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两度到杭州为官，前后五年多，他赈饥荒、治瘟疫、修六井、浚西湖、筑苏堤，造福杭州人民，世世代代杭州人都很崇敬他。2025年1月18日（农历甲辰年腊月十九）是苏东坡诞辰988年，为了纪念这位“老市长”，杭州市文史研究馆举办讲座，请司马一民（杭州市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先生讲讲《苏东坡在杭州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文是这次讲座的部分内容实录。

被文化艺术光芒遮掩住的好官

我的《苏东坡：前生我已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一书出版后，至今应邀做了九场分享会，每次我都会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在你们心目中苏东坡是怎么样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大多数的回答：“苏东坡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这样的回答当然没有错，这也可以说是大众对苏东坡的普遍认知。苏东坡诗词的影响面是全中国的、近千年以来从没有间断过，但凡是个中国人，谁不会背诵几句苏东坡的诗词？因此，才会有“苏东坡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这样广泛的认知。苏东坡的文化影响力绝不止于诗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文化丰碑，在诗、词、赋、散文、书、画等方面都成就斐然。中国历史上在文化“单项”上，比如诗、词、赋、书、画等，“头部名家”有很多，远不止苏东坡一位；而在诗、词、赋、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同时居于一流的“全能”选手，恐怕只有苏东坡一位。苏东坡还热爱生活，非常有生活情趣，并能与普通百姓平等交往，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十分契合。因此，这样的苏东坡，男女老少谁不喜欢呢？

其实，苏东坡一生走南闯北在各地为官，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好官，他在各地执政时都政绩卓著，官德良好，深受百姓爱戴。苏东坡的远见卓识、敢于担当、执政为民，是中国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也许是后来他在诗、词、赋、散文、书、画等全方位名声太大，光芒四溢，遮掩了他的政绩和政声。

治理杭州西湖的背后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苏东坡在杭州知州任上给朝廷上的《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

在苏东坡离开杭州的十多年时间里，西湖被“堙塞”越来越严重，难道这十多年里历任知州都没有看见？或者是看在眼中却无可奈何？钱塘县尉许敦仁曾建言西湖可开状：“议者欲开西湖久矣，自太守郑公戩以来，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为急，然皆用工灭裂，又无以善其后。”疏浚西湖有两大难点，一是要得罪占用西湖水面的权贵，二是需要大笔经费。很可能历任知州面对这两个难点一筹莫展，以至于西湖被“堙塞其半”。

根据苏东坡的判断，“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也就是二十年后西湖将完全被“堙塞”。按宋朝的法度，知州一任三年，不得连任，当苏东坡杭州知州任满离开时，西湖应当还没有被完全“堙塞”，如果苏东坡听之任之，十七年后西湖被完全“堙塞”也怪不到他头上。但是，苏东坡不愿意，于是他出手了。

苏东坡在《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中列出了疏浚西湖的五条理由：“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一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今岁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三也。而河行市井中盖十余里，吏卒搔扰，泥水狼籍，为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四也。天下酒税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而水泉之用，仰给于湖，若湖渐浅狭，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岁不下二十万工。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五也。”

保护好西湖这个放生池为人主祈福、保障市民饮用水、灌溉农田、疏浚河道和保护生态、保护官营酿酒业发展（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这五条理由既冠冕堂皇又符合实际，充满着政治智慧，谁会反驳？即使朝廷中有人对苏东坡心里不爽，也不敢明着反对。

这是疏浚西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那么，疏浚西湖的工程量有多大？所需费用需要多少？费用从哪里来？这才是关键！

“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计二十五万余丈，度用夫二十余万工。……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饥馑，特宽转运司上供额斛五十余万石，……尚得钱米约共一万余贯石。臣辄以此钱米募民开湖，度可得十万工。……别赐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转运、提刑司，于前来所赐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赈济支用不尽者，更拨五十道价钱与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尽力毕志，半年之间，目见西湖复唐之旧，环三十里，际山为岸，则农民父老，与羽毛鳞介，同泳圣泽，无有穷已。”

这是疏浚西湖的可行性。

讲清楚了必要性和重要性，又说明了可行性，尤其是不需要朝廷拨款，朝廷理所当然地同意了苏轼的奏请。

至于在疏浚西湖的过程中，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长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千米，连接了西湖南山与北山，给西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那完全是疏浚西湖的“副产品”，只能说明苏东坡的才华横溢是跨界的。

疏浚西湖完成以后苏东坡还制定了保护西湖六条举措，“并刻石置知州及钱塘县尉厅上，常切点检。”遗憾此碑没有留存下来。

想为百姓干事，特别是办事关全局又难度很大的事，光凭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更要有智慧，才能把事情办成。苏东坡就是一位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好官，在其位谋其政谋好政。

