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3日（农历六月初四），女报人、女革命家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清政府以“谋反”罪名捕获，并于同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清晨，在绍兴轩亭口被杀。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秋案”。有关秋瑾和“秋案”，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有关“秋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秋案”后新闻舆论却少有研究，尤其对其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更鲜有人注意到。

▲秋瑾

“秋案”本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倘此等事，行于数十年前，即灭门十族，碎尸万段，亦非怪事”。但是，在晚清多次政治事件中，“秋案”所涉及的范围不算很广，清政府也百般设法缩小其社会影响，如与“秋案”有着密切关系的“徐案”发生后，清廷曾有“除著名死党严惩不计外，凡所胁从，断不可妄事株连，致乱人心”的意见。“秋案”发生后，张曾敭一面先行择要电奏朝廷，一面发布安民告示：“奸谋已破，匪党散走，除仍严拿各首要外，其误信邪说并不知逆谋实情者，无论何项人等，概不拿究。须知本部院但欲拿办首要，保全地方，绝不牵引株连，稍涉操动。”贵福也发布了告示：“大通学堂勾通匪类，确有悖逆证据，实属咎由自取；其余城乡学堂，亟应一体保护，暑期假满，即须照章开学。”历史进入20世纪，清政府已经不能像过去“文字狱”那样随心所欲地实行“株连”政策。

然而，“秋案”的发生，仍然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舆论，新闻媒介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并且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知其冤而对浙中大吏笔伐口诛者有人，闻其冤而愤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

《神州日报》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办的第一家报纸，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继1900年在香港创刊《中国日报》后，在国内办的又一家大型日报。尽管鉴于《苏报》被查封的教训，《神州日报》言辞委婉，但它仍在“有闻必录”的旗号下，公布了清政府缉捕秋瑾等人的函电文告和浙省发布的有关通报、介绍了秋瑾身陷缧绁、神色自若、慷慨陈词、威武不屈的事迹、精神和气节。在华的一些外报对“秋案”也很感兴趣，《神州日报》对其中不少报道和评论时有刊载。

秋瑾是清末因革命而被砍头的第一个女革命家。为了纪念秋瑾的遇难，陈志群等人于1907年12月在上海创刊了《神州女报》，创刊号的封面由吴芝瑛所题签。吴芝瑛与秋瑾订有兰谱，是安徽桐城人，社会上层人士，享有文名。《神州女报》共出了3期，纪念秋瑾、声讨清政府杀害秋瑾是该刊的一项主要内容。《神州女报》的《发刊词》中说：“《神州女报》何为而作乎？为鉴湖女侠流血之大纪念而作也……创此《神州女报》，以尽女士遗志。”《神州女报》先后刊出了许多秋瑾的遗作，如《敬告姐妹们》、《演说的好处》、《中国女报发刊词》、《致湖南第一女学堂某君书》、译编《看护学教程》、秋瑾的遗诗遗词，首次发表了秋瑾给陈志群的12封信及《柬志群》诗4章；创刊号还刊登了《论秋瑾之被杀》等许多有关评述“秋案”的报刊文章、《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等介绍秋瑾生平的传记。这期前几页上另有“秋女士流血之纪念”的图画《临刑之惨状》、《冤狱之铁证》、《临刑绘影》，以及秋瑾照片和手迹等等。《神州女报》创刊号的内容非常丰富。

《申报》对“秋案”的报道是最早的。1907年7月16日，该报“专电”的首条消息在叙述绍兴知府贵福查封徐锡麟家产时，就提到“拘拿徐创设之大通学堂学生，内有某生被兵役枪伤”。7月18日则正式涉及到“秋案”：“绍兴明道女学堂教习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懔懔。”此后半月，《申报》几乎逐日均有关于“秋案”的续报。《申报》的这些报道包括各种体裁的文字，约达30余篇，3万多字，内容有报道秋瑾被捕和就义时的情形、题为《论绍兴冤狱》的论文、绍兴府伪造秋瑾的口供及揭穿此假口供的编者按、绍兴府宣布秋瑾的罪案、秋瑾被害之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的照片、驳斥浙吏对于秋瑾之批谕、御史常徽奏请削平秋瑾墓并惩办营葬秋瑾墓的吴芝瑛与徐自华、苏州乡绅及常州旅沪同乡会致函督抚反对削平秋瑾墓事、吴芝瑛上两江总督电文、徐自华撰及吴芝瑛书写的秋瑾墓表、秋瑾的遗诗6首、秋瑾生前的演说稿、侯保三《题秋瑾墓》4首，等等。

