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所，顾名思义就是：被关押在所内的人犯必须通过劳动自食其力，还要接受矫正教育。如果这两点就是劳教所的本质特征，那么，清代的自新所、洗心局、迁善所的确都可以称之为带有“劳教”色彩的机构。但是，如果我们将现代劳教所与现代的监狱作一对照，就会发现劳教所的本质特征并非如此简单。

现代劳教制度一度与现代的监狱制度并行，劳教制度派生劳教场所——劳教所，监狱制度派生劳改场所——监狱。

现代劳教所与现代监狱的共同之处是：都是关押人犯的场所，都注重被押人员的劳动和矫正教育问题。所以，劳动和教育并非劳教所独有的本质特征。

现代劳教所与现代监狱的不同之处是：两者的关押对象完全不同：监狱内关押的都是受到刑事处罚后的罪犯（即使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清白之人，当时也戴着罪犯的帽子），他们的监禁年限都是根据其所犯之罪对照《刑法》而确定的。而劳教所内关押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属于轻微违法行为，够不上刑事处分的人；二是根本就没有违法，而是被官方认定为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人。（比如所谓的“右派”分子，又如上访维权人员等）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刑法》（或称《刑律》），而劳教所撇开《刑法》关押人犯，甚至关押那些根本就没有违法的人员，这应该是其最鲜明的本质特征。正是因为这一本质特征，劳教制度受到了广大公众的质疑，并在不久前被正式废止。

那么，像这样撇开“刑法”（或称《刑律》）关押人犯的劳教所，在清代有吗？

清代刑律曾对窃贼的惩处作出明确规定：“赃数在50两以下者，处以杖刑；赃数在50两至120两之间者，于杖刑外另加徒、流等刑；赃数在120两以上或三犯者，绞监候。”

可见，窃贼盗窃的财物价值没有超过120两白银，是不判死刑（绞刑）的。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三犯者，绞监候”，即不管你盗窃的财物价值是多是少，只要你盗窃的次数达到三次，那么就要判死刑了。

原来，清代刑律还有规定：窃贼第一次被抓，要在其右臂膊上刺“窃盗”两字；第二次行窃被抓，要在其左臂膊上刺“窃盗”两字。两手臂膊上都有字的窃贼，再次被抓，就要处以死刑了（绞刑）。

所以，当时的舆论认为：不少窃贼是因为生计断绝而尝试偷盗，一旦被抓刺字，乡邻不齿，佣工手艺人咸畏惧，谋生就更为艰难。而小偷小摸三次，就被处以死刑，实在是太严酷了。应该为初犯或再犯的窃贼寻找一条生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十年（1745），苏州三县（吴、元和、长洲）创办了专门收容初犯或再犯窃贼的自新所。窃贼进所后，“每名照囚粮例日给米一升，钱五文，并酌给资本，教习学绩纻、纺绵、捆屦、织席等事，俟其技艺娴熟、糊口有资，即将口粮住支。一年之后，察其果能悔过迁善，查交切实亲邻保释。每晚责令典史查封，并拨妥役看守”。

自新所既实施“管束之法”，又推行“谋生之道”，具有劳动和教养的性质，但是，自新所关押的都是受到刑律处罚过的窃贼（罪犯），显然与现代的劳教所明显不同。这样的自新所可以称之为“罪犯矫正之所”。

此外，自新所后来出现的黑狱化倾向，也与现代的劳教制度无涉，那是衙役们将本来应该送进牢狱的待审人犯、证人，先送进了自新所，私自审讯，借机敲诈，甚至还诬陷无辜平民，随意扣上“窃盗”、“窝赃”等罪名，勒索钱物。这其实是清代的衙役们借自新所的房屋开设的私牢。所以，在道光年间，曾有县官对衙役的此类做法大加谴责。最后，连皇帝都要下令：拆废这些黑狱化的自新所。

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1864）之间，由洪秀全等人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纵横18个省，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不少名门旧族的子弟就是在这场风暴中“失教废学，误入下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治十年（1871），冯桂芬、冯芳植父子在苏州创办洗心局，专门收容失足、失教的名门旧族的子弟。

苏州洗心局制定有专门的章程，主要内容如下：

“此举专为兵燹后名门旧族子弟失教废学、误入下流者而设，年岁以二十左右为度。”非名门旧族子弟，或年龄过大、劣迹过多者一概不收。子弟入局时须父兄或亲族出具“保结”保送，写明“如有疾病意外等事，各安天命，与局无涉”，并说明子弟性情举止、所犯过错和读书习业情况，以便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在生活待遇方面，子弟每人独居一室，以免群聚生事；“每日一粥两饭，饭菜与局中司友无异”，不得私吃零食，“水旱烟亦不准吸”；亲属不得私下探视和递送钱物。