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皋社众多的雅集中，有一项重要而特殊的活动贯穿始终，此即每年十二月十九日适逢苏轼生辰日的“寿苏”雅集。

寿苏雅集的地点多选择在高氏准园（位于今马市街）。准园本为清儒许宗彦的故宅“鉴止水斋”，其内杂树缤陈，名花错设，自归高氏以来，更是精心布置，巧妙经营，建有“辟言精舍”“桐花吟馆”，满置吉金乐石、古书名画，可谓流风未泯，益增风雅。然而，选择准园举行“寿苏”活动并不仅仅是因为此处的园林之美，文物之盛，还在于园主高时丰与曾经的杭州太守苏轼之间的因缘巧合——高氏与苏轼出生于同一岁次丙子。苏子生于北宋景祐丙子年（1036），而高氏则是清光绪丙子年（1876）。富藏金石书画的高时丰对于有关苏东坡的文物遗迹如画像、墨迹、法帖、砚台等，当然也是倾力购藏，数十年积累所得，亦颇为可观。东皋社的“寿苏”雅集一共举行了九次，每一次都是高流云集，极尽风雅蕴藉之能事。

1930年1月18日（旧历己巳十二月十九日）第二次寿苏会，社员二十余人以及外客十余人在高时丰的招请下，置觞于准园。席间，高氏欣然取出所藏的历代《东坡画像》百余幅，还有东坡遗墨数种一一陈列，尽供众人品第赏鉴。并且，高氏还精心准备了玉糁羹、豆粥以佐餐。据说当年苏轼被贬官海南时，陪侍的三子苏过以山薯等烹制成玉糁羹，以供餐补，东坡甚以为美，遂即兴作诗一首，赞曰“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众人在觞饮、品羹、赏画、咏诗中追念怀想、畅叙纵谈，至午后三四时方才散去。

然而，这一日的欢聚让园主高时丰仍然觉得意犹未尽，因此，他特地嘱托郑遗孙和马叙伦分别为其绘制《准园寿苏图》、撰写《准园寿苏图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和再现此次盛会，所谓“托其意，以寄遐想；存其迹，以为异日兴感之由”。郑氏费时半个月，绘成极精细之图，其规矩绳墨与园中真景仿佛相类。马氏的记文不仅描述了当日的盛况，还一一记录了雅集参与者的姓氏：

“是日雅集同人，到者龙游余越园绍宋，衢县徐心庵瑞征，绍兴陈众孚允，诸暨陈叔辛诜，海宁都筱蕃俞、许伯遒闻铎，余杭俞彦文人蔚、序文人萃，湘潭袁巽初思永、袁潜修思古，杭县武劼斋曾保、范效文耀雯、叶品三为铭、项兰生藻馨、王芗泉锡荣、邵裴子长光、程仰坡学銮、郑梅庵遗孙、胡穆卿希、阮性山、高存道时丰、高野侯时显、高络园时敷、马夷初叙伦，都二十四人。是日主人复招客十有四人，金华王孚川，江苏戴鹤皋、刘云叔、陈伯衡，绍兴王竹人，杭县朱畅甫、孙少川、杨见心、许季明、钟郁云，及主人之弟怡益、从弟孟徵、从子颖晖、子种皋。”

这一名录本身已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1933年1月12日（旧历壬申年），又值寿苏之际。是日，大雪纷飞，社员们不为所阻，仍约餐于准园。到者共有20人，原先的宾客如王孚川、刘云叔、陈伯衡都已先后人社，又有新增社员7位：杭州丁辅之，武井藩曾傅、徐行恭，绍兴孙世伟，黄岩王念劬，闽县张准，嘉兴沈炳儒。园主邀约同人登楼赏雪，俯览全城之胜。新朋旧友相聚，自是欢颜笑语，不胜欣悦，然而当高氏取出三年前郑遗孙精心绘制的《准园寿苏图》时，诸人不禁悲由心生。原来郑遗孙在绘成此图后不久即身染重疾，已于1932年1月9日作古，其身后萧条，言之令人鼻酸。

社友展读遗卷，追念故交，皆叹人事难量，顿成陈迹。于是，高氏延请余绍宋为绘《寿苏第二图》。余氏欣然提笔，在“辟言精舍”尽一日之力绘成，并撰《图记》。高时显以隶书题引首，高时丰跋曰：“此卷笔墨超隽，兼有文(文徵明)、沈（沈周）之长，惜不能使梅庵（郑遗孙）见之，相与欣赏。”时隔两年后，又有徐行作《寿苏第三图》，陈诜撰《第三图记》。

▲准园寿苏第二图并记（长卷）（局部）

▲准园寿苏第二图并记（长卷）（局部）

1937年1月31日，正逢苏轼诞辰九百周年，社员们在意山园循例举行纪念活动，此次参会人数尤众，然而这也是最后一次“寿苏”。

民国的杭州城，西有西泠印社，东有东皋雅集，一个以研究篆刻印学为重，一个以研究书画为主。然而随着抗战的爆发，加上东皋别墅的衰败、忠义祠的被拆除，东皋社无奈解散之后，再也无力恢复。1959年，解放路向东延伸施工时，皋园遗迹仅留下一隅作为街心绿地，还有几株古樟树。20世纪80年代，杭州市政府开辟了金衙庄公园。2001年，经过整治的金衙庄公园焕然一新。如今我们漫步其中，只能遥想当年皋园的“清溪贯中园，辉映层楼台”，“佳境惬幽赏，欲去还迟回”，在追忆和猜测中，体会东皋同人的兴致和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