▲《申报》1907年7月23日刊登《秋瑾冤杀之原因》

对于“秋案”报道最为详细的，要数1909年1月22日创刊的《女报》。《女报》是《神州女报》被查封后由陈志群主编发行的，同年9月28日，该刊曾出过两个增刊，一为讨论妇女问题的《女论》，另一为中秋节的《临时增刊：越恨》。《越恨》为史料的总集内包括的遗像、手稿及轩亭图照，有关“秋案”的官方要电布告、在野时评清议，如《浙江绍兴府查抄徐锡麟家属株连学界捕戮党人始末记》《江苏教育总会致浙省议长议绅咨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皖学同人论浙公启》、《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浙江之危机》、《述浙省官史之罪状》、《浙绅之对于党狱》、《责难浙绅篇》、《论浙省官员捏造罪状》、《浙抚安民告示驳议》、《驳官场发表之秋瑾罪案》、《论苏人电拒张抚事》、《贵太守鬼迷绍兴府》等等，还有一些小说、漫画等，表达了对秋瑾的哀悼之情和对官府和有关官员的强烈愤恨。《临时增刊：越恨》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秋案”不可多得的史料集。该刊为署名“萧山湘灵子”所编辑。湘灵子是浙江萧山人韩茂棠，光绪年间的秀才，先在杭州、嵊县一带做记者，后为上海大同书局编辑。在《临时增刊：越恨》里，有湘灵子等人用秋瑾原韵写的轩亭冤传奇题词，有以“萧山湘灵子”为笔名所著的《神州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

天津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它在“秋案”后也发表了诸如《皖乱汇志》、《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等文章，披露了“秋案”的经过、表示了对秋瑾遇害的同情、鞭挞了清政府官员。

其他报刊如《新女子世界》杂志创刊号、《女报专刊》、《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均有大量的有关秋瑾的文章，如《杭州白话报》的《改葬秋瑾案请持平办理》（1908年10月16日）、《各地绅商对于秋墓案之评论》（1908年10月20日）、《秋墓案要电三则》（1908年10月20日）、《女教士之对于秋墓案》（1908年10月20日）、《吴芝瑛女士拟上江督电稿》（1908年10月21日）等等。《南方报》（1907年8月2日）的《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广州《国事报》刊发《女界流血者秋瑾》的照片。《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1907年8月8日）上的《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小说林》（第6期，1907年12月）上的《祭秋女士历史》；《竞业旬报》（第31期，1908年10月25日）上《好个大胆的贵福》。在日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有“秋瑾女士和装之肖像”（第16号，1907年9月25日）、章太炎的《秋瑾集序》和《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在日本，另一家刊物《天义》上有《绍兴某君来函论秋瑾事》（第6卷，1907年9月1日）、《秋瑾死后之冤》（第15卷，1908年1月15日），等等。

“秋案”后的新闻舆论，时起时伏地延续了几年的时间。除了《女报·临时增刊：越恨》外，1909年，广州的《时事画报》还在其第15期上刊登了《鉴湖女侠秋瑾像》，并配有一词《吊秋瑾——调寄金缕曲》：“拔剑悲歌起，听中原，胡笳满耳。江山吹碎，别有娥眉能爱国。血葬杜鹃声里，不忍到，轩亭前处，正是落红飞满地。石榴花五月如人醉，竟谶了，断肠句”；1910年6月的《南社丛刻》（第3集）上有《秋瑾女史哀辞》；1911年12月11日的《民国报》（第3号）上有《祭秋瑾女士文》。类似新闻媒介对“秋案”的宣传和报道的状况，在中国近代史是罕见的。

