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半，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船队航抵天津大沽口外海，转乘中方船只登陆。以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勋爵为特使的英吉利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往中国大清王朝的使团正式开始履行历时5个月多的访华使命。马戛尔尼一行于8月21日抵北京。乾隆皇帝此时正在热河避暑山庄，谕令贡使赴热河觐见。9月8日，使团到达热河，至21日离开，共在热河待了13天。其间，使团主要人员在万树园大幄次觐见了乾隆皇帝，游览了山庄名胜，在澹泊敬诚殿参加了乾隆皇帝83岁万寿庆典，并呈上表文。

    因为中英双方就英使觐见乾隆皇帝时是行 “三跪九叩”之礼，还是行英国臣民觐见英国国王时的“曲一膝”（即单膝下跪）之礼发生争执，以及乾隆皇帝阅览英使表文之后发觉英使来华的真正目的是谈判开埠通商、互派使节，乾隆皇帝的心里，从原来盼望英使来朝的喜悦变为“深为不惬”，于是决定尽早让英国使团离开中国。

    本来，马戛尔尼一行可以到天津大沽口乘坐原船回国，但因特使甫登岸即请求中方同意让船队南下舟山休泊待命，所以乾隆皇帝最初打算让使团一行乘大运河船只经杭州到宁波舟山上船。谁知中途生了变数，朝廷得知原停泊在舟山的英国船只已南下广州，故皇帝下令英使到扬州后溯长江到江西湖口，再经南昌溯赣江过梅岭到广州或澳门登船。殊不知，不久又生变数，清廷最终得知尚有一只大船留在舟山，皇帝要求英使按原定线路经杭州到舟山上船。马戛尔尼不想到舟山，而要求从杭州经江西到广东，以藉此深入内地考察中国，乾隆皇帝同意了这个请求。这一系列的变故，使杭州这个位于中国东部地区中部、京杭大运河南端的城市，成为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南下返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为这一场东方龙与西方狮的对话、这一次“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提供了舞台，演绎了插曲，在马戛尔尼及其使团随员的记叙中拥有了情节。这是清代杭州历史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片断。

    11月9日（十月初六）清晨，马戛尔尼使团船队抵达杭州城外运河码头，到14日下午在钱塘江码头乘船西行，离开杭州。其间在杭州逗留了6天时间，这是使团一行南返回国途中唯一的一次较长时间的停留。抵达杭州当日，新任两广总督、原浙江巡抚长麟在船上向马戛尔尼赠送了乾隆皇帝追赠给英王及特使等的礼物。在杭州停留的中间几天里，除特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总管巴罗、卫队队长本森上校等少数重要人物可以因事上岸外，其他随员都只能呆在船上。马戛尔尼与长麟总共会了3次面，交换整顿广东对外贸易事务的意见。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进城会见两广总督长麟，请求快递一封信到广州，通知来时座船在广州等候。使团总督巴罗因工作联系需要，进城多次，并乘船游览了西湖，享受了丰盛地船上大餐。

    11月14日是特使一行离开杭州的日子。使团小部分人员（10人）及大件行李已于前一日，在一路护送使团南下的钦差松筠与新任浙江巡抚吉庆一道护送下离开杭州，经浙东运河乘船到宁波镇海，再渡海去舟山乘坐 “印度斯坦”号商船。这一天上午，特使一行76人离开了运河船，坐肩舆进城，再出城，到西湖边观览风景，然后再进城、出城，到钱塘江码头上船，在两广总督长麟的护送下溯钱塘江而上，一路到衢州府常山港，再陆行向江西而去。

    使团的到来，在当时的杭州是一件轰动性事件。尽管中国官方严密防范使团人员接触杭州的普通百姓，但杭州百姓还是争先前去观看使团的船只，去看那些与众不同的西洋人。使团离开杭州那天进城时，街道上挤满了前来看稀奇的杭城百姓。离去那天在钱塘江码头，那场面就更壮观了，前去看热闹的观众如人山人海一般。

    杭州也给使团一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马戛尔尼以“南省名城之一”评价杭州，以“景色绝佳”赞美西湖，认为杭州之富庶出乎其意料。副使斯当东将杭州视作当时中国东南部的一个中心城市，认为城内主要街道上的许多商店和货栈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对数量最多的丝织品商店印象更深。总管巴罗看到，杭州的街道虽然大多窄小，但在其他方面较北京的街道却有更多的优点。街道也保持得异常干净整洁。斯当东、巴罗等人在游览西湖时以欧洲博物学的眼光观察周边的花木植物，斯当东还获取了从养蚕到丝绸生产的秘密。更令人称奇的是，巴罗总管测量出1793年11月中旬杭州的平均气温在13℃至17℃之间。使团一行对杭州的这种种观感或印象都记录在他们回国后在英国出版的各种图书中，凭借着这些图书，杭州这一东方名城以正面的形象向欧洲人作了展示。

    本书根据清宫有关档案（上谕、奏折），以及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事务总管巴罗等亲历者的回忆录等一手史料，对使团途经杭州的前因后果、在杭期间的情节，作了全面详实的研究梳理，揭示了清代官场生态、机构运作之微妙，并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表现出来，是一部忠于历史、还原历史细节，兼具思想性、可读性的公共史学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