苏东坡疏浚西湖恩泽杭州近千年，历代杭州人把对苏东坡的感恩之情浓缩为两个字——“苏堤”。

“治理钱江潮”是苏东坡筹划的另一项造福杭州的工程，遗憾未能实施。苏东坡通过考察得知，衢、睦、处、婺、宣、歙、饶、信等州及福建八州的人民往来时，都需在龙山附近渡江，但不少船会被巨大的钱塘江潮水掀翻，“老弱叫号，求救于湍沙之间，声未及终，已为潮水卷去”，“能自全者，百无一二”，公私财物一年要损失几千万贯。沿江各州人民生活必需的盐、米、薪也需借钱塘江运输，但浮山一带水势险恶，船只很难安全航行。苏东坡谋划治潮良策，在元祐六年（1091），从前信州知州侯临那儿访知，只要在钱塘江上游一处名叫石门的地方开凿一条运河，即可避开浮山之险。于是，他邀约转运司官员叶温叟、张璹一同前往石门一带实地考察，考察后一致认为侯临的设想是可行的。于是，他请侯临写了《开石门河利害事状》，请人做了开石门河所需的人工、材料、钱米等工程预算，又绘了一幅施工图。同年三月，苏东坡上奏朝廷《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连同工程预算、施工图及侯临的书状一并上报，请求宋哲宗和听政的太皇太后拨钱十五万贯，允许调用三千军人，用来开凿石门河，还建议朝廷派侯临监督施工，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一工程。上报了“工程可行性报告”，元祐六年（1091）八月，苏东坡调离杭州去颍州上任了。遗憾的是因苏东坡的离任，“治理钱江潮”工程没有了下文。

暗访於潜

如果拍一部古装戏《苏东坡下乡“暗访”记》，也许会让现在的人们对苏东坡有新的了解。事实上他确实下乡“暗访”过。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春，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去富阳、新登“视政”以后，紧接着又去了於潜“视政”。所谓“视政”，也就是巡查，查看下属县民生和吏治的情况，这是通判的日常分内事情。虽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苏东坡这次於潜“视政”的具体内容，但是苏东坡留下了一首诗，姑且算“视政”笔记吧，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苏东坡在於潜的“暗访”行踪。

《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长在溪。

不如野翁来往溪山间，

上友麋鹿下凫鹥，

问翁何所乐，

三年不去烦推挤。

翁言此间亦有乐，

非丝非竹非蛾眉。

山人醉后铁冠落，

溪女笑时银栉低。

我来观政问风谣，

皆云吠犬足生牦。

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

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

（自注：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铁冠，于潜妇女皆插大银栉，长尺许，谓之蓬沓。）

这首诗，初看是苏东坡为刁铸建的野翁亭而写，实际上蕴含着对刁铸政绩的好评。“野翁来往溪山间”，“翁言此间亦有乐”，乐在哪里？“非丝非竹非蛾眉”，乐在安民。何以见得？苏东坡自答：“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牦”。也就是说，苏东坡去民间“暗访”，听到了老百姓对县令刁铸的好评，他用一个典故来形容。《后汉书》记载，岑熙做魏郡太守时政清民安，连老百姓家看门狗也无所事事，脚底都长出了长毛。最后两句“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的意思说，如果县令刁铸离任，道士们会感到很落寞、民妇会为此流泪。

这首诗告诉我们，苏东坡通过“暗访”考察了於潜官员的政绩。於潜县令刁铸与苏东坡同一科考中进士，称为同年。看来考察之后苏东坡对这位同年的政绩是满意的，要不然，以苏东坡的性格和为人，是不可能仅仅因为同年就给予好评的。我们读这首《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可以看出他对於潜县令刁铸的好评。

孤山脚下东坡庵

苏东坡与欧阳修，一位是考生，一位是考官，考官看重考生的才情日后提携考生，考生感恩于考官的慧眼识珠，两人结下深厚的情意。

欧阳修从没有到过杭州，却与杭州有不解之缘。这段机缘与苏东坡有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被贬，出任杭州通判。苏东坡上任途中去颍州拜见恩师欧阳修，欧阳修介绍苏东坡去西湖孤山见惠勤和尚，说此人诗情俱佳，值得交往。苏东坡到任杭州后第三天，即去孤山拜访惠勤，两人相见畅谈甚欢，成为密友。第二年，欧阳修去世，两人在孤山遥哭祭拜。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再次到孤山拜访惠勤，而惠勤早已不在人世，只见到惠勤弟子二仲，在挂着惠勤与欧阳修画像的厅堂，苏东坡感概万分。二仲告诉苏东坡，附近有一眼泉水是前几个月突然流出的，像是刻意在欢迎苏东坡再次到杭州为官，二仲恳求苏轼，对此事写点文字。苏东坡想了想，便用欧阳修的名号，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苏东坡和二仲还在“六一泉”边靠山建了一座亭子。

其实，现在很多杭州人不知道六一泉。六一泉在哪里？为什么叫六一泉？六一泉在孤山脚下，俞楼旁边，距西泠印社不远，有一座不起眼的小亭子，倚靠着石壁，亭上有一块匾额“六一泉”，落款是苏轼，亭前有一眼泉。