综上所述，由于“秋案”突发性大，加之秋瑾又是位名女人，因而激起了包括民愤在内的强烈的社会舆论反应。新闻媒介对社会舆论的报道，既真实反映了国人的情绪，又对国人的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20世纪初期，中国大陆的报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就有五六十家。这些报刊多以民众的“向导”与“喉舌”为自己的办报宗旨，通过公开报道与讲述，即将政府有关决策、政治人物活动和政治事件公布于众，以期引起社会成员的广泛关注，激发大家的政治兴趣。

所谓舆论，就是公众的意见。相当数量的公众异口同声地对某一问题表达某一种意见，形成舆论，就能形成比较强大的社会力量。然而，舆论有没有这种力量，在于它是否道出了真理，是否符合世道人心，是否主持社会正义。“秋案”后讯情汹涌的新闻舆论又是如何表达世人的看法呢？

（一）为秋瑾鸣冤叫屈

今天，谁都知道秋瑾是个女革命者。然而，“秋案”后，社会上有关秋瑾的各种传说都有，加之当时人们的情绪激动，因此，有关秋瑾的报道也多有误差。有的认为秋瑾“谋反”，罪有应得，但是，更多的，是有意无意地将秋瑾当一个归国女留学生、女教员，甚至“娟娟弱女”来看待的。因此，新闻舆论界与民间舆论一样，多对秋瑾执同情的态度，有意无意地认为“秋案”是个冤案，也即清政府在没有口供和证据的前提下以谋反罪处死秋瑾，“证据不足”，且“不经公审”，不符“法律程序”。《文汇报》有文章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初指其与徐（徐锡麟——笔者按）同党，因不能搜得实据，故出示称女匪秋瑾，系平洋党首领云。”《申报》则说，既然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何以不明暴其罪于天下，而贸然杀之，得不谓之滥刑乎”？

对国内为秋瑾鸣冤的现象，一些海外人士很是不满，他们直言不讳地表彰“瑾之志固在革命”，“遂集同志于浙江，欲举大事”；“其所昌（倡）革命，则种族革命也，不得以男女革命相饰”；秋瑾之死，将“激发数千百人之革命”，其作用伟哉。国内报刊曲意回护，“以非革命诬瑾”，使其革命事迹“湮没不传”，适成“瑾之大冤”、“秋瑾之奇冤”。

其实，在众多评述秋案的文章中，还是有文章没有停留在秋瑾口供有无、供词真伪等枝节问题上，而是透过现象揭其本质：“夫女士之主张革命，固不能为女士讳，而亦不必为女士讳也……故今日之争，不必问秋女士之革命真与不真，但当问官吏之杀我同胞当与不当！女士当杀，杀之宜矣，乃杀之而于法律未当，是不啻杀我无罪之同胞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写得很有见地、很有水平，因为秋瑾的确是个女革命家。

同时，秋瑾牺牲的惨烈也是新闻舆论相聚的焦点。按照绍兴人的说法，清代绍兴有水澄场小教场、轩亭口两个刑场。前者专用来以绞刑处决女犯，后者则是专用来以斩刑处决江洋大盗。而秋瑾却在轩亭口被砍头，这种方式方法可谓史无前例，新闻舆论也以悲愤、谴责、抗议、痛骂的基调作出了史无例的反应，使秋瑾作为一名无辜冤死的女子形象迅速地传遍了社会，并搏得了各界的巨大同情。尽管这与事实不尽符合，但造成了对清政府抗议的巨大声浪。这方面，外报的论述尤其引人注目和具有影响力。英文晚报《文汇报》曾以《绍兴骚扰余闻》为题，指责“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并说:“视中国政府近来待女子之办法，终不若西国之文明。即办理女教员秋瑾一事，在中国政府以为该女子暗通革命党，故必如是办之，然他国断无此等办法。”

秋瑾是个革命者，浙江官府的判断符合事实。但是，在处理此案时，有关官员轻率、过急，存在着漏洞和矛盾之处，被民智初开的各界人士抓住了，加之当时许多报刊有意无意地否认秋瑾是个革命者，因此，“秋女士之死，相识者冤之，不相识者之各报记者亦冤之，读各报之稍有一知半解庸陋如叙余者，亦莫不同声冤之，即此穷乡僻壤目不识丁之妇孺，闻女士之死，见女士之像，亦莫不交口冤之，甚至有闻而唏嘘欲泣者”。这种结果的出现，新闻舆论的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征集、发表有关秋瑾的楹联和挽诗

