。一在钱塘门内，今教场地，唐时治也。一在纪家桥家华严寺故址，宋时治也。”

其后，明清时期萧山人毛奇龄基于灵隐山一带地域狭窄而对县治之设提出了异议。其《杭志三诘三误辨》云：“夫作一县治，亦必有千百庐旅周居其中，如所云千室之邑者。况既已城之，则凡内而府库阛阓，外面沟隍郛郭，恐山蹊如弄，难以胪布。然且设一都尉而屯守其中，自非绝大方域可以四通郡国者，无所驻足。而谓灵隐寺前方丈之地，能容之乎？乃复曰故城。故城，试问其何以城之也？”

毛奇龄此说确实言之在理，但有混淆“治”“城”之嫌。历史上“治”“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互相关联，但並不等同。

“治”，许慎《说文解字》云：“治，水出东莱曲城阳丘山南入海。”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今字训理。盖由借治为理。”“理”，《说文解字》：“理，治玉也。”《说文解字注》：“《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鳃理以成器不难，谓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撼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伸之义也。”所以县治、县理，皆为县政府机关，专指县政府长官处理政事的地方，也称县署，俗称县衙。说白了只是一个院子几间房子。

“城”，古代一般指有城墙、城郭等土建防御工事围合起来的区域。故《墨子·七患》以“城郭沟池不可守”为“国”一患。故《说文解字》解释“城，以盛民也。”同时又设墉、堞等字云：“墉，城垣池。”“堞，城上女垣也。”这一类城一般都有着一定数量而且较为固定的居民以及政治性、军事性的特点。“城”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城内居民、设施及政府机构。

毛奇龄“内而府库阛阓，外而沟隍郛郭”这一条件显然只适宜于钱唐县城。

历史上，因为军事斗争的需要，县一般都建有城。按照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先生的推测，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先从宏观上对某个行政区域画个“圈”，起名谓某某县。然后选一个地理位置比较中心，交通条件比较便利，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为县城。“冷兵器时代，纵使广大农村被敌人占领，但只要城池不失，这个县的政权就算操于我手。”所以“紧密围绕军事斗争的需要，以县城为中心建筑起牢固的城防”，是县的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正因为县一般都建有城，所以古代文献往往“县”“城”互称。但是否郡、县必有城，则不敢妄言。毕竟有的郡、县，至今找不到有关“城”的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

肆

 钱唐县是否有城

钱唐县所在的吴越地区，是一个有着悠久建“城”历史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不少“城”的建筑，《越绝书》所载大大小小不下二十多“城”，有防守之城、渡口之城、贵族官员的私宅庄园之城、君王墓地所在的陵墓之城等。也有无锡城、毗陵县南城等相当于县城之城，更有吴国都城、越国都城。范蠡还总结出了“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的建城理论。城的建设堪称吴越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之一。按照地区历史文化优势（建城），以及秦始皇的办事风格和工作效率（修长城、筑弛道以及开凿江南运河等足以反映），修建一座县城绝非难事。

钱唐县如果有县城的话，自“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是一个比较可能的区域。而且“既有较为可靠的文献指示，也有相当充分的考古证据”。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后人凡说钱唐县者皆只说“县理”“县治”，而闭口不提县城。也许文献漏载了。也许原本就没有建城。也许原本有城，而后被毁。毕竟建城、毁城在古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说明春秋时期颇为风光的吴国都城在被楚国占领后一度毁成废墟。越国都城只有“句践小城”为后来历代王朝所沿用，“山阴大城”汉代王莽时己毁。又如秦始皇三十二年“坏城郭，决通隄防”“秦始皇三十七年，坏诸侯郡县城”《汉书》卷一下《高帝纪》记载：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此“令天下县邑城”，正常的理解应该包括新建和毁而重建两个方面。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开发区域逐渐转移，旧迹代相湮废。白居易《石门涧》诗有云：“石门无旧径，披榛访遗迹。时逢山水秋，清晖如古昔。尝闻慧远辈，题诗此岩壁。云覆莓苔封，苍然无处觅。萧疏野生竹，崩剥多年石。自从东晋后，无复人游历。独有秋涧声，潺湲空旦夕。”石门涧在灵隐山下，冷泉所经，尝有灵隐浦之称。此处在唐朝开发灵隐景区之前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想见。历史古迹在缺乏人为保护的情况下必然会被堙没甚至毁灭。

钱唐县城或者正在被湮没甚至毁灭之列，所以后续文献不见了记载。

或许日后文献记载终于为人们所发见，或者考古工作者也有了新的发现，那么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