在建亭的同时苏东坡欣然写下了《六一泉铭并序》。苏东坡还在“六一泉”边建了一间茅屋，取名东坡庵，缅怀欧阳修的时候来住几天。师生情谊如此深厚，难得。只是不知何时东坡庵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之中。

醉酒牡丹插上头

不只是洛阳牡丹天下闻，在宋代，杭州牡丹也是天下闻，苏东坡有一篇文章《牡丹记叙》，记录了当年杭州官民同赏牡丹的盛会：“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

这篇短文记录了杭州近一千年前的牡丹花会盛况。州府官员到场，百姓踊跃参与，赏花、饮酒、作乐，从地位最低的小吏起，各个头插牡丹花，花会现场居然有数万人。如此壮观的场面，完全可以与当下在杭州举办的各种花展相媲美。

苏东坡此文中所说的吉祥寺在哪里？吉祥寺如今早已湮没，原址大约在今杭州仙林苑住宅小区。《武林梵志》记载：“吉祥律寺，在安国坊。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温舍地为寺。治平中，改曰广福，其地多牡丹。”吉祥寺中有一位叫守璘的和尚擅长种植牡丹花，他在寺中开了一个牡丹园，园中栽种了近百种牡丹，有几千株，各种名贵的品种都有。每年春季牡丹花开的时候，杭州百姓蜂拥而至来观赏牡丹，许多官员也与民同乐，来到吉祥寺赶赴牡丹之会。

熙宁五年（1072）三月二十三日，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和知州沈立去吉祥寺僧人守璘的花园中赏牡丹，苏东坡有《吉祥寺赏牡丹》诗记录了当时赏花饮酒的快乐。

《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

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

十里珠帘半上钩。

此诗大意为：一个老人（指诗人自己）头戴一朵鲜艳的牡丹花，自己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倒是被插在老人头上的牡丹花会不会感到难为情呢？赏花饮酒，醉步蹒跚地被人扶着回家，一路上肯定引来街上的人的嬉笑，十里长街，百姓们纷纷卷起珠帘，笑看这位醉里戴花的官儿。

这就是苏东坡的真性情，百姓就喜欢这样真性情的苏东坡。

苏东坡与杭州特别有缘

苏东坡初到杭州时写过一首诗《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过旧游》：

前生我已到杭州，

到处长如到旧游。

更欲洞霄为隐吏，

一庵闲地且相留。

初到杭州，四处走走看看觉得如同旧地重游，是不是前世我在杭州生活过？真恨不得留在杭州做隐士，即使在这里修行也好啊。

苏东坡对杭州真是一见钟情，民间有许多有关他的传说。传说之一，苏东坡在杭州时与朋友参寥游历寿星寺，苏东坡环顾四周说，我第一次来此，却如同旧地重游，从这里到忏堂，应有九十二级阶梯。参寥叫人去数，果真如此。苏东坡说，我前世在此修行。笃信佛教的苏东坡以生命轮回的感知，写出了“前生我已到杭州”的诗句。

苏东坡即将离任杭州知州时写过三首诗：

《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三绝句》

其一

当年衫髩两青青,

强说重临慰别情。

衰发祗今无可白,

故应相对话来生。

其二

出处依稀似乐天,

敢将衰老较前贤。

便从洛社休官去,

犹有闲居二十年。

其三

在郡依前六百日,

山中不记几回来。

还将天竺一峰去,

欲把云根到处栽。

这三首诗的大意为：年轻的时候与朋友离别强说愁，现在满头白发与朋友分别只能是相约下辈子了。我在杭州见贤思齐，做官处事处处效仿白居易，希望也能像他那样退出官场之后能够过上二十年潇洒的日子。我在杭州为官六百天，记不清来过天竺多少回，有了手中这块天竺石陪伴，我不管到哪里都会感觉到天竺的禅意。

苏东坡还给这三首诗写了长长的一段“注解”：“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日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

这段“注解”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一是苏东坡第二次在杭州为官已两年多，即将离任。二是在杭州苏东坡处处以白居易为榜样，包括做官与处事。三是临行前去南山北山天竺向僧友道别。四是下天竺寺惠净法师送苏东坡天竺石以作纪念。惠净法师知道苏东坡喜欢各异的石头，才送天竺石给苏东坡；名石以老苍、绉透为美，所以称之为丑石。

在苏东坡之前，也有一位喜欢天竺石的杭州“市长”，他的名字叫白居易。两位杭州“市长”任职的时间相隔有260多年，而且朝代也不同，“白市长”在唐代，“苏市长”在宋代。“苏市长”视“白市长”为偶像，行为处事都以“白市长”为榜样，他们确实也真的很相像。两位杭州“市长”不但尽力造福杭州百姓——留下了白堤和苏堤，而且都乐于做杭州的城市形象“推广大使”——写了许多赞美杭州的诗词，甚至在个人喜好上都惊人地一致——喜欢天竺石。白居易离任杭州时,带去了两块天竺石，苏东坡离任杭州时，惠净以天竺石赠行，白、苏两位“市长”连离开杭州时带走的“纪念品”都相同，这真是千古奇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