“秋案”发生后，许多人用诗词、对联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感情。这种形式数量众多，分布各地。上海《文娱报》1907年6月问世，9月份，它在头版以整月时间连续刊出《追悼秋瑾广征著作启》：“敬求诗界男女同胞竞赐佳章，无论祭文、挽联、诔词、铭赞，邮寄上海租界广西路宝安里浦东同人会谢企石收，限中秋截止，揭晓从速，酬教从优，如赐传奇或剧本或小篇小说，则更欢迎……”一时，挽诗、楹联如潮水涌向各报。

《神州女报》上悼念秋瑾的诗文最多最集中，仅第1号和第2号上就有长短诗文30首以上。“轩亭断头死，神州女报始；神州女报始，头断心不死。我今题此偈，一泪凝一字，吁嗟和姑姊。”这是吴芝瑛在《神州女报》的创刊号写的一首词。另外，她还另以“小万柳堂”为笔名写了“一身不自保；千载有雄名”的挽联。

秋瑾就义前曾留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字句，因此，许多悼念秋瑾的诗文都围绕着这一字句展开，集中又以《神州女报》上这首为典型：“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原蓦地起烟尘。惨流一点腥红血，化出罗兰劫后身。干戈扰扰浙江滨，秋风秋雨愁煞人。伍相沉冤今未雪，请重抉眼挂城阐。折沉龙剑碎连壁，六月繁霜叫冤魄。秋风秋雨愁煞人，男儿惭愧裹尸革。骇浪惊涛女界沦，神州回望泪沾巾。言愁我始愁无限，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不必清节为，瑾不必怀瑜见，到今朝颈血飞红，直搏得合口呼冤，同声诅满；竞什么新中华？雄什么女世界？叹当局良心透黑，尽演出，衣冠涂炭，豺虎纵横！”这副挽联，署名为“惊秋”，嵌有秋瑾和竞雄的姓名，并揭露绍兴知府贵福等人的伪善。众所周知，在绍兴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贵福曾赠予秋瑾“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

▲大通学堂

楹联和挽诗是人们抒胸臆、表性情和追悼先烈的好形式。“秋案”后，人们有目的地创作楹联和挽诗，并寻求有利、有效的传播渠道，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影响其他人，并试图将此进一步上升为舆论，形成大多数人共有的看法。比如，针对秋瑾有“鉴湖女侠”、“巾帼女英雄”的女性特点，许多对联以秋瑾的英雄事迹来激励男界奋起，如“愧煞须眉二百兆，更谁霹雳扫妖尘”、“须眉众男子，奋起莫徘徊”等等。

众所周知，能写楹联和挽诗的人不少是些士绅。这些士绅中，不少人与社会中上层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这些楹联和挽诗不仅表达了这些士绅对“秋案”的看法，也间接表达了社会中上层一些人士对“秋案”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浙江有关当局处理“秋案”方式方法多有不满。同时，用文学来表达政见是中国士绅的一个传统。士绅传播的内容除经籍外，不外乎诗文、政事和时务等方面，多属新闻，与现实密切相关，并时常形于诗歌，播诸人口，往往成为舆论的焦点，引起朝野的轰动。

（三）谴责凶手、谴责官府、谴责守旧人士

“秋案”后，各地的新闻媒介首先将矛头指向“秋案”的直接负责人贵福、李益智和张曾敭：“贵福者，恩中丞之中表也。杀革命党者，升官之捷径也。以杀革命党为言，则任杀百数十无辜之人而人莫敢讼冤，以讼冤者亦可指为革命党也。事苟能泄私忿而遂吾功名富贵之大愿者，又奚恤他人生命也。故吾敢断言曰：必有李益智之横酷，而后有贵福之罗织；有李、贵之残杀，而后见张中丞之任用群小……张中丞及李标统、贵太守之心，或者不愿浙江自后有东渡之女学生习体操之学堂，而后引以为快乎？抑以雷厉风行之手段，使浙中父老尽驱其子弟悉数不入学界，而始高枕无忧，奏肃清学界之血伟功乎？”不久，同情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自杀，使得舆论又起一个高潮。“一时论，类集矢于张曾敭、贵福二凶，攻击不遗余力。”压抑打击李钟岳的贵福和张曾敭，“遂愈成众矢之的，沪上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等，一致攻击，并编成新剧，名《六月雪》”。新闻舆论界对张曾敭、贵福、李益智唾骂备至，为秋瑾和李钟岳鸣冤叫屈。

新闻舆论在攻击“秋案”的直接负责人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把矛头指向官府：“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剥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住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该文将“秋案”与“人权”联系起来，很有新意。这恐怕是中国较早阐述有关“人权”的文章了。新闻舆论还将“秋案”与国家存亡结合起来，严厉地责问官府：“亦知中国今日之现象乎？自各国联盟之约法三章成，而无形瓜分之局定。诸君犹熟视无睹，一若无事者然，而仍日日以防家贼、兴党祸为事。”

我们还得承认，秋瑾平时比较豪爽，着男装日本装，打枪舞剑骑快马，与中国传统的妇女角色有大的差异，因此，不少守旧的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绅士对秋瑾颇有看法和微词的，“秋案”发生后，他们的态度也比较暧昧。他们的态度是民间舆论中的另一类。对此，新闻舆论也是恨恨不已，予以批判:“我于绍兴一狱，窃痛心切齿于我奄奄无气之国民。试问，兹事之起也，除一二报界中人奋其笔舌，以声官吏之罪外”，绍绅、浙绅、各省之绅“何乃无一人焉……何平日言论风发，而今日噤若寒蝉耶？抑立宪国民之资格当如是耶”？“浙省素称风气早开之地，学会如林，士子接迹，乃浙之士绅对于此案，其贤者畏祸缄口，事前不闻有阻止之策，事后亦不闻有抗争之举，毋亦高论有余而壮往则未足者欤。”“绍兴残杀之惨剧，起于贵守，成于张抚……欺罔天威，草菅民命，肆无忌惮，闻者发指。而上自朝廷，下逮全浙之父老绅民，莫肯有一言发其疑问者。呜呼，立宪国之人命乃更贱于专制国耶？”

“今浙省士绅对于绍郡惨毒之案，其贤者畏蒽缄口，事前既无正理之抗争，事后又无纠弹举动；其不肖者甚至乘机告密，尽力赞助，藉以泄私忿而释嫌疑……故核实以言，惟浙省士绅不知力争权利，而后浙省官吏始敢纵恣为恶。”从这条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舆论在批判了浙江一些守旧人士的同时，还谴责了与“秋案”有瓜葛的人。的确如此，“秋案”后的新闻舆论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指这类与“秋案”有瓜葛的人。上海《中外日报》说：“同仁学堂事，由吏役诬诈而起，非若妄杀秋某、枪毙学生、事关人命、激动公愤者可比。乃越人舍大而遗细，置豺狼不问，而问狐狸。即此以观，绍郡绅士之无人，更甚于他府矣。”同时，某报有署名佩韦者，致浙省绅界书，责备甚激，谓：“公等中于惧罹祸累之一念，而卒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眼小如豆、胆小如鼠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莫公等若也。”又有某报撰《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某某等之告密，冷嘲热讽，词严义正：“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相过从之人。盖彼其所以为此者，特以畏株连之一念耳！故不惜牺牲一弱女子，以自丏其生也，在彼固宜以为得计。虽然，彼其将来，果能见赦于官吏与否，殆尚有所不可知。”由此可见，当时的新闻舆论是十分激昂的。《中外日报》也直截了当地说：“秋瑾之死，学界中人有势力者，颇亦从而加功。”

综上所述，新闻媒介刊发时评与政论，在直接对社会问题表达具体意见，指导和动员人们接受这一意见的同时，也在创建和强化着新的、影响力更大的舆论。有关“秋案”的新闻舆论就是如此。它在反映“秋案”后一般民众舆论的同时，也将焦点定格在“秋案”的某些关键问题和关键人物上，再进行深入的报道和评述。而且随着相关报道和评述不断深入，种种直接或间接议论也越来越激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清王朝的专制制度和当时社会环境，使其产生更大的社会舆论力量。

舆论是公众群体大体一致的意见，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作为一种精神的制约力量，舆论对于社会问题是不会超然度外，它具有明显的实践意向和积极的参与意识。人们通过舆论活动，向有关方面或人士施加压力，尤其是对背离群体的个体产生压力，以影响他们的决策，制约他们的行为。“秋案”后的新闻舆论遍布海内外，持续了数年之久，影响很大，最后的结果也是值得夸耀的。

（一）严重地挫败了有关官员的仕宦前程

在强大的新闻舆论面前，“秋案”中的有关方面和人士所感受到的直接或间接压力是极大的，他们一面招架（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一面暗中活动，试图离开绍兴或浙江。他们难以在浙江继续生存下去了。

贵福曾试图调任浙江衢州府，但没有成功。随后，贵福又准备调往安徽宁国府，也为当地人民所拒。终清之世，他未能再起。

浙江巡抚张曾敭，“张之洞之叔也。以名翰林而抚浙，到任之初，历行新政，铮铮有声。”1906年后，他因病两次奏请开缺，均“奉旨慰留”，浙江各界也希望他能继续留在浙江，如浙江留日学生以全体的名义致电在京的浙江官员对张进行“恳留”。就是“秋案”发生后，浙江留日学生也拍电报给他，向他申诉“皖案逮捕株连，显背去年谕旨，祸及学界，尤恐酿成巨变，乞大帅主持。”然而，他最后还是栽在“秋案”上，“徒以秋案为贵福所给，以致声名狼藉，前功尽弃，悔无及矣”。

所以，人们评论道，“秋案”后，张曾敭是“以一人之身，恣天下舆论之抨击，中外腾讥，士民唾骂”。当时的《杭州白话报》还登载过这样一幅插画：波涛滚滚的浪潮中，有一艘鼓足风帆的航船，上面题诗两句：“秋雨秋风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张帆”就指的是张曾敭，其号为“筱帆”。在这种情况下，张曾敭不但升迁无望，就是原有禄位，也难以保住。据《申报》报道：“自浙抚奏保秋瑾案内出力人员折到京，已片交政务处议奏。闻军机大臣对于此案颇駣开保举为合，而醇邸尤极力反对保案。故现已决议仅仅准保千总两名而已。”张曾敭也在动脑筋想要离开浙江了。

张曾敭也想调迁。与贵福相比，张曾敭的调迁之事更是沸沸扬扬，可谓“秋案”中另一个事件。由于在“秋案”中“不利众口”，或“大受内外时论所攻击”，张曾敭“颇感不自安”，“曾具折乞退”或“奏请开缺养病”。清廷在讨论此事时，“某军机恐张新党气焰，拟驳。而醇邸谓现当预备立宪时代，应准开缺，以息浮言。是以未定”。随后，清延准备将他调离浙江，“以谢舆论”。1907年的9月份，他调任江苏巡抚。消息传出，《上海报》随即刊发江苏人陈去病的来信，说：“浙抚调苏，浙民之福，而吾苏之大不幸也……不特寻常细民为可危，即衮衮士夫、济济髦英，亦罔不危矣。学界前途何堪设想！若不团结全体，起而力拒，将谓吾尚有人乎？”《申报》也刊登了《江苏绅士致都察院电》，明确表示了拒绝张到任的民意。在江苏绅民的强烈反对下，10月份清廷又改任张曾敭为山西巡抚，但也没有成行。

几经折腾，张曾敭明白自己已不容于世。他心灰意冷，决意辞退政坛。离开浙江后，他称病于老家河北，有点“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的意思。但是新闻舆论还是没有放过他，继续猛打落水狗”：“我闻公将乞骸骨归田里，为急流勇退计。呜呼！吾公可以行矣！今者浙潮呜咽，尚留公去思之碑。我知彼都人士，且将易欢迎而为泣送矣！公如谓故乡无此湖山乎，则一解朝绅，即可芒鞋竹杖，闲踏西湖。第愿公勿上岳王之坟，盖人方以‘莫须有’三字狱诟公，恐公徒增怅触耳！嗟嗟！湖山虽好，倘蔽以黑幕之云，则一转瞬间，秋雨秋风愁杀人之天耳！公亦知秋瑾此一句诗为人传诵乎？虽然，公亦传矣。夫女界中有秋瑾，女界中之破天荒也。秋瑾无论如何，必为历史上一人物。顾后之谭秋瑾者，必及公，则公虽汶汶，或藉秋瑾之名以显也。潮流正急，愿公珍重。”

以新闻舆论为主的社会舆论是一种公开的评价。公开意味着曝光，意味着社会监督；评价则是一种裁定，一种选择。顺应这种社会舆论，意味着为社会所选择、为社会所肯定；违背社会舆论，则意味着被社会所抛弃、为社会所否定。“秋案”中贵福、张曾敭等人的下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之所以被社会所抛弃和否定，是因为他们被新闻舆论所抛弃和否定。

（二）推动了清廷的立宪步伐

1906年9月1日，清廷公布预备“仿行宪政”。应该说，当时有不少人对清廷的预备立宪还是抱有一定期望的。但不到一年，就先后发生了“徐案”和“秋案”。所以，新闻舆论就自然而然地将它们与清廷的预备立宪结合起来。“夫秋瑾之死不足惜，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政府不派大员为之调查，以败坏预备之基础为足惜。秋瑾之死无足异，而当在预备立宪之时代，竟听一班昏墨官吏之作威作福，而地方之绅商学界竟不发一言以讼其诬，致败坏预备之基础为足异。”由于相当规模的新闻舆论对“秋案”从证据到性质上进行了根本的怀疑和否定，因此，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诚心和真实性也充满了疑虑：“朝廷近年举行新政，实非出自本心，不过刺激于内忧外患之频仍，不得已而姑出于此，聊以涂国民之耳目，饰友邦之观听而已。”“预备立宪，徒托空言，修改法律，虚应故事，惟其如此也，故外人时存一轻藐心。存一轻藐心，则领事裁判权无日望其收回。不收回领事裁判权，是我甘居于野蛮地位，而不得列于各国之平等，不能居平等，则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一任他人之所为。呜呼，愈不能自立愈野蛮，愈野蛮不能自立。盛衰兴亡、殷鉴历历。我执政当权诸公、盍一澄其心目，思所以固邦家弭祸患之道，而一真实致其力哉。”

但是，相当一些新闻舆论还是希望清廷能够真正实行宪政。他们认为，如果实行真立宪，也许可以挽回国运。“吾敢为一言以正告吾国之政府曰：诸公而果有志于立宪，则请尽去其瞻顾之私、忌讳之见，君臣上下同心合志，以从事于改革之前途。神州厄运，庶犹可挽。”“今日之天下，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严禁州县之滥刑，洵立宪之要政也。”同时，立宪还可以消除革命：“欲消除革命之祸，屏绝恐慌之患，非实行立宪，其道未由。”新闻舆论借“徐案”和“秋案”攻击官府的一个旨意在于推动宪政改革的进行。

为了摆脱在“秋案”中被动的状况，同时也确是为摆脱革命的威胁，清政府加快了宪政改革的步伐。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面谕：“筹议宪政，当先实行满汉平权办法及严禁大员徇私，以立宪政基础，则革命风潮庶几亦可渐息。”1907年9月20日，具有议院基础的资政院成立。1907年9月30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君主立宪为宗旨。1907年10月19日，各省成立与资政院相对应的咨议局。

清政府在加快宪政改革的同时，也针对新闻舆论攻击的包括“徐（锡麟）案”在内的酷刑和司法程序问题，加紧进行司法改革，其主要内容为修改旧刑法中的残酷、野蛮、落后的部分；制订《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等新的法律。法部还严禁各省各州各县滥用非刑：“至外省州县滥用非刑，尤须一律严禁，倘有阳奉阴违者，定予从重惩办”，并拟将刑事上应用刑具详定章程，“通咨各省俾有遵守，不至滥用酷刑，以重民命”。

这些事实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表明，新闻舆论在晚清社会中的作用比我们原先认识的要大得多，对清政府的作用也比我们原先认识的要大得多，而且越来越大。同时，它们也表明，清政府并不像我们原先认识的那样顽冥不化。我们原先的认识是否需要改变一下？

（三）直接和间接地宣传了秋瑾及其革命事迹和思想

对“秋案”后新闻舆论的分析，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尽管许多报刊出于种种目的，都矢口否认秋瑾在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尽管不少报刊虽然同情秋瑾，但是他们并不倾向革命，也并不将秋瑾当作革命家来宣传，但是，这些报刊在一定范围内将多数人的倾向和意见不断地传播和沟通，使触及到的人们产生了共鸣，并在有意和无意之中认可、趋同，使得秋瑾这一女革命家为人们所认可、敬仰并仿效。“秋案”后，新闻舆论逐渐强化为社会中的舆论权威，进而引发显著的作用。

“秋案”发生后，许多报刊介绍了秋瑾生平和她的诗文，如秋瑾牺牲后的第4日，《神州日报》接连以“革命风潮肖像”为题，刊出秋瑾的照片及其爱国诗作手迹，并附文字介绍。秋瑾就义不到10天，吴芝瑛抱病写出《秋女士传》、《纪秋女士遗事》。她所作有关秋瑾的传记，各报广泛地予以刊登，影响很大。除此之外，一些与秋瑾有交往的人士也写了不少纪念秋瑾的文章，如《神州女报》第一号上，载有徐寄尘的祭文《祭秋女士文并序》和王钟麒（天僇生）的《秋瑾女史哀词》等。这些，不仅起到使得社会各界对秋瑾多方面了解的作用，也为秋瑾诗文和思想在各地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秋瑾的诗文，如“恢复江山劳素手”、“我欲期君为女杰”等，豪情奔放，对青年妇女和知识妇女有特别的感染力，不仅使秋瑾在他们心中成为爱国女杰的形象，而且也对其中一些人走上反清革命道路有一定的作用。正如《敬告女界同胞》一文所说的那样：“政府及野蛮官吏之罗织党狱也，岂非欲示威于天下，以惩前毖后乎？然吾知继秋瑾之后者，将闻风接踵而起，崇拜之，欣慕之，女界革命之传播必速于置邮而传命，今日者特其起点而已。政府诸公果能举二万万之女子而尽杀之斯耳？否则，民智大开，禁闭乏术，人人可以革命，即人人可为秋瑾，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一秋瑾易杀，而千百秋瑾难除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新闻舆论对秋瑾和秋瑾革命思想有意无意的宣传，启蒙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精神。这里有两个十分典型的例子。一是1911年武昌起义后，浙江迅速光复，清政府在浙江的统治迅速地垮台。无疑，这与“秋案”发生在浙江以及“秋案”后新闻舆论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二是武昌起义后，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北伐队、女子军、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浙江女子队、女子国民军、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妇女武装，纷纷涌现，为光复各地、建立民国立下功劳。这些妇女，能像男子那样投身于反清革命，许多就是受有关“秋案”新闻舆论影响，如辛亥革命女子北伐队在其发起宣言中宣称：“于是倾奁倒箧，大集军资，扫穴犁庭，共除虏虐，乃看革命功成，克奏罗兰伟业，待到共和局定，聊慰秋瑾幽魂。”

“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影响者，尤非浅鲜。”可以这么认为，如果“秋案”后新闻舆论在具体的目标上是针对贵福和张曾敭等人的话，那么在社会影响上却涉及到整个清政府。因为舆论通过劝导、号召、感染、暗示、熏陶，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导统一到既定的方向上来，给人们的言行提供不可抗拒的导向。这个导向就是新闻舆论对“秋案”的广泛持久的报道和评论，扩大了秋瑾和“秋案”在社会的影响，促使更多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人清醒过来，也即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反清的革命宣传，促进广大人民的觉醒，壮大了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浪潮。这是有关“秋案”新闻舆论的另一个成果。

综上所述，有关“秋案”的新闻舆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说出了相当部分人所要说的话，表达了相当部分人的心情，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结果也是可圈可点的，甚至有点出人意外。这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是十分成功的，与我们的传统观念大不一样。从这点来讲，“秋案”后的新闻舆论基本上达到了它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新闻媒介对“秋案”的广泛持久的报道和评论，成了清末一次较为成功的